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立足中国道德建设实践，通过系统梳理“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与信仰”“道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等八对学理范畴，着力揭示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规律，旨在为讲好中国道德故事，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道德 新时代 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新时代加强道德建设，关键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行合一，既要将其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自觉，也要外显为日常行为习惯，通过制度化建设与社会化实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构成一个国家最深层的道德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需要很多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这些重要论述从道德哲学层面阐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属性——既是个体品德的培育根基，更是国家治理的伦理支撑；从文明演进维度揭示了其作为道德力量的历史功能——通过代际传递形成民族发展的深层动能。也就是说，在道德建设与价值培育的辩证关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构成了连接个人品德、社会公德与国家治理伦理的中枢纽带。所以说，加强道德建设，就是要切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功转化为社会道德规范时，就能形成“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德内化境界。这种道德建设模式，既是对“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传统治国智慧的当代诠释，更是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
道德与信仰的关系
道德的核心是价值观，信仰的指向取决于价值观。有什么样价值观的道德，就会倾向什么样价值观的信仰；反之，有什么样价值观的信仰，就会有什么样价值观的道德。两者统一于价值观。两者的区别在于，信仰更具有统领性、引导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信仰是更高层次的道德。没有崇高、坚定的信仰，道德难免“滑坡”。道德规范与价值信仰实质上构成精神引导的“一体两翼”：前者作为具象化的行为准则，需要后者提供形而上的价值正当性支撑；后者作为抽象化的精神追求，必须通过前者的实践展开获得现实确证。两者的辩证互动，恰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密码。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之所以能展现出崇高的道德品质，其深层动因正是共产主义信仰与革命道德准则的良性互构——理想信念为道德实践注入精神伟力，道德践履又使理想信念获得具象化表达。这种道德与信仰的共生关系，不仅印证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规律，更为新时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了历史启示与理论遵循。
道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道德属于文化范畴，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作为文化系统的价值内核，传统美德既构成民族文化认同的精神基因，又承载着文明传承的价值密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体系具有鲜明特征——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本体、以“礼”为载体的伦理实践、以“和”为旨归的文化方法，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独特的道德话语体系。检视典籍文献可见，《礼记》构建的“明明德—亲民—至善”三大纲领，确立了道德修养与文化教化的互动逻辑；《论语》提出的“克己复礼”“杀身成仁”等命题，将个体道德上升为文化使命担当；《孟子》阐发的“舍生取义”“威武不屈”等准则，赋予道德实践以文化人格化特征。这些经典论述构成传统美德的三重文化表征：其一为伦理准则体系（如“讲信修睦”“出入相友”），其二为价值取向系统（如“天下为公”“忧乐天下”），其三为实践智慧结晶（如“亲仁善邻”“守望相助”）。而文天祥“丹心照汗青”的气节、顾炎武“匹夫有责”的担当、林则徐“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胸襟，则都在不同的历史维度充分印证了道德理念向文化精神的升华轨迹。当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本质上正是激活这些文化基因，使其在新时代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
道德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
道德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相统一，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要物质富足、也要道德高尚；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道德低劣也不是社会主义。这种双向价值导向的理论根基，源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思想，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本质属性。西方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与精神信仰的严重缺失形成鲜明对比，物欲膨胀、道德失序等社会问题相伴而生。这种文明的不均衡发展，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不仅未能缓解，反而演化成更为复杂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既要实现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也要推动道德文明的全面进步，让全体人民始终拥有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和道德风貌。在享受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不断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
社会道德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社会生活是社会道德之源，社会道德是引领社会生活之帆。人们在社会生活交往中产生了道德，发生了“我”与“他者”的联系，于是“我”的态度、“我”的喜怒哀乐、“我”的追求与放弃，都反映出“我”的价值取向，即反映出“我”的道德。社会生活的物质交往实践始终是道德生成的根基，当无数个体的道德选择通过交往实践形成共识时，就会升华为具有社会约束力的规范体系。《礼记·礼运》所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生存需求驱动着利益关系的结构化，由此催生“以义制利”的道德规范体系。从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催生“信诺”观念，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体系构建，道德始终是利益关系的精神产物。但道德绝非被动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像”，其一旦形成便具有能动的价值引领功能。正是这种动态的相互作用，使得道德成为引领社会生活的无形精神之帆，既为个体提供价值坐标，又为社会整合提供文化黏合剂。
公民道德建设与社会理想的关系
人的道德价值取向直接关乎其社会理想追求的方向，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景。道德选择不仅是个体行为的准则，更是集体理想建构的基石。公民道德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象化表达，直接影响着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的形成轨迹，进而决定着社会理想追求的方向维度。即是说，每个公民的道德都会因为其价值观而指向某种理想，那么所有公民的道德汇聚到一起，就会形成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所指向的理想，就是社会理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道德领域的意识形态博弈日趋激烈。某些敌对势力企图通过解构中华传统道德根基、扭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只要我们全体公民坚守“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美德，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起同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就能抵御任何风险、克服任何困难、应对任何挑战，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树立道德模范与振奋民族精神的关系
道德模范是道德建设的旗帜，高扬道德旗帜，道德养成就有榜样，道德建设就有方向，民族精神就有力量。道德模范作为具象化的价值符号，通过“集体情感凝聚”形成社会团结的纽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旗帜。”在我们党的光辉历程中，道德模范始终是先进文化的鲜活载体。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纯粹性、雷锋“有限生命无限奉献”的实践品格、焦裕禄“鞠躬尽瘁”的公仆精神，这些跨越时空的精神丰碑共同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典范通过集体记忆的持续性建构，使民族精神实现了从抽象价值到具象载体的转化。自2007年开展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以来，道德模范层出不穷，模范故事深入人心。这些涵盖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典型类别的先进人物，既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时代文明新风树立了示范标杆，又通过具象化的道德实践感召大众竞相成为道德建设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守护者、美好生活的缔造者，提升了全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与文明素养，进而塑造出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社会风尚。在新时代，要持续放大道德模范的示范效应，构建更具活力的价值传播体系，让道德模范的精神力量在14亿多人民心中铸就坚不可摧的价值长城。
道德与党性的关系
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立德的必修课，党性就是党员最大的德。《共产党宣言》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党性作为最高政治品德的理论正当性，揭示了共产党人党性与道德的内在统一——当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高度重合时，坚守党性便成为最高形态的政治道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是最大的德”，“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坚定的党性和崇高的品德互为表里；一个具备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员，必然具备崇高的道德品质。在当前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背景下，道德与党性的共生关系日益明显。因此，党的纪律建设，必须坚持增强党性与提升道德修养并重，以坚定的党性涵养高尚的道德，以高尚的道德熔铸坚定的党性，把“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作为党性教育的第一要务。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路径，就在于持续推动党性教育与道德建设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道德先进性与政治纯洁性。
（作者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与原创性贡献研究”（项目编号：23&ZD00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祖国和人民同行努力创造精彩人生》，《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
责编/周小梨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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