【摘要】青年发展型城市是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与城市创新创造活力相互激荡、青年高质量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的城市发展方式。本文深入分析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时代要求、青年发展与城市活力的互动演化机制，以及青年发展面临的多维需求和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立足需求识别和生态赋能，提出新时代营造青年与城市共生系统、推动青年活力与城市活力相互促进、青年发展与城市发展相互成就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青年发展型城市 互动机制 需求识别 生态赋能
【中图分类号】D432.6；F124 【文献标识码】A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城市化的持续深入推进，我国城市发展范式正经历从“资本驱动”向“人才驱动”的深刻转型。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在国家层面将青年发展纳入战略议程，并明确提出“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塑造青年才能塑造未来”。2022年，中央宣传部、国家民委、共青团中央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强调“青年发展型城市是指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积极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理念，更好满足青年多样化、多层次发展需求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断优化，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与城市创新创造活力相互激荡、青年高质量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的城市发展方式”。与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提出的青年友好城市建设相比，中国方案更强调“青年有为”与“城市友好”的双向互动，“青年活力”与“城市活力”的相互激荡，“青年发展”和“城市发展”的互促共进，既关注青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注重发挥青年在增强城市活力、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能动作用。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不仅是我国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重要部署，更是城市发展逻辑的根本变革——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特别是“以青年为本”，从“资本驱动”转向“人才驱动”，从“规模扩张”转向“活力提升”。本文将通过深入分析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时代要求、青年发展与城市活力的互动机制、当前政策实践及其创新思路等，为进一步推动我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时代进步呼唤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系统性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在社会结构、产业形态、科技革命与治理目标等多个维度形成复合效应，从根本上重塑着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
首先，社会转型倒逼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根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国青年的年龄界定区间为14—35周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我国14—35岁青年人口占比从34.7%下降至28.38%，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则从13.26%提高到18.70%，2024年占比进一步达到22.0%，形成“老龄化”“少子化”与“青年流动性极化”并存的格局。这种人口结构的“剪刀差”正在重构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一方面，青年人口绝对数量和所占比重的缩减迫使城市重新思考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另一方面，青年群体质量的结构性提升（比如，2010—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6.5%提高至60.2%）为城市创新能级跃迁提供了可能。社会结构的转型要求城市必须突破传统的人口红利依赖模式，转向以人力资本增值为核心的发展路径。而青年是最具发展潜力的人力资本①，城市必须通过建设青年友好环境，加强青年人力资本积累。
其次，产业升级推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当前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正在深度调整和重构，对我国产业发展形成双重压力。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对青年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持续衰减；另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快速发展，新兴领域对青年人才的需求缺口持续扩大。根据人社部测算，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目前缺口超过500万，供求比例为1：10，人才供给严重不足。这种结构性矛盾带来了产业和空间上的“双重虹吸效应”，如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通过打造“数字产业高地”和“数字人才高地”吸纳了大量高技能青年人口，而部分传统工业城市则因人才流失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困境。加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对于城市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科技创新呼唤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经济学家佛罗里达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和创意经济时代②，学术界普遍认为当今社会已进入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为显著特征的创新创意经济时代。创新创意经济时代的突出特点就是将人才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源，特别是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和培育。创意经济理论认为，在创新创意经济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更多取决于其能够吸引、留住和动员创新人才的能力。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加速迭代更强化了这种分化，大语言模型、量子计算、元宇宙这类前沿领域的技术突破往往发生在青年人才集聚的创新群体中，“青年浓度决定创新密度”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现代城市发展定律。
最后，治理转型要求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新征程，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着力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不断向纵深发展。青年期是人类生命周期的重要阶段，也是人类群体的重要构成。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体现了新型城镇化的治理目标转型和价值升维，即从关注物质空间扩张转向注重人力资本增值，从追求规模效益转向注重发展质量，从代际资源竞争转向全生命周期支持。
青年发展与城市活力的互动演化机制
青年发展一直是城市活力与文明演进的核心命题。青年发展与城市活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双向建构关系，这种互动机制通过经济创新、社会参与、文化生产与空间重构四个维度展开，并形成“人才集聚—要素重组—生态优化—价值增值”的螺旋式上升循环。理解这一机制，对破解城市发展动能转换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创新维度，青年是“知识溢出放大器”。青年在25—40岁阶段的知识创造效能达到峰值，认知的灵活性使其成为突破性创新的主力③。同时，青年群体的高流动性特征和社交网络的“弱关系优势”④又使其成为技术扩散的重要载体。大量研究与实践表明，青年人才集聚产生的知识外部性可以使区域创新产出密度显著提升。比如，深圳市南山区高度聚集的青年研发人员带动了数字经济的显著增长，杭州未来科技城以“90后”创业者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体使技术转化周期明显缩短。青年群体天然具有的发展活力，使其更易通过跨领域协作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催生出“1+1>2”的创新涌现和网络放大效应，从而极大增强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力，形成正反馈循环。
在社会参与维度，青年是“治理转型催化剂”。一方面，青年对新技术、新文化、新生活方式的敏感度倒逼城市制度系统和治理体系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从而增强其适应性学习能力，缓解传统科层体制与快速社会变迁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青年群体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参与渠道，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向更具包容性和敏捷性方向转变。社会资本理论显示，青年社交网络的平均节点数要明显高于其他群体，这种“弱关系优势”有利于提高整体社会的包容性。同时，青年群体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掌握，特别是“Z世代”对数字技术的天然适应性，能够显著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如北京、杭州等城市设立的“青年议事厅”不仅使一些政策的制定周期明显缩短，也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并通过代际知识转移部分弥合了政策供需落差。
在文化生产维度，青年是“价值创造转换器”。当前，青年群体形成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亚文化社群，这些亚文化社群具有巨大的文化生产和创新势能，如青年通过构建兴趣社群、开源社区、创客空间等形成去中心化创新协作网络，极大提升了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能力。DeepSeek的横空出世以及抖音、小红书等的巨大文化影响力和文化生产力就是典型例证。同时，青年也在通过编码—传播—商业化的三阶段转化，持续重塑着城市文化资本。如故宫文创团队不仅打响了“故宫文创”IP，还带动了全国性的“国潮风”和“国潮消费”，极大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转化效率，增强了国民的文化自信。又如青年主导的“剧本杀+”业态在全国各地催生了一大批新型文化空间，有效提高了城市商业设施的使用效率，创造“场景经济”新范式。
在空间交互维度，青年是“功能迭代发动机”。青年生活方式的变革正在重塑城市空间逻辑，催生出“融合空间”“共享空间”“第三空间”等城市空间新形态。如广州琶洲试验区通过垂直整合人才公寓、共享办公、商业配套等打造“职住创”融合空间，使青年通勤时间大幅缩短，跨领域合作频率明显提升。又如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城市在其创新孵化器中设置了大量共享会客厅、共享会议室、共享办公间等共享空间，有效促进了跨界交流与创新产出。咖啡馆、书吧等“第三空间”不仅是经济活动载体，更成为年轻人交往、学习、办公、价值碰撞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场域，成为建设24小时活力城市的重要空间载体。
青年发展的多维需求与现实困境
青年发展问题本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青年群体需求、社会资源分配与制度体系供给的集中体现。202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5749元，随着我国社会整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青年群体对美好生活和自我发展的需求更加强烈，其需求结构已从单一的经济诉求转向涵盖经济安全、社会归属、文化认同、自我实现的复合系统。然而，政策供给的滞后性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会使青年发展面临需求升级与供给错配的深层次矛盾。本文将从青年发展的视角，深入分析其面临的多维需求和现实困境。
在经济安全需求层面，青年群体面临着住房与就业的复合压力。安居乐业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和前提条件。但是，一方面，我国主要城市长期高企的房价使青年群体普遍感到“安居”难。根据麟评居住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数据，2024年我国100个重点监测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为10.3，其中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为26.1。同时，重点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房屋租金较高。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过程中，产业结构转型、劳动生产率提升以及人才供需结构不平衡等原因，使部分青年面临较大就业压力。
青年群体面临的住房与就业压力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的，极易引发连锁反应，形成系统性困境。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部分青年日均通勤时间接近3小时，调查显示其社交频率和职业培训参与率等均出现大幅下降。同时，当住房支出占青年收入的比重超过1/3时，其教育投资、健康消费等发展性开支往往也会被迫削减。而居住压力又会导致青年人力资本投资萎缩，影响其就业竞争力，形成“低储蓄—低投资—低技能—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不仅影响青年个体发展，还可能引发社会活力衰减。
在社会归属需求层面，青年群体面临参与权与归属感的双重缺失。在参与权方面，青年在公共决策中的参与不足，相关调查显示，地方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过程中青年的参与大多数停留于听证环节。一些数字政务平台虽然提升了青年诉求表达的便捷性，但诉求解决率总体不高。在归属感层面，由于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地缘纽带渐渐松动，而数字社交又难以替代深度关系的建构，“数字化孤独”现象逐渐凸显。2023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近70%的Z世代用户倾向于线上社交，通过网络拓展朋友圈，以弥补其真实社会的社交需求缺口。《2023年轻人社交态度报告》显示，我国年轻人在真实社会中平均仅拥有2.5个好友，近六成年轻人知心好友不足2个，51.26%的年轻人觉得在现实中认识新朋友困难。人均上百个微信好友的社交广度与真实社会交往形成巨大反差，虚拟点赞构建的脆弱关系网络加剧了青年人的情感原子化和社会孤独感。
青年群体面临的归属感不强等问题，本质上是社会系统适配失调的投射。一方面，个别政府政策制定和公共资源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青年人的真实需求。例如，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新业态从业人口急剧增加。据测算，我国目前数字经济领域的就业岗位已接近2亿，占总就业人口的1/4，其中绝大部分为青年人。但相关政策制定（如传统就业管理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并未充分考虑这类新型用工关系，致使这些新业态青年从业人员在劳动报酬、职业安全、社会保险、休息休假、就业服务等方面的基本权益未得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城市更新中青年青睐的复合型文化空间供给不足，青年的社会归属感不强影响其社会参与动力，社会参与动力不足加剧社会疏离感和孤独感，社会疏离感和孤独感又会进一步削弱青年们的社会参与动力和发展活力。
在文化认同需求层面，青年群体正经历传统与现代、本土性与全球化的深度碰撞。当代中国青年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深入推进和中国快速崛起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开放和信息的流通，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对当代青年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青年群体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也在增强。这种传统与现代、本土性与全球化的文化碰撞给当代青年带来了无限思想活力，但同时也在文化认同层面带来新的冲突与挑战。例如，青年群体普遍渴望成功和自我实现，却又反感传统的成功学叙事。在“内卷”压力下，部分青年用“躺平”文化进行消极抵抗，但又为《哪吒之魔童闹海》中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台词而热血沸腾，这反映出其内在价值体系的摇摆和冲突。又如，在家庭关系方面，我国历来强调孝道和家庭责任，而现实社会则更加强调个人独立和自我实现。在职业选择方面，父母更强调稳定与安全，而青年则更看重创新和发展。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以及各种现实压力使得一些青年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往往矛盾纠结：既想满足父母期望，又想追求个人发展；既想保持稳定，又想追求创新，从而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再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国民富裕程度的提升，大批青年出国留学，但当他们学成归来时却常常遭遇国际经验的本土化适配困境，如西方注重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与中国更加注重集体主义的职场文化差异，以及一些西方理论和经验在中国的“水土不服”等。这类冲突不仅体现在文化实践的表层，更引发了深层次的心理矛盾与身份焦虑。当代青年既渴望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展现个性，又试图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归属感；既被社会现实裹挟，又在自我反思中寻求价值平衡。这种复杂的文化张力，塑造了当代青年群体独特的矛盾心理图谱和文化认同需求。
在自我实现需求层面，当代青年人遭遇多维度的结构性困境。创新创业领域存在的制度性壁垒使得部分青年创业者面临“融资难、准入严、试错成本高”的压力，繁琐的审批程序、狭窄的融资渠道以及不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不仅影响了青年人的创新创业热情，更导致一些初创项目因资源和政策支持不足而搁置。传统学历认证与职业能力评价的融合不足、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错位，使得部分青年在跨领域发展时，既缺乏灵活的学分互认机制实现知识整合，又因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僵化难以获得复合型能力的社会认可，多元化成长路径往往被单一维度的评价标准阻碍。终身学习体系的不完善更加剧了青年人职业发展的困境，使得青年人在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难以实现知识结构的持续更新，从而陷入“技能老化”与“学历通胀”的双重焦虑。青年发展生态系统的失衡带来很多挑战，如社会保障体系对灵活就业覆盖不足、职场晋升通道不畅通、心理健康支持缺位等，导致部分青年在物质积累与精神成长层面均面临较大压力。这些结构性矛盾的交织作用，不仅造成青年人力资源的浪费和创新动能的衰减，更可能引发代际公平危机以及价值认同困境，最终制约城市发展活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
基于生态赋能的路径创新
青年发展与城市活力的互动是一个包含多重反馈、动态适应和系统重构的复杂过程。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本与制度资本的共生演化，通过需求识别、制度适配、价值重构与空间响应等各个层面的协同作用，推动制度体系、空间活化、文化包容与社会网络重构，将青年需求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具有自组织特征的创新生态系统。柏林、新加坡、鹿特丹等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成功实践表明，通过系统性生态赋能，可以实现青年人力资本与城市创新活力的正向循环。针对当前我国存在的突出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本文提出基于生态赋能创新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
※制度生态重构：从“管理青年”到“发展青年”
一是优化青年需求驱动的政策体系。借鉴欧盟“100%青年城市”项目经验⑤和德国“城市实验室”模式，建立青年需求驱动的政策实验室，探索优化青年发展型政策体系。在重点城市设立青年政策动态响应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需求采集、政策模拟、效果追踪的闭环管理。例如，针对青年创业的制度性壁垒，可参考鹿特丹“创业沙盒”机制，划定特定区域允许突破现行审批框架，实施“备案制+容错清单”管理，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数字资产确权等创新要素纳入制度保护范畴。同时，建立青年发展指数（YDI）监测体系，对政策弹性和机会公平的实现度进行实时评估。
二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和跨领域职业认证生态系统。根据市场需求优化正规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体系，建立灵活多样的终身学习系统。针对日益增多的“斜杠青年”及其复合能力评价困境，借鉴芬兰的“微证书”体系，由行业协会、教育机构与企业联合制定技能技术标准，允许通过项目实践、在线学习等方式累积跨领域学分。荷兰等欧盟国家的经验表明，建立数字化的个人能力账本，并与社保、税收系统联动，可使非标准就业者获得与传统职业等效的社会保障覆盖，破解其身份难题。
三是打造“职住创服”融合型社区。参考新加坡组屋制度的社群共生理念，在城市更新特别是新区开发中要求配建“青年综合社区”，创新推动“技能培训中心+共享办公空间+可负担住房+创业孵化器”混合开发，打造“职住创服”融合空间，一体化统筹解决青年人的办公、居住、创新、生活等需求。通过土地出让条件的创新，要求开发商将一定利润反哺于社区技能提升基金，形成空间增值—能力提升—收入增长的正反馈链条。柏林的“合作社住房”模式显示，这种类型的混合开发社区模式可以使青年的住房支出成本明显下降，同时职业转换成功率明显提升。
※空间生态活化：从“功能分区”到“混合共生”
一是打造“15分钟青年创新单元”。借鉴巴黎“超本地化生活圈”经验，通过城市更新和“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开发，将废弃工业区改造为复合功能模块：每个单元集成联合办公空间、创新共享工坊、实验性文化场馆及模块化公寓，并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实现资源动态调配。东京“共享街区”的实践也证明，这类空间可使青年的社交频率提升两倍以上，生活成本降低而跨界协作增加。
二是设计“可编程弹性公共空间”。借鉴哥本哈根“弹性广场”理念，将部分城市存量空间（如高架桥下、地铁站厅等）改造为支持快速场景切换的开放平台，通过模块化设施与AR技术赋能青年自主定义空间功能。首尔“数字孪生市集”项目显示，此类空间不仅能孵化小微文化创意项目，还可通过数据沉淀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实时需求图谱。
三是构建“职住学创”流动网络。参照荷兰埃因霍温“知识环线”模式，以轨道交通为骨架串联高校、科技园与青年社区，通过定向票务补贴和特定通勤时段创业服务接入（如移动路演车厢等）等方式，将通勤时间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窗口。实践表明，这种模式可以使青年群体的日均有效学习时间显著增加、初创企业的存活率进一步提高。
※社会生态再造：从“原子化个体”到“韧性社群网络”
一是打造“数字—实体”双轨参与平台。吸纳欧盟部分国家数字公民系统的经验，为青年建立区块链身份账户，打通政务参与、社群治理、技能认证等多维接口。如巴塞罗那的经验表明，通过将政策提案权、预算监督权等嵌入数字身份，可以使青年的政策参与率成倍提升，提案落实周期显著缩短。
二是培育“兴趣—职业”转化孵化器。针对文化认同危机，可建立“亚文化—新经济”转化机制：在电竞、国风等青年文化集聚区设立“跨界创投中心”，由文化社群代表与产业专家共同评审项目，政府提供首期风险缓释基金。欧盟等国家扶持青年创意的经验显示，此类机制能够进一步提高小众文化产品的商业化转化成功率，并有效促进文化认同。
三是搭建“心理健康—职业发展”联动网络。参考欧盟“100%青年城市”项目中部分城市的“青年驿站”体系，在社区嵌入职业咨询师与心理医师协同工作站，通过AI情感计算与职业能力评估联动，为青年提供“压力诊断—技能培训—职业指导—机会匹配—心理咨询—健康援助”的一站式服务，缓解青年人的职业焦虑，提升青年人的就业率和心理健康水平。
※文化生态进化：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共生”
一是探索建立青年科技创新自由港。借鉴迪拜“全球人才社区”经验，可以选择粤港澳大湾区的横琴、南沙或河套合作区建立面向全球青年的科技创新自由港，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搭建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吸引青年研究力量落户科技自由港。同时，借鉴伦敦“创意企业区”经验，建立“文化空间认证”制度，对给青年提供文化实验场域的商业体给予税收抵扣和容积率奖励。待相关制度政策体系成熟后，再向其他地区和城市复制推广。
二是发起“文化IP共创计划”。借鉴韩国经验（如首尔的“K—SPACE”项目），利用数字技术等搭建城市虚拟文化实验室，鼓励青年将本土文化符号转化为全球流通的数字资产，并通过建立数据确权与收益分成机制，保护青年创作者的创作收益，激发青年的创新、创业、创作热情。
三是构建国际人才“在地化”生态系统。建立“文化接口”制度，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与归国青年共同设计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职业和跨文化适应课程，并将其完成度纳入企业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评估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与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评价体系，降低“海归”人才的文化适配成本。
总体而言，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生态赋能路径本质上是通过协同推进制度生态重构、空间生态活化、社会生态再造和文化生态演进，将破解青年群体发展困境转化为城市创新发展势能。这种变革不是对既有政策的“修修补补”，而是通过需求侧倒逼制度供给侧改革，进行青年发展生态的系统性重塑，探索建立“青年—城市”共生进化的新范式，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让青年在城市更有为⑥，最终实现青年活力与城市活力的相互促进、青年发展与城市发展的相互成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编号：23VHQ01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单菁菁：《激发青年发展型城市创新创造活力》，《人民论坛》，2023年第1期。
②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M].New York: Basic, 2002.
③Jones, B. F. Age and great inven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0 ,92(1), 1-14.
④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78(6), 1360–1380.
⑤100% Youth City-quality label for youth-friendly cities. https://www.salto-youth.net/tools/otlas-partner-finding/download/7678/100YCB-book%20-%20DIGITAL00.pdf
⑥孙久文、蒋治：《高质量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科学内涵与战略构想》，《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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