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治理出现“信任赤字”、西方企图操弄“全球南方”概念以制约中国发展之际，探寻重建世界信任之途，夯实全球南南合作之基，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当务之急。当前，中国-东南亚合作、中国-中亚合作、中非合作和中拉合作等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持续推进，为双方奠定了良好的互信基础，但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未来，需要发挥增进互信在中国与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中的政策支点作用，给予南方国家充分信任，重视在全球南方的可信度建设，实行全方位地区间合作，筑牢南南互信之基，从而收获重建世界信任之果。
【关键词】全球治理 重建信任 全球南方 南南合作 地区间主义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8.007
【作者简介】耿协峰，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与地区治理、比较地区主义、亚洲政治经济等。主要著作有《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译著）等。
导言
人类社会生活中，信任和互信一直是稀缺品，但又是这个世界的必需品，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1]。国际关系学者普遍承认信任状态对于世界的重要性，认为“信任（或缺乏信任）塑造了世界政治”[2]。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人们越来越重视作为国际体系运作基本单位的国家或“国家人”（the state person）之间持续产生的“体系信任”，认为“体系信任的运作方式就像宇宙中的‘暗物质’，不可观察但却有着看不见的条件作用模式，甚至将整个星系维持在一起”[3]。然而，在当今世界经济、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领域中，均出现了明显的“信任缺失”和“信任赤字”现象。世界正普遍呼吁“重建信任”，2024年年初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更是以“重建信任”为主题，呼吁“聚焦能够增进互信的基本原则：透明度、一致性和责任担当”[4]。因此，探寻重建世界信任之途，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研究信任和互信，以及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关系，探讨建立和增进国家间信任和互信的具体途径和政策措施，也成为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当下急务。
当今世界，“全球南方”作为一种新兴治理力量正逐步崛起，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已对“全球南方”展开热议，从概念演变到理论诠释、从舆论辩驳到中国定位、从态势分析到战略应对，虽争议不大却讨论热烈。其中一个代表性的突出观念是，“西方操弄全球南方概念，中国必须纠偏”。[5]学者们在追溯其历史根源、揭示背景原因和批判国际负面舆论的同时，主要是呼应中国外交政策主张而对西方偏见进行深入“纠偏”，强调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当然成员”和“永久一员”的地位，以及中国对全球发展与南南合作事业作出的贡献，并主张“运筹与全球南方的关系”[6]“探索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相处之道”[7]，提出“全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应对”，[8]甚至有个别学者提出“向全球南方拓展中国战略纵深”[9]或“从战略高度思考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的路径，把全球南方作为中国外交战略支柱来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经营”。[10]但也有学者发出不同声音，认为“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孤立的变量，也不是一个铁打一片的单一整体，而是与发达国家相互嵌入的全球体系的一部分。一厢情愿地以中国中心主义的角度思考南方国家，容易造成基于想象的政治盲动，也容易因为误判而透支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本底战略资源”。[11]
笔者以为，全球南方的崛起，为世界克服全球治理“信任赤字”、探求重建世界信任之途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不过，中国与全球南方发展关系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将其视作战略资源加以利用，而是如何“顺应历史大势，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12]特别是为深入开展中国与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而采取具体、明确、坚定的合作政策。为了有效推行地区间合作，首先需要以增进互信作为扎实可靠的政策支点。因此，在西方企图操弄“全球南方”概念、全球治理出现“信任赤字”的形势下，有必要特别强调增进互信在中国与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中的政策支点作用，维护好与全球南方国家间已经建立的各种信任和互信关系，不断克服种种不信任因素，为南南地区间合作筑牢互信之基，从而收获重建世界信任之果。
本文旨在强调互信和增进互信在国际和地区合作中所普遍具有的关键基石作用，并选取中国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三大主要南方地区开展地区间合作的四个实例，即中国-东南亚合作、中国-中亚合作、中非合作和中拉合作，进行地区间案例比较分析，考察增进互信如何在其中发挥政策支点作用，以及这种支点作用对中国的全球南方合作乃至世界信任重建产生了何种影响。
互信：国家开展国际和地区间合作的重要基石
从人际信任、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信任到国家间信任，社会科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对信任和互信问题已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出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其中，国际关系学界对国家间信任和互信的研究起步较晚，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建立信任措施”（CBMs）在国际安全领域广受关注而变得日益热门。[13]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逐渐认识到国际合作有赖于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因而愈发对信任问题产生研究兴趣。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这一研究近年来也已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前沿问题”[14]。总体来看，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主要围绕信任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属性、分类、测量和生成转化等方面展开研究，并不断取得新进展。[15]
虽然在国家间信任与合作的关系上一直有不同意见，但中外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日趋承认，信任和互信不仅是影响世界政治运行的关键变量，更是开展国际和地区合作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基石。比如，波兰社会学者彼得·什托姆普卡认为，“信任既是合作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16]而美国学者安德鲁·基德直接用合作来定义信任，认为信任主要是利益计算之后的一种对外策略，“是相信对方更愿意相互合作而不是利用自己的不合作”。[17]法国学者蒂埃里·巴尔扎克最近指出，信任是一种关系属性和双向过程，也是“世界政治中一种默认的政治态度”。[18]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信任在国家间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朱立群认为，信任是“决定国家之间是合作还是竞争、冲突的关键因素”。[19]尹继武认为，信任是为了应付未来不确定性与风险的一种策略，是高制度化水平的国际合作（即联盟）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认为“信任是国际合作与冲突的微观基础，因此，国家间建设战略互信和政治信任是一项重要政策目标”。[20]包广将甚至指出，国家间信任“构成了本体性安全的基础”。[21]陈丽颖认为，“合作离不开信任，尤其是长期的合作必须要有双方的互信的支撑。信任也在合作中得到发展，两者相辅相成”。[22]
中国学者还普遍高度重视信任和互信在中国外交实践中的功能和作用，认为“政治互信决定了合作命运”，将建立政治互信视为外交上增信释疑的过程，并视之为“中国外交常用的原则”。[23]针对中国-东盟合作，很早就有学者指出，“在睦邻、互信、伙伴三重关系中，核心和基础是互信。只有实现了互信，睦邻和伙伴关系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24]有学者在总结中国冷战结束以来的地区安全实践后认为，“建立信任措施是实现地区安全的政治条件，也是中国和平外交原则的实践方式”。[25]关于如何建立和增进信任，中国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大国关系和双边关系领域，包括中美、中俄、中日和中印等大国间战略互信和政治互信问题上。其中，对中美战略互疑（即互不信任）问题的研究一度产生巨大反响和热烈关注。[26]也有不少学者针对中国参与国际军备控制，中国与周边和其他地区（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非洲等）国家间开展双边和地区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广泛议题中的信任问题进行了研究。
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提出“信任赤字”问题之后，中国学者围绕这一问题逐步开展研究，重点论证了“信任赤字”对全球治理、中美关系及东亚合作等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并就如何破解“信任赤字”问题不断提出政策建议。学者们指出，全球“信任赤字”主要表现为“全球信任积累不足、信任质量不高、信任发展不平衡以及信任关系不对称”，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扩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不确定性、现有主权国家体系的不足、西方传统思维的固有缺陷、全球发展不平衡的加剧等”。[27]“信任赤字”冲击着全球治理秩序，还带来了“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特别是导致“全球治理平台不断被霸权国‘工具化’地使用”。[28]中美关系互信近年来“进一步加速流失”[29]，双方的战略互疑已从安全领域进一步扩展至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两国亟需重塑互信关系。“信任赤字”问题还长期存在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且近年来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其根源是“东亚地区长期以来信任需求较高和信任供给不足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0]至于如何破解“信任赤字”问题，学界普遍赞成中国政府提出的“坚持互商互谅”和“正确义利观”等政策原则，并主张借助多种信任生成途径（包括理性信任、情感信任和关系信任等）推动建立全球普遍信任。还有学者提出，破解“信任赤字”的关键“不仅在于促进国家间信任的建立、增强和修复，更在于努力寻求合作中信任供给与信任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尽力促成信任与合作之间的“良性循环”。[31]
信任和互信不仅是国家开展国际和地区合作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基石，从对外政策选择的意义上看，互信本身就是合作，建立、重建和增进互信乃是国家开展国际和地区合作的优先选项和政策支点。古语云：“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一国在制定总体对外战略后，如何将其落实为具体的对外政策就成为关键问题。对外政策选择既需要寻找重点和节点（时机），更需要找准“支点”。所谓“支点”，通俗地讲就是“打开局面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是“可操作、能落地的抓手”。[32]在当前全球面临“信任赤字”的格局下，重建信任与增进互信就成为推动国际和地区合作的政策“支点”和“抓手”。只有认准“支点”和“抓手”，发挥其杠杆作用，以互信促合作，以合作促互信，才能推动两者形成良性循环。
建立互信：中国开展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的政策实践
当前，中国开展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33]的实践十分活跃，合作范围几乎遍及所有全球南方地区，包括中国-东南亚合作、中国-南亚合作、中国-中亚合作、中非合作、中拉合作、中阿合作、中国-中东欧合作、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等等，基本实现了“整体性合作的全方位覆盖”。[34]以冷战结束后的大约30年为区间，比较中国-东南亚合作、中国-中亚合作、中非合作、中拉合作中的各地区特点、信任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合作原则和合作政策，以及影响合作关系的现实和潜在不信任因素，可以发现，在中国开展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过程中，双方合作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基础，但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中国-东南亚合作。东南亚各国位于中国周边，与中国山水相连、血脉相亲、命运相系，双方在地理上共处于同一个更大的地区（东亚、亚洲乃至亚太）。双方合作原本属于典型的地区内合作，但由于东南亚国家已组建了一个次地区一体化组织——东盟，并且中国-东南亚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中国-东盟合作，因此双方合作又带有明显的地区间合作性质。
1991年，中国-东盟合作正式开启对话进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双方先后建立起全面对话伙伴关系（1996年）、睦邻互信伙伴关系（1997年）、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1年），经贸合作与战略互信关系不断升级，如今已成为引领东亚区域合作乃至亚太合作的“典范”。[35]中国-东盟地区间互信合作取得巨大进展，不仅在政治安全、经济贸易、社会文化等领域取得扎实的合作成果，而且在次区域合作上也有积极进展，包括澜湄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等等。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共同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双方经贸联系十分密切，社会文化交流互动更加频繁。如今，中国已将东盟确定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政策原则上，中国始终秉持“睦邻、安邻、富邻”这一周边外交理念与东盟开展互利合作。具体政策包含五个重点方向：一是继续支持东盟中心地位，促进地区团结合作；二是推动以亚洲方式解决分歧矛盾，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三是坚定奉行开放发展战略，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四是推动科技创新合作，激发地区新发展动能；五是弘扬亚洲价值观，加深人民友好感情。[36]
尽管双方互信基础已较为牢固，但中国-东盟之间仍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不信任因素。例如，南海局势几度升温，制约着双方深化互信，是双方关系中无法回避的“困局”；[37]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加大对东南亚的战略投入，持续分化、干扰中国-东盟关系，成为“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最主要外部因素”；[38]东南亚民众对华认知分化偶有加剧，部分国家如缅甸、泰国等政局不稳，对中国-东盟合作造成现实和潜在冲击；东盟为维护其地区“中心地位”和大国平衡结构而对华采取某种“战略性疏远”策略或“对冲”手段，仍然是“中国推动与东盟关系建设必须考虑的东盟变量”；[39]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各方“印太战略”兴起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能否合作推动创建更具包容性的地区秩序，也是中国-东盟合作面临的“新知行矛盾”[40]。
中国-中亚合作。中亚与中国地缘紧邻、文化相通、安危与共。中亚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中亚国家也是最早公开支持该倡议的国家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先行者。双方同属亚洲地区，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开展了日益紧密的地区合作，近年来还共同打造了一个地区间合作新机制——“中国-中亚机制”（“C5＋中国”机制）。因而，中国-中亚合作也兼有地区间合作性质。
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与中亚国家建交，并通过商签边界协定等措施积极推动与其建立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从1996年的“上海五国”合作发展到2001年的“上海合作组织”，从2002年启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峰会进程到2013年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从2012年建立“中国-中亚合作论坛”外长会晤机制到2023年“中国-中亚峰会”元首会晤机制正式成立，双方三十多年来的互信合作高潮迭起，“建立起了一种安危与共、治乱相依的信任感”，[41]树立了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的新典范。中国已就开展与中亚合作的政策原则提出“四个坚持”：一是坚持守望相助，携手建设一个守望相助、团结互信的共同体；二是坚持共同发展，携手建设一个合作共赢、相互成就的共同体；三是坚持普遍安全，携手建设一个远离冲突、永沐和平的共同体；四是坚持世代友好，携手建设一个相知相亲、同心同德的共同体。[42]其中，深化战略互信是第一位的政策任务。
中国与中亚国家至今虽然“已成为并肩前行的命运共同体”，[43]但中国-中亚合作过程中需要预防和克服的不信任因素依然存在。比如，美、欧、土、印等中亚外部势力的对华遏制和竞争压力；中亚地区新一轮民族主义的冲击，包括激进反华民族主义势力频频挑事，制造恶性排华事件，无端指责中国“掠夺当地资源、输出过剩产能、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等，以及所谓“泛突厥主义”的潜在影响；中国对中亚政治安全事务影响力有限，与中亚国家合作制度化水平不高，经济影响大而不强，等等。[44]
中非合作。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不同，非洲与中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双方合作属于典型的地区间合作。非洲已建立起非洲大陆的地区合作组织——非盟，并在各个次地区都成立了次地区合作的组织机制，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东非共同体（东共体）、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简称“伊加特”）、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中共体）等，其自身的地区合作十分活跃。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历史使命。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因而非洲国家长期以来被中国视为“风雨同舟的好朋友、休戚与共的好伙伴、肝胆相照的好兄弟”，并且是“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最积极的方向之一”。[45]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以来，从“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到“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再到“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2018年），中非地区间互信合作不断深化、升级。中国还同非洲9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3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6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7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同21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建立双边委员会、外交磋商或战略对话机制，同51个非洲国家建立经贸联（混）合委员会机制，同非盟建立了人权磋商机制，同南非建立了中非间首个政府间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等等。中非互信合作不仅体现在中国与非洲53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及非盟委员会之间的合作上，还体现在中国与非洲各个次地区组织之间的合作上，中国目前已向非盟组织和西共体、南共体、东共体分别派驻了大使，参与并支持其地区合作活动。在政治互信基础上，中非双方经贸合作也得到快速发展，社会文化合作方兴未艾。[46]政策原则上，中国对非奉行“四个坚持”和“五不”原则。“四个坚持”即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坚持发展为民、务实高效，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五不”原则即中国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47]
尽管中非互信合作成就辉煌，但仍需要高度关注一些影响双方互信的内外因素。比如，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美欧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性明显加强，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可能性加剧；内在环境变化，特别是非洲的政治与安全形势中动荡因素增多；中非关系既有合作路径和需求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对非经贸合作模式受到非洲国家需求的冲击而亟需转型升级。[48]
中拉合作。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地理相距遥远，历史上虽有“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相连，但双方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自然条件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长期缺少外交往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太平洋仍把中国和拉美隔离近30年之久”[49]。中国改革开放前，在34个拉丁美洲国家中，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也只有12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拉合作逐步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拉美已有26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中国同其中22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还通过中拉论坛与拉加地区建立了“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开启了双方地区间“整体合作”[50]的进程。
中拉地区间整体合作的契机始于2011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的成立，作为目前唯一涵盖所有33个拉美和加勒比独立国家的地区组织，拉共体已成为推动中拉合作的重要抓手。2015年中国-拉共体论坛（中拉论坛）正式成立后，中拉合作进入了“升级换代”和“构建发展”的新阶段。[51]自2013年以来，中国先后与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智利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等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国，而拉美则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中国海外第二大投资目的地，也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中国已郑重表示，将“致力于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成为携手发展的命运共同体”。[52]政策原则上，中国表示将继续坚持平等相待，始终真诚相助；坚持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坚持交流互鉴，巩固世代友好；坚持国际协作，促进公平正义；坚持整体合作与双边关系相互促进。[53]
中拉关系虽发展迅速，但相互间的认知了解仍然有限，不免存在疑虑、分歧等不信任因素。比如，近年来拉美地区政坛乱象丛生，左右博弈加剧，各国内外政策面临一定不确定性；拉美国家经济风险持续酝酿，长期存在经济结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足的问题；中拉在发展认知上存在部分差异；美国持续干涉和阻挠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等等。[54]
增进互信：中国开展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的政策支点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中国开展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与全球南方国家建立起了深厚的信任合作关系。然而，双方关系中依然存在一些不信任因素，增进信任仍将成为中国推进与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的重要政策支点。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
正确解读全球南方各个地区的形势和国家特点，给予南方国家充分信任。维护主权独立、推动国家发展，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诉求，也是全球南方开展地区和地区间合作的首要目标。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者阿米塔·阿查亚指出，非西方世界开展地区合作的最终目标不是“一体化”而是“自主性”，不是像欧盟那样致力于“驯服民族主义和约束国家主权”，而是“促进民族主义、维护国家主权”，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而主张限制外来影响，经济上优先注重发展目标，以实现更强大的国家自主，在合作进程中主张采取不那么正式或法治化的制度，以免削弱主权和不干涉原则。[55]这一观点来源于对非西方世界地区主义发展真实历史的现实观察，值得我们在制定地区间合作政策时予以关注。增进互信，首先需要我们在政治上信任对方，充分相信全球南方国家能够独立自主解决自身的主权和发展问题，严格奉行不干涉南方国家主权和内政的合作原则。
当然，全球南方各个地区之间在如何维护自主性、开辟合作道路方面又有不同侧重。东盟一向坚定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主张实行以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渐进性和非约束性为特征的“软性地区主义”，同时也积极推动东南亚地区三大共同体建设。近年来，东盟不断突出自身在地区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并明确奉行不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政策。因此，中国在与东盟合作中应继续对东盟的这些制度特点和目标关切予以理解，坚持求同存异、平等相待，与东盟共商共建共享，持续出台推动各领域更紧密合作的政策，共同培育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协商一致的互信合作理念。
中亚国家间一向矛盾丛生，容易被视为地缘政治上的“破碎地带”，受俄罗斯的特殊影响及区外大国的争相拉拢，其独立自主性受到很大挑战。但中亚国家普遍奉行全方位平衡外交，在寻求实现本地区一体化的同时，参与多个与区外大国之间建立的“C5＋1”对话机制，并积极参加多个地区合作组织，如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合组织等，甚至主动倡议创设亚信会议、中亚无核区、阿富汗问题“6＋2”会议等地区合作机制。对于这些地区的自主性追求，中国首先应予以“广泛理解与包容”，[56]尊重中亚国家的自主选择，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妥善处理与各个进入大国的关系。近年来，上合组织的扩容和中国-中亚机制的创设表明，中国充分相信并积极呼应中亚国家的联合自强心愿和需求，最大程度地减轻其在大国关系中“选边站”的压力。[57]
非洲国家在地区和次地区合作中，尤其注重地区的独立自主性，在领土主权和边界争端等突出的地区问题上特别重视地区一致性和集体意志，[58]并且在与联合国相关机制的关系处理上，明显更强调地区和次地区机制的优先重要性。[59]中国在与非洲合作中，一向体现出对“非洲事务由非洲人自己解决”的信任和尊重，着眼于“帮助非洲国家摆脱依附状态，巩固独立成果，促进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60]并一直以平等交往和相互尊重作为发展关系的最基本原则和出发点。[61]21世纪以来，面对非洲国家对华期望的变化、美西方国家开展针对中国的非洲竞争等新形势，我们坚持以中非合作论坛为主要平台，始终尊重非洲、热爱非洲、支持非洲，展现出与非洲国家同心相向、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信任和信心。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更加重视通过经济发展和合作来摆脱对美欧的经济依附，并不像非洲那样将对地区政治一体化的追求放在优先地位。[62]但是，拉美国家在珍视国家自主权方面一点也不逊于亚非国家，“各国政府倾向于将公共政策的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拒绝向地区组织让渡主权。”[63]因此，中国在对拉合作中，也要充分尊重地区国家自主权和经济自主性要求，在信任地区国家有能力自主处理地区事务的基础上，从中拉整体合作入手，切实推进中拉合作。
重视在全球南方的可信度建设，让南方国家更加信任中国。中国既需要尊重和信任全球南方国家的现状和需求，重视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彼此合作，同时还需要重视在全球南方的可信度建设，采取切实措施取信于全球南方，让全球南方国家更加信任中国。
可信度是信任和互信概念的他者和客体方面，是指“信任客体值得信任的水平”[64]，具体包含本国对于他国而言的“可预测性、可信性和良好意图”[65]等特质。“可预测性”的政策可以理解为，要让南方国家相信我们的政策和行为是可预测的，从而打消其顾虑和怀疑。因此，“释疑”是“增信”不可分割的另一面。具有“可信性”的政策可以理解为，在与南方国家的合作中重信守诺，让它们相信中国“言出必行”，作出承诺就必定遵守、兑现。另外，包含“良好意图”的政策可以理解为，要让南方国家相信我们有真诚合作的善意，而非任何“干涉”“殖民”和“剥削”意图。可信度体现在合作双方的理性和感性等不同认识层面中，具有在长期历史交往中逐步形成的既定性特征，也在不断的关系互动中发生着变化，而且会受到西方传统势力的挑拨、教唆或破坏等外界因素的干扰。因此，中国在开展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时，必须采取特定的政策措施来建设和培养自身的可信度。
中国已经确立了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政策理念，包括对东南亚和中亚等周边外交中的“亲诚惠容”、对非外交中的“真实亲诚”和对拉外交中的“真诚互信”等。这些政策理念作为中国可信度建设的重要一环，还需落实为外交政策的具体措施，逐步制度化、常态化，并为对方真实感知、真诚认可、真心接受。比如，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和东亚地区合作，支持“东盟方式”基础上的地区合作，以及以东盟为中心的多层复合性地区合作机制网络，并重点打造“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不断升级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和经贸合作关系，在合作中主动让利（如“早期收获计划”）、主动帮助（如“清迈倡议及其多边化”）、主动克制（如“南海争端”），这些均有利于增加中国在东盟的可信度。今后，我国必须对东盟坚定奉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求同存异、增进互信”的方针，主动照顾东盟国家的利益和关切，真诚帮助东盟国家纾难解困，在经济合作中有意地“在互惠中让利”，从而真正取信于东盟。[66]中国政府在对东盟合作中，仍然需要明确态度（比如坚持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保持风度（如在“印太问题”上尊重东盟选择），增加力度（如提高交往层级，增加元首外交机会等），升高“温度”（如单方面免签政策等），不断提高中国在东南亚国家和民众认知中的可信度。同样，在中国-中亚合作、中非合作和中拉合作中，我们也需要继续释放合作善意，提高中国形象、信誉和声誉，密切经贸人员往来，优化升级地区合作机制，不断提高中国在这些地区国家及民众认知中的可信度。
实行全方位地区间合作，持续提升中国与全球南方地区间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信水平。信任南方和取信于南方，不能仅停留在政治和战略层面，还要加强并夯实全方位地区间合作。政治互信上，中国需要紧紧围绕南方国家普遍优先重视的发展目标，“尽力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间平行的发展经验互鉴与发展合作实践，”[67]大力推动“发展地区主义”进程，与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安全等目标上取得“规范共识”，并践行“实用主义、灵活性和共同进化”的合作原则，培育合作习惯，为地区和地区间共同体建设准备条件。[68]目前，中国已成功搭建起与东南亚、非洲、拉美、中亚，以及阿拉伯国家、中东欧、太平洋岛国等多个“1＋N”对话合作机制，并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互联互通实践，不断落实合作机制，增进中国与全球南方地区的总体互信水平。
经贸互信上，中国-东盟合作中已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旨在以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基础，进一步提升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并拓展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标准、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务实合作，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中亚合作将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和投融资合作水平，打造现代化地区互联互通网络，扩大人员往来，畅通货物运输，拓展农业、新能源、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非合作中，双方已宣布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和“八大行动”，将中非经贸合作水平推向历史新高；中拉合作中，双方持续强劲推动传统贸易和投资往来，并不断尝试在基础设施、绿色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安全互信上，中国与东盟、中亚、非洲和拉美地区就“建立安全与信任措施”等形成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政策互动机制。比如，中国与东盟率先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建立“中国-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晤及东盟防长扩大会框架”，积极支持东盟地区论坛等建立地区性安全与信任措施的活动，并表示愿率先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继续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推进并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深化安全互信；[69]与中亚国家建有双边和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等日益巩固的多边安全合作平台，签署并批准了《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等；在中非安全合作中积极支持非洲国家和非盟发挥主导作用，“支持非洲提升自主维和、维稳和反恐能力，支持非洲国家和非盟等地区组织落实‘消弭枪声’倡议，支持联合国为非盟自主维和行动提供资金支持”等；[70]在中拉合作中加强安全对话，推进反恐、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武器交易和核不扩散等安全领域合作，举办“中国-拉丁美洲高级防务论坛”，不断促进双方安全互信。
社会文化互信上，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教育、文化、旅游、媒体等多领域加强“软联通”，开展2024年“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等活动，助力双方人文相交、民心相通，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携手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民赓续千年友好，在教育、文化、卫生、旅游、地方交往等领域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合作，不断夯实相知相亲、命运与共的人民友谊；中国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同非方深化文明互鉴，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媒体、智库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日益扩大，中非关系的社会民意基础不断得到夯实巩固；中方提出构建中拉文明对话机制等新倡议得到了拉方积极响应，双方共同传承和弘扬“海上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教育交流、文化合作、民间交往等，形成了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格局，夯实了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民意基础。
总之，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内，中国外交都需要从上述政策方面着力、发力，不断增信释疑，提升与全球南方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互信水平，推动中国与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走深走实，从而为破解全球治理“信任赤字”、重建世界信任作出更大中国贡献。
结语
在全球治理出现“信任赤字”、西方企图操弄“全球南方”概念以制约中国发展的新形势下，探寻重建世界信任之途，夯实全球南方合作之基，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当务之急。
在“全球南方研究热”中，有研究者主张将全球南方视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整体战略性力量加以看待甚至利用，然而这一观点却容易掩盖全球南方内在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更有让人指责中国将全球南方“武器化”之虞。[71]实际情况是，“全球南方”并非一个外在于中国的概念和范畴，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和“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72]中国也一直积极开展南南合作，为促进全球南方的共同发展不断贡献中国力量。例如，中国不仅向全球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150多个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还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合作，并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73]另外，还搭建了中国-东盟合作、中国-中亚合作、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等众多地区间和跨地区性的全方位、制度化合作机制与平台。总之，中国开展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具有坚实的信任基础。
不过，国家间信任始终是国际关系中的变量而非常量，需要在国际互动中不断建构、培育和维护。为破解全球“信任赤字”，维护国际和平与合作，我们需要不断培育和增进国家间信任和互信，尽管“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猜疑和误解比比皆是，培育信任是一个充满挫折、需要善意和坚韧的过程”。[74]“在全球化和国际社会性增强的新时代，高层次信任的建立主要不是偏好和理性选择的问题，而主要是集体身份认同建设的问题；主要不是双边关系问题，而主要是多边合作和共同体生成的条件问题。”[75]这一认识启示我们，应在继续思考如何破解全球“信任赤字”的同时，将“重建世界信任”的重点转向地区和地区间合作中的互信建设，特别是中国与周边乃至全球南方各个地区的区域认同构建和地区间共识建设，恐怕这才是我们倡导重建世界信任的核心焦点和关键抓手。[76]
中国的外交实践充分证明，在中国开展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的过程中，建立和增进信任发挥着重要的政策支点作用，特别是通过中国-东盟合作、中国-中亚合作、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等制度化渠道，双方的信任合作关系得以扎实建立并不断巩固，为全球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未来，中国仍应围绕消除南南合作中的诸多不信任因素，在全球南方各个地区开展全方位外交，不断增进政治互信、经济互信、安全互信和社会文化互信，提升中国可信度，夯实南南互信之基，为重建世界信任提供中国方案、作出中国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下中国参与‘全球南方’地区合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AGJ006）
注释
[1]这是经济学诺奖得主肯尼思·阿罗的说法，转引自马克·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王水雄、罗家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1页。
[2]T. Balzacq, "Renewing the Study of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A Relational Agenda,"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2022, 7(3), p. 2.
[3]M. Ku and J. Mitzen, "The Dark Matter of World Politics: System Trust, Summits, and State Personhoo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6, Fall 2022, pp. 799–829.
[4]世界经济论坛年会，https://cn.weforum.org/events/world-economic-forum-annual-meeting-2024/。
[5]《大咖圆桌会：西方操弄“全球南方”概念，中国必须纠偏》，2023年8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3-08/14/c_1212255698.htm。
[6]李东琪：《“全球南方”的浮现：历史渊源与现实意义》，吉林大学2023年博士学位论文。
[7]赵可金：《全球南方与中国外交的新议程》，《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6期。
[8]任琳：《大国博弈与全球治理中的“全球南方”》，《西亚非洲》，2023年第6期。
[9]杨平：《面向全球南方，构建新型国际体系》，2023年2月2日，https://new.qq.com/rain/a/20230202A07AF400。
[10]门洪华：《“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国际博弈的新图景——兼论中国的战略应对》，《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1期。
[11]李小云、徐进：《全球南方能否成为中国新的战略纵深？》，《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
[12]刘建超：《顺应历史大势 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求是》，2024年第6期。
[13]赵蔚文：《西方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一些说法》，《现代国际关系》，1994年第1期。
[14]蒋芳菲：《跨学科视角下的国际信任理论研究：脉络、方法与前景》，《克拉玛依学刊》，2024年第2期。
[15][64]对于近年来国际关系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全面综述，可参见王正：《信任的求索：世界政治中的信任问题研究》，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导论第4～22、183页。
[16]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2～83页。
[17]A. H. Kydd, "Trust Building, Trust Breaking: The Dilemma of NATO Enlarg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2001, 55(4), pp. 801–828;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
[18]T. Balzacq, "Renewing the Study of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A Relational Agenda,"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2022, 7(3), p. 7.
[19][74]朱立群：《信任与国家间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20]尹继武：《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概念与联盟信任类型》，《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4～116页；尹继武：《国际信任的起源：一项类型学的比较分析》，《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3期。
[21]包广将：《东亚国家间信任生成与流失的逻辑：本体性安全的视角》，《当代亚太》，2015年第1期。
[22]陈丽颖：《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研究》，南京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
[23][66]陆建人：《政治互信决定合作命运——写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之际》，《进出口经理人》，2011年第10期。
[24]张锡镇：《中国同东盟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当代亚太》，1999年第2期。
[25]肖洋：《国家间信任：安全困境与和平——建立信任措施实践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155页。
[26]代表性研究是王缉思主编：《释疑：走出中美困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27]吴志成、李佳轩：《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中国视角》，《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6期。
[28]任琳：《“四大赤字”冲击全球治理秩序》，《世界知识》，2022年第12期。
[29]蒋芳菲、王玉主：《中美互信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2期。
[30]蒋芳菲：《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信任赤字”：演变与动因》，《当代亚太》，2022年第6期。
[31]蒋芳菲：《国家间信任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216页。
[32]李洪兴：《重点、节点、支点》，《人民日报》，2021年9月27日，第4版。
[33]“地区间合作”是指位于不同地区的国家或地区组织之间所开展的区域性合作，国际学术界常称之为“地区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或译“区域间主义”）和“跨地区主义”（trans–regionalism，或译“跨区域主义”），从属于广义的“地区合作”和“地区主义”总范畴。根据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者的界定，地区间主义和跨地区主义是指“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推动的、在各个地区之间进行制度和社会沟通的过程”。参见塔尼娅 · A. 博泽尔、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耿协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62页。本文着眼于政策分析和比较，主要考察其中所涉及的由国家主导的合作实践，但也承认其中包含由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非正式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只是不予以专门强调。
[34]吴白乙：《中拉整体合作的三重解读》，《中国投资》，2015年第2期。
[35]《中国—东盟合作事实与数据：1991—2021》，2021年12月31日，http://ne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202201/t20220105_10479078.shtml。
[36]《王毅谈下阶段中国东盟合作方向》，2022年7月12日，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207/t20220712_10718683.shtml。
[37]《吴士存：破解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南海困局”》，2021年6月18日，https://new.qq.com/rain/a/20210618A00RPK00。
[38]杜兰：《疫情下中国–东盟关系的新进展与未来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6期。
[39]王玉主：《东盟崛起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自我认知变化与对外战略调整》，《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40]翟崑：《克服知行矛盾：中国—东盟合作与地区秩序优化》，《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2期。
[41][44][57]邓浩：《中国对中亚外交：进展、经验与未来方向》，《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4期。
[42]习近平：《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在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2023年5月19日，https://www.gov.cn/gongbao/2023/issue_10486/202305/content_6883548.html。
[43]《王毅出席“中国+中亚五国”外长第三次会晤》，2022年6月8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22/06-08/9775115.shtml。
[45][46][4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7日，第6版。
[48]黎文涛：《非洲发展滞后性和动荡局部回升考验中非合作》，《世界知识》，2024年第1期。
[49]曾昭耀：《新地区主义与中拉关系的前景》，《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3期。
[50]关于中拉“整体合作”的系统论述，参见张勇：《新时期中拉整体合作的历史机遇与现实挑战》，《学术探索》，2018年第11期。
[51]吴洪英：《中拉关系正在“升级换代”》，《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2期；吴白乙主编：《面向新时代的中拉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18页。
[52][53]《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2016年11月24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201611/t20161124_7949957.shtml。
[54]曹廷、程弋洋：《百年变局下的中拉“一带一路”合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王慧芝：《中国—拉共体论坛：进展、挑战及优化路径》，《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6期。
[55]阿米塔·阿查亚：《超越欧盟中心主义的地区主义》，载塔尼娅·A.博泽尔、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耿协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12页。
[56]赵常庆：《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析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33页。
[58]李安山：《中国的非洲政策：一洲之策与全球方略之互动》，《当代世界》，2023年第12期。
[59]B. Coe and K. Nash, Regionalized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 Sou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 1–58.
[60]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
[61]刘鸿武：《中非合作40年：观察中国与外部世界变化的特殊窗口》，《国际论坛》，2019年第2期。
[62]王慧芝、曾爱平：《拉美与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比较：基于历史的考察》，《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4期。
[63]王慧芝：《中国–拉共体论坛：进展、挑战及优化路径》，《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6期。
[65]D. Welch Larson, "Trust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1997, 18(3), p. 714; 转引自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108页。
[67]徐秀丽：《中国与“全球南方”发展合作的趋势与创新》，《西亚非洲》，2023年第6期。
[68]魏玲：《发展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第1期。
[69]《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2023年10月24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11402.htm。
[7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2021年11月，http://www.scio.gov.cn/ztk/dtzt/44689/47462/index.htm。
[71]查道炯：《“全球南方”能被武器化？》，2024年3月12日，https://hqtime.huanqiu.com/share/article/4GwM930DuUw。
[72]谢江：《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2023年7月26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7/26/c_1129768124.htm。
[73]朱婉君：《新华时评：推动南南合作走向更加深入》，2023年9月19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4820.htm。
[75]郭树勇在2009年第四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上点评杨扬论文时所说的话，转引自杨扬：《国际关系的信任理论：一种社会学解读——兼析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互信》，载于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国际关系研究：探索与创新——2009年博士论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76]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探讨，参见李淑云、刘振江：《信任：东北亚区域安全合作的关键因素》，《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刘昌明、杨慧：《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东亚国家间信任建构：理论框架与现实路径》，《国际观察》，2016年第6期；王志：《制度与规范：比较视野下中亚区域一体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耿协峰、陈灵芝：《东亚区域认同与区域合作的互动实践》，载张蕴岭主编：《东亚评论（2023年第2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3年，第52～76页；张蕴岭主编：《国际区域认同概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
责 编∕杨 柳 美 编∕周群英
Enhancing Mutual Trust: China's Policy Pivot for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Geng Xiefeng
Abstract: At a time when there is a "trust deficit"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West attempts to manipulate the concept of "Global South" to restrict China's development, it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for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 explore ways to rebuild world trust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Global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t present,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such as China-Southeast Asia cooperation, China-Central Asia cooperati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Chin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which have established a strong foundation of mutual trust, continue to advance. However, it must be noted that there are also many elements of uncertainty.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take strengthening mutual trust as a policy pivot for cooperation with other Global South countries, to give full trust to other Global South countrie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increasing trustworthiness in the Global South, to implement all-round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o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of South-South mutual trust, so as to reap the fruits of rebuilding trust in the world.
Keywords: global governance, rebuilding trust, Global South,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ter-region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