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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核心提示: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持续快速发展,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提供了新支撑。“数字红利”能够推动发展与收入提升,优化要素配置,并增加社会财富。但在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也要警惕“数字鸿沟”引发的发展与分配失衡问题。财政政策能够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落实税收补贴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推动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摘要】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持续快速发展,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提供了新支撑。“数字红利”能够推动发展与收入提升,优化要素配置,并增加社会财富。但在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也要警惕“数字鸿沟”引发的发展与分配失衡问题。财政政策能够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落实税收补贴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推动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数字经济服务业 共同富裕 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2023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并对2024年经济工作作出了系统部署,提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强调“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持续快速发展,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已经成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重要引擎。积极可持续的财政政策能够在释放“数字红利”、弥补“数字鸿沟”方面提供重要保障,助力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新机遇:“数字红利”推动发展与收入提升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兼具效率与公平两大主题。在新发展阶段,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强调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缺一不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应用使得服务业的转型升级能够创新发展一批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特征的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从规模上看,数字经济推动产值增长并吸纳就业。当前,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数字经济加速融入服务业的全链生产与消费,极大促进了服务业的潜在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1.8%,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3个百分点①;2023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6.1%②。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吸纳了大量就业。国际经验表明,第三产业的就业带动效率高出第二产业20%左右。随着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稳步提升,目前我国1个百分点的GDP增幅能够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约200万个。推动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能够产生强大的资源集聚效应,提高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而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将支撑就业逐步改善,并提振家庭收入和消费信心,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

从业态上看,数字经济促进产业升级并优化分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占GDP比重为41.5%。③数字经济规模扩张趋势明显。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将重塑生产力,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顺应服务业多元化扩张的趋势,推进从业形式、产品类别、服务特征等多个层面的创新驱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与现代服务业的联系愈加紧密,产生了一批新兴产业集群,数字医疗、数字文旅、数字教育、无人经济等新模式不断涌现,延展从业者价值创造的边界。数字技术通常具有高渗透的特点,各生产要素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流动加速,能够与传统服务产业融合形成新业态、新模式,挖掘潜在价值并创造新的附加值,促进整体经济的资源共享与产出提升。数据要素的参与将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催生共享经济平台,改善用工模式,依托信息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实现财富分配更加公平。

从成本上看,数字经济缓解“成本病”并创变新财富。以鲍莫尔(W.J.Baumol)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其技术进步通常比制造业慢,随着时间推移,服务业的相对成本会不断增加。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服务业的不断扩张会拉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此即“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这一模型解释了上世纪各主要经济体产业变革的趋势和规律,对当下数字经济下的服务业发展亦有借鉴意义。④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能够缓解甚至克服服务业“成本病”:新技术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影响、促进范围经济、实现规模经济和倍增效应;通过新的职业组合、职业再造与职业创变不断延展新的职业联想、开拓新的就业边界,并以传统职业重塑整合旧有发展要素与资源,进一步对接全球价值链,实现收入财富与经济发展的同步增长和公平分配,从而在发展中平衡效率与公平,不仅“做大蛋糕”,而且“分好蛋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从布局上看,数字经济助力产业协同发展和区域资源整合。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是数据,其具有的流动性与累积性使产业聚集的区域因素重要性有所下降,服务生产者不再依赖于上下游产地与市场进行布局,数字经济企业的分散趋势相对更强。分布式生产有利于破除地区分割与地方保护,线上平台的发展有助于整合资源,助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技术服务的生产、交换与消费深入城乡各地,价值链布局更加碎片化与区域化,尤其是以农村地区的网红产品为代表的地区品牌打破信息壁垒,催生农村制造、服务新业态,创造新岗位新就业,民营企业获得更多市场准入机会和公平竞争环境,带动更多居民创业致富。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将促进产业布局进一步均等化、协调化,强化要素流动性,提升劳动生产率,创造良好新业态,参与初次分配;区域间公共服务短板补足,政府服务能力提升,税收与转移支付的跨地区调节作用加强,完善再分配;数字经济主要获益群体回馈社会氛围逐渐形成,区域间社会公益事业通过数字技术取得长足发展,提升第三次分配重要性。

新挑战:“数字鸿沟”容易引发发展与分配失衡问题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数字鸿沟”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表现出信息茧房生成、信息不对称加剧、产业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政策法规难以及时跟进等问题。

第一,数字化资源差异会引发“智能鸿沟”,机会差异不利于财富公平分配。“数字鸿沟”意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即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行业、企业、社区、个人之间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接入使用程度、数据要素占有比重、数字产业创新能力等差异引起的两极分化现象。“数字鸿沟”可以分为“接入鸿沟”“使用鸿沟”“智能鸿沟”,分别对应网络信息的基础设施接入、技术技能掌握以及数据要素使用三个不同层面。当前,“数字鸿沟”已然显现且更集中于“智能鸿沟”,即用户在数据的获取、使用以及对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掌握、应用与创新方面的差距。从全球来看,“数字鸿沟”会使个体机会不平等愈发严重:从受教育机会角度看,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人们拥有更多、更优质的资源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而在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个别人甚至处于“脱网”“半脱网”状态;从工作机会角度看,数字时代企业更加偏好具有较高数字素养的劳动者。“数字鸿沟”会加剧地区间、行业内与产业内要素流动阻滞,导致经济收入差距扩大、用工模式差异分化等问题。

第二,数字化转型差异会导致产业发展不均衡,产业分化将引发收入不均。服务业性质不同会导致其数字化融合与转型的巨大差异,对压缩服务业成本与促进要素合理分配的调节效应也会不同。通常来说,以金融业、仓储物流业、房地产业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能力较强,能够显著提升行业劳动生产率,带动就业增加与薪酬提升。以餐饮住宿业、家政服务业以及养老服务业等为代表的生活性服务业的转型速度较慢,面临的阻碍较多。生活性服务业与消费者体验直接相关,市场主体多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部分行业所需技术门槛较低、资金实力较弱,从业者数字素养不足,人力资本存量较低;还有一部分行业的服务生产具备较强的异质性和不可替代性,难以扩大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掌握数字资源中心生产环节的行业从业者可以通过较少成本获取丰厚利润,而数字资源外围行业从业者因依赖愈发重要的数字技术,承担着上升的获取与使用成本,收入极化效应加强。

第三,数字化时序差异会引发就业收入波动,转型阵痛容易导致分配失衡。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同时发挥作用,对服务业发展模式与从业者收入分配产生深远影响。以时间为轴,数字化时序差异对收入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即在转型初期收入差距逐步扩大,而在转型后期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一方面,在数字经济与服务业融合的早期,受技术替代的影响,社会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开始下降,造成相关从业者失业;另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数字红利”不断显现,全社会数字能力与素养不断提升,新兴岗位不断再造与创设,失业情况得以缓解,并且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使得收入分配更加均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从长期视角来看,数字经济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会促进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实现;但中短期转型阵痛也会导致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产生波动,并且市场调节在提升社会整体数字素养和技能方面缺乏一定的能动性。

第四,数字化地域差异会带来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力和资本两种传统要素,故类似于传统生产要素的地区差异,区域间数据要素不均衡也会导致各地产业数字化程度有所不同。当前,我国服务业数字化进程呈现自东向西、由南向北、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就发展机遇而言,东部地区与南方地区的数字经济先发优势明显,中西部等数字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地区的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较慢;就发展潜力而言,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赋能效果更为突出。数字技能人才缺乏、投资吸引力较弱、数字资产资源分散等问题,容易使部分地区错失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阻滞劳动生产率提高,拉大区域间收入差距。比如,我国东部地区因数字技术赋能服务业发展,不断降低服务业成本,并吸引全球人才与资金流入,甚至形成了虹吸效应。

新助力:财政政策为产业融合发展赋能加力、提质增效

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可以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落实税收补贴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为产业融合发展赋能加力、提质增效。从供给端来看,政府采购相关数字服务可以拉动相关产品的供给,配合税收优惠与减免政策可以减轻服务业企业经济负担,增加其创新研发投入,给予更多中小微企业发展机遇,推动社会财富均衡分配。从需求端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公共支出、降低消费者税收负担等方式刺激数字服务与相关产品的消费需求,激励相关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创设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初次分配方面,政策的稳定性能够营造良好的投资氛围,鼓励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进入数字化服务市场,优化要素分配;在再分配方面,税收补贴的合理性与可预测性有助于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通过转移支付减少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第三次分配方面,政策倾斜社会公益事业,成立慈善捐助平台,能够提升慈善事业公信力,助力形成规范的慈善捐助市场。总之,财政政策能够推动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通过规范市场竞争与监管、促进跨区域数字服务平台协同等方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与从业者合理劳动报酬水平,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第一,持续加强财政科教事业支出,优化资源配置。增加财政在科教领域的支出总量,保持财政科教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稳中有升,激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首先,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数字教育资源均等化,弥补城乡间、地区间的“数字鸿沟”。财政资金应当优先向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地区倾斜,保障社会整体的数字资源获取与素养积累,实现高质量数字教育资源供给。其次,优化科教支出结构,规范科研资金使用流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明确资金使用责任,重点关注偏远地区的科技资金使用情况,支持核心数字技术攻关与偏远地区技术升级,扩大利用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最后,完善劳动者数字素养培养体系,优化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经费分配与数字资本投入,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创意驱动与效率驱动的人才红利。

第二,税收补贴政策配合产业转型,鼓励企业合作共赢。不同特性的服务业行业融合发展有利于弥合部门分野,税收补贴政策能够给予产业发展良好导向,能够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推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整体提升,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首先,合理把控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企业所得税与商品增值税税率,提高数字资源获取中心环节行业企业税率,研究考虑数据的可税性,强化不同税种间的协调联动,规范服务业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提升社会福利总量。其次,通过适当补贴政策鼓励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的融合发展,引导数字技术兼顾生产与消费环节,平台企业结合数字技术推动消费网络与产业网络融合,鼓励餐饮外卖、生鲜电商、即时配送等消费新业态发展。最后,严查狠打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营造良好税收营商环境,以科学财税政策推进共同富裕。

第三,强化社会保障,兜牢民生底线,协调推进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社会保障制度是公平正义的“保障网”、共同富裕的“稳定器”,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通过保障与改善民生、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正、实现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首先,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优化失业保险给付标准,落实福利保障动态调整机制。其次,增设公共服务岗位与设施,发挥社区服务在促进就业中的指导作用,帮助低技能劳动者提升技能水平,提高从业竞争力。最后,完善新业态相关人才培训体系,提供公益性社会教育福利,建立产学研联合培养机制,鼓励中低技能劳动者参与技能培训与职业深造,增强其就业能力、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第四,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弥补“数字鸿沟”、挖掘数字价值、共享数字收益的重要举措,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应建立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基础上。首先,设立专项资金,财政支持向数字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倾斜,补齐区域资源短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保障空间发展均衡与要素分配公平。其次,合理利用融资,稳步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优化资金结构,提升项目建设效率。最后,规范项目管理,严控项目审核,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跟踪监督重点项目资金使用,控制大型项目建设风险,增强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规范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⑤完善服务市场体系、加快服务业提质增效,需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数字经济赋能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态、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创新,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生于烨飞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QHZX01、20YQ09)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李锁强:服务业延续恢复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网站,2023年1月18日。

②《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介绍2023年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务院新闻办网站,2023年9月15日。

③《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深入推进》,新华网,2023年5月24日。

④李勇坚:《数字化推动服务消费:理论逻辑、实践方式与政策建议》,《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2期。

⑤《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人民日报》,2023年7月25日。

责编/孙渴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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