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成功背后的关键是具备合理的产业分工、强有力的法治约束、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严格的环境治理以及高度发达的对外贸易等因素，并且也都曾面临着产业结构失衡、科技创新成本攀升、区域发展不均衡、环境与资源压力和政策协调困难等共性问题与挑战。粤港澳大湾区是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成长起来的世界级大湾区，正在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借鉴世界三大湾区发展经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加快建设世界级的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不仅有利于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竞争力，而且有利于在国家发展湾区经济中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关键词】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深化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协作，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湾区经济。”湾区经济是指依托世界级港口（群），发挥地理和生态环境优势，背靠湾区广阔腹地，产业发达、功能强大、开放创新、集聚发展、区域协同，具有世界影响的区域经济形态。①世界银行调研数据显示，全球约60%的经济体量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湾区经济作为重要的滨海经济形态，是当今世界经济版图的突出亮点、世界一流滨海城市的显著标志。其中，国际一流湾区如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等，以开放性、创新性、宜居性和国际化为其最重要特征，发挥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从起步到腾飞的发展之路
工业革命推动了湾区经济的崛起，地理区位优势和生产力变革为湾区提供了关键支持。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世界级湾区的成长，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伦敦港成为全球重要枢纽港，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东京湾区和纽约湾区成为具有全球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湾区，第三次工业革命成就了旧金山湾区。从湾区经济演进的历程来看，虽然湾区经济起步于港口经济，但在向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演进的历程中，港口基础性作用随着湾区经济的演进逐步弱化，而内生性动力的作用不断凸显，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推动湾区经济成长演进。②
东京湾区利用港口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形成产业分工明确、协同紧密的综合性经济区域，在世界三大湾区中综合实力最强。东京湾区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太平洋海岸，包括东京、横滨、川崎、船桥、千叶等城市。环东京湾分布着横滨港、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横须贺港六大港口，具备天然的地理优势，为其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分工协作上，东京作为核心城市，是日本的政治、金融、文化中心，集中了大量的金融机构、企业总部和高端服务业；周边的横滨、川崎等地则以制造业为主，形成了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带，涵盖汽车、电子、机械、化工等多个领域，产业分工明确且协同紧密。东京湾区通过港口与世界紧密相连，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与合作，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入驻，推动了东京湾区的国际化发展。
20世纪50年代后，在全球第一次产业转移浪潮中，东京湾区凭借优良港口和发达交通承接大量产业转移，迅速崛起为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群，先进生产力集中于重工业和组装业，推动了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东京湾区面临产业过度聚集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起，部分产业向外转移，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工业、服务业及新经济调整。20世纪80年代后，受经济全球化和日元升值影响，其制造业加速向海外转移，服务业发展空间扩大，先进生产力转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汽车、精密机床等领域引领全球。进入21世纪，东京湾区巩固在金融、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优势，虽然在部分新兴产业发展上反应迟缓，但东京湾区仍是日本经济核心区域，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对日本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国际影响力提升意义重大。
纽约湾区凭借优越地理位置，从港口经济起步，发展成国际化资本集聚地与物流枢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关键地位。纽约湾区位于美国东北沿海地区，涵盖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的31个县。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和交通优势，使纽约湾区拥有美国第一大港口、成为连接美国内陆与世界各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分工协作方面，纽约作为核心城市，是全球金融中心，曼哈顿的华尔街汇聚了众多金融机构、证券交易所和跨国公司总部，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服务业高度发达。周边城市则围绕核心城市发展相关配套产业，如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形成了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的格局。纽约湾区经济结构高度开放，是国际化资本集聚与物流枢纽型的湾区，其金融市场对全球资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国际贸易活动频繁，货物运输量巨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纽约湾区凭借优良港口大力发展航运和贸易，成为重要国际贸易港口与美国重要制造业中心，同时带动相关服务业兴起，为高端服务业发展奠定基础。二战后，全球经济格局改变，纽约湾区凭借金融优势发展成为全球金融核心中枢，先进生产力转向金融业、商业服务等高端服务业，其金融市场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影响重大，美元霸权更巩固了这一地位。进入信息时代，纽约湾区虽面临制造业“空心化”问题，但积极发展金融科技、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不断提升创新水平与竞争力，在金融创新和文化传播方面影响力持续扩大，始终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旧金山湾区借助独特地理和科研优势，从资源依赖走向创新驱动，成为知识驱动型湾区，引领全球高科技产业发展。旧金山湾区地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西海岸，由9个县组成，以旧金山、圣何塞和奥克兰三大城市为核心。旧金山湾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地理位置独特，气候宜人。在分工协作方面，这里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分工体系，硅谷是全球著名的高科技产业集聚地，集中了苹果、谷歌等众多世界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在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周边城市如圣何塞依托风险投资产业和高等教育产业，为硅谷的创新创业提供资金和人才支持；奥克兰则以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主，为高科技产业提供原材料和产品输出服务。旧金山湾区是知识驱动型的湾区，经济开放程度高，吸引了全球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和创新企业。这里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与产业界联系紧密，促进了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同时，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19世纪中叶出现“淘金热”时，旧金山湾区靠大量涌入人口发展起采金冶炼、港口运输和金融业，处于资源驱动的起步阶段，先进生产力集中于资源开采和基础产业，发展模式粗放。在工业化推进和二战军需的刺激下，其工业进一步发展，核心城市旧金山日益壮大。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依托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旧金山湾区以硅谷为核心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先进生产力转向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进入信息时代，旧金山湾区加大科研投入，优化创新生态，在前沿科技领域持续发力，巩固了全球高科技产业领先地位，同时产业走向多样化，从单一高科技产业主导转变为多产业协同发展，成为创新引领、多样发展的典范。
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成功背后的关键因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湾区经济现象就备受关注。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一流湾区，其成功背后的关键是具备合理的产业分工、强有力的法治约束、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严格的环境治理以及高度发达的对外贸易等因素，充分利用独特的“拥海抱湾连河”的地理优势，通过不断拓展周边腹地建成了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引领全球经济发展。
一是推动产业分工。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是湾区经济形成的基础性机制，而推动湾区城市产业分工合作是其核心城市发挥外溢作用的关键。随着湾区城市产业发展，城市幅员向外扩张，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愈发深入，最终走向区域一体化。在东京湾区，早在1956年便实施《首都圈整备法》并制定开发计划，推动湾区产业分工与协同发展，实现区域资源高效利用和产业竞争力提升。东京作为核心城市，聚焦高端服务业、总部经济与科技创新；横滨、川崎等地着重发展制造业，形成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带，汽车、电子、机械等产业集群完备。湾区城市产业分工协作也有利于提升产业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以东京湾区的汽车产业为例，丰田汽车的研发和部分核心零部件生产布局在东京，借助东京丰富的科研资源和高端人才优势，不断推动汽车技术的创新和产品升级，而整车组装环节则分布在横滨、爱知等多个城市，这些地区凭借成熟的制造业基础和高效的生产能力，保障了整车的高质量生产。这种分工模式充分利用了湾区不同城市的资源优势，使丰田汽车在全球市场上具备强大的竞争力。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分工合理避免了资源浪费，提高了效率，实现了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此外，东京的金融业、信息业等高端服务业能够为周边制造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如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市场信息咨询等，促进了整个产业生态的良性循环。
二是强化法治约束。协同发展是湾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湾区一般涉及多个行政区域，产业分工合作、城市基础设施衔接、环境保护等公共事务都需要地区之间进行协调。因此，强化法治约束有利于促进湾区协同发展。例如，日本中央政府把东京湾港口发展项目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1951年《港湾法》以及1967年《东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想》的制定，将东京湾区各港口之间的竞争关系转换成了合作关系。为协调复杂而众多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组织，推动纽约湾区的整体协同发展，1921年纽约州与新泽西州联合成立港口事务管理局，由这一跨州的公营机构负责运营纽约湾区的5座机场、5个海港，还有数个隧桥、巴士总站、综合交通设施，以及数个地产项目，包括工业园区、贸易中心、办公楼等。同时，纽约湾区通过在港口管理、区域规划、经济活动规范等各领域制定详尽法规，确保各项事务有法可依。如在港口运营方面，纽约湾区制定了严格的港口使用规范和安全标准，明确了港口运营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了港口的高效、安全运营。在区域规划方面，相关法规对土地使用、城市建设等进行了细致规定，避免了盲目开发和资源浪费。同时，政府严格执法监督，维护市场秩序。纽约湾区设立了专门的执法监督机构，对违反法规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确保法规的有效执行，为经济发展营造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三是加强产权保护。创新是湾区经济演进和湾区持续发展的引擎，三大湾区能够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高科技产业集聚区主要得益于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旧金山湾区重视产权保护，当地法律对知识产权的界定、保护范围与期限有明确规定，执法严格。例如，对于专利侵权行为，法律不仅给予受害者经济赔偿，还会对侵权者进行严厉的法律制裁，有力地保护了创新者的权益。同时，建立专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咨询、申请、维权等服务。旧金山湾区聚集了大量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专利代理机构等，这些机构能够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知识产权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保护和运用知识产权。风险投资机构与资本市场也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激励企业创新。在旧金山湾区，风险投资机构在评估投资项目时，会将知识产权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这促使企业加大在研发创新方面的投入力度，以提升自身知识产权的价值，进而获得更多的投资支持。
四是注重环境治理。湾区作为一种独特的空间组织，自然环境更适合居住创业，因此，世界三大湾区都注重环境治理，充分利用临海优势打造宜居空间，营造人才汇集的人文社会环境。旧金山湾区建立了多主体协同的环境治理机制，包括湾区区域协作组织（BARC）和地方政府联盟（ABAG）、湾区空气质量管理部（BAAQMD）、湾区保护发展委（BCDC）、大都市交通委员会（MTC）4个会员单位，更好地协调区域交通和土地使用规划，控制空气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海平面上升对湾区的不良影响。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多主体共同参与，制定严格环境标准与政策，加强环境监测与执法力度。政府通过制定严格的环保法规，如对企业的废气、废水排放设定严格标准，并加强对企业的环境监管，促使企业加大环保投入。许多科技企业在产品研发和生产过程中，注重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推动了绿色产业的发展。社会组织与公众通过宣传教育、监督举报等方式参与。当地的环保组织经常开展环保宣传活动，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同时鼓励公众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监督举报，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此外，旧金山湾区注重生态修复与资源可持续利用，通过开展湿地保护、森林恢复等生态修复项目，提升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功能，同时合理规划资源利用，确保资源的可持续供应。
五是发展对外贸易。发达的港口城市是湾区的基本单元。湾区经济依托港口而生，具有天然的开放属性，对外开放成为推动湾区经济增长的先天优势。世界三大湾区都注重发展对外贸易，更好与国际市场对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吸引全球资金、技术和人才。纽约湾区对外贸易高度发达，成为全球重要贸易枢纽。其中，纽约港作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港口之一，拥有先进港口设施与高效物流体系，每年的货物吞吐量高达数亿吨，与全球超过200个港口建立了航线连接，为货物的进出口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同时，湾区处于海陆交汇的重要位置，不仅能够通过海洋与世界各地开展贸易往来，还能借助内河、铁路、公路等交通网络，将经济影响力向内陆地区辐射。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三大湾区逐渐向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演进，湾区核心城市的对外贸易功能已由港口枢纽转型为区域或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对外贸易涵盖金融服务、高科技产品、文化艺术、农产品等。例如，今天的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金融服务贸易占据重要地位，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也使得高科技产品出口不断增长，农产品贸易则依托美国丰富的农业资源，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同时，纽约湾区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协定与合作，提升区域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纽约湾区的企业和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谈判，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通过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为本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与挑战
一是产业结构失衡。以纽约湾区为例，在向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演进过程中，纽约湾区逐渐出现产业结构失衡的困境。随着金融保险业、地产租赁业及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制造业不断外迁，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例失调。过度依赖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服务业，使得湾区经济对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极为敏感。一旦金融市场出现危机，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纽约湾区经济遭受重创，大量金融机构裁员，相关服务业也受到连锁影响，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乏力。这种产业结构向虚拟经济的过度倾斜，削弱了湾区经济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纽约湾区的这一深刻教训是个重要警示，粤港澳大湾区需要重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时刻警惕产业结构失衡问题。
二是科技创新成本攀升。旧金山湾区虽以科技创新闻名，其中硅谷更是全球创新中心，但近年来面临创新成本高企的挑战。一方面，土地资源紧张，房价飙升，导致科研人员生活成本大幅增加，使得吸引和留住人才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企业运营成本不断攀升，包括办公场地租赁、研发设备购置等费用持续上涨。这不仅给初创企业带来巨大压力，也限制了一些创新项目的开展。部分科技企业为降低成本，选择向周边成本较低地区转移，对湾区的科技创新生态造成一定冲击。
三是区域发展不均衡。东京湾区存在较为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作为核心城市，东京集聚了过多的资源，如优质教育、医疗和就业机会，导致人口过度集中。而周边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相对滞后，与东京的差距不断拉大。这种不均衡发展不仅造成东京出现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也制约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潜力，影响了整个湾区的协同发展效率，降低了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益。
四是环境与资源压力。以旧金山湾区为例，虽然旧金山湾区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探索了大量创新机制和举措，但环境与资源压力仍然日益凸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批创新型企业在旧金山湾区集聚，硅谷等核心区域的人口增长和产业扩张，对土地、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资源短缺问题。同时，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较为严重，如空气质量下降、水污染加剧等。这些环境与资源问题不仅影响居民生活质量，也对湾区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制约了湾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五是政策协调困难。湾区经济发展涉及跨行政区域的合作，因此，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是世界三大湾区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纽约湾区跨越了三个州，涉及超过1500个政府机构和不同层级的议会机构，湾区各行政区域相对独立，给政策制定及有效实施带来较大挑战。湾区不同城市和地区在土地规划、税收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很难实现统一的战略规划和协调治理。这导致一些跨区域的项目推进困难，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区域整体优势难以充分发挥。例如，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由于各地区规划不一致，出现了交通线路衔接不畅、重复建设等问题，增加了建设成本，降低了交通效率。
粤港澳大湾区：借鉴世界三大湾区发展经验，打造世界级湾区
一是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纵观世界三大湾区发展历程，湾区经济代表了不同时代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作为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成长的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拥抱新工业革命浪潮，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国际一流湾区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石化、钢铁、电子、家电、轻纺、时尚等传统支柱产业，坚持锻长板补短板，推动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新型储能、新能源等领域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网络、通用智能、生命与健康、低碳能源、先进材料、未来空间和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在未来的科技和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另一方面，加强产业协同，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从世界三大湾区的发展经验看，纽约市、东京都和旧金山市都成为各自湾区经济的“领头羊”，在发挥核心城市职能与产业外溢扩散过程中，其他城市寻求与之错位发展的产业结构道路，从而使湾区经济发展形成合力。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但也需要借鉴世界三大湾区的发展经验，明确各城市产业定位，实现产业协同互补。中国香港在金融、贸易、专业服务等领域优势明显，可与内地城市的制造业、科技创新产业相结合；广州是全国综合性门户，可强化先进制造业基地、商业服务和科教文化功能；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强，可与周边城市在产业配套上加强合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通过合理分工，打造环内湾经济圈的高效协作体系，共同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核心区，加快建设引领数智化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际一流湾区。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打造全球创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强，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抓住人类社会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按照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的要求，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三地科技创新合作，打造全球创新高地，使其成为高质量发展示范地。首先，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优化广深港和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布局，落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技平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不断增强基础研究能力，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水平。其次，建立更加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借鉴旧金山湾区硅谷的创新模式，鼓励科研院所与创新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强化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创新成果快速转化。最后，完善科技创新合作机制。发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个重大合作平台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合作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科技创新要素跨境便利流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内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个中心城市和其它节点城市的全链条科技创新合作。
三是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是自由港，广东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开放是大湾区的特质。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开放优势，借鉴世界三大湾区对外开放成功经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首先，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框架下进一步扩大内地对港澳开放，进一步梳理粤港澳三地在贸易、投资、金融、法律等领域的规则差异，以粤港澳大湾区同一领域最优的规则体系作为对接基础，扩大规则衔接的范围和深度，包括完善人才跨境执业资格认可制度，推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建立健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完善科研资金跨境流动等，提升全球资源要素配置能力。其次，推动贸易投资高质量发展。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货物贸易的质量和效益，发展外贸新业态，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全球贸易数字化领航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办好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吸引更多全球优质企业投资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最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高质量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积极探索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等领域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四是构建优质生活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之地。世界三大湾区都拥有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环境，吸引了众多高科技人才居住创业。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借鉴世界三大湾区在环境治理、文化交流、工作服务等方面好的做法，加快构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下的合作，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本质要求和战略安排来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中，粤港澳三地更需要深化青年创业、人才培养、医疗卫生等领域的紧密合作，加强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的取长补短，提高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模式；在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多样文化汇聚优势，通过举办各类文化节、艺术展览、学术交流等活动，促进多样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绿色发展方面，大力推动清洁能源使用，探索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共同守护区域内的森林、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率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五是完善区域协调机制，实现一体化发展。在借鉴世界三大湾区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创新机制的基础上，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不同制度和多个中心城市的复杂区域合作问题，加快建立健全粤港澳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首先，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加强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营商规则对接和社会管理制度衔接，追求制度多样性和互补性条件的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其次，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探索开展粤港澳三地协同立法，运用市场化法治化办法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破解制约合作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便捷高效流动。最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善从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最关切的事情出发，落实改善民生的各项举措，促进跨境就业、跨境教育、跨境养老、跨境居住、跨境环保等，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作者为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中山大学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ZDA04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毛艳华、杨思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创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68—177页。
②毛艳华：《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南方经济》，2018年第12期，第129—139页。
责编/谢帅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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