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高铭暄（1928—），浙江玉环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法学组召集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等职。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刑法问题研究》《高铭暄自选集》等书籍，主编《刑法学》《中国刑法学》《新中国刑法简史》《刑法学原理》《当代刑法前沿问题研究》等教材。曾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国家图书奖”“人民教育家”“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
记者：从1954年到1979年，历时25年38稿，您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创制的唯一学者，亲历并见证这部法典的创制工作，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段经历好吗？
高铭暄：在我的学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经历莫过于亲历并全程见证了中国刑法立法的孕育诞生与发展完善。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后，刑法的制定被提上立法日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负责组建刑法典起草班子。经中国人民大学推荐，全国人大筛选认可，我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起草小组的一员，那年我26岁。
立法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资料和调查研究。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范围内收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1万多件刑事审判材料，提供给立法小组作为基础资料参考。立法小组又从天津市人民法院调取了1953年至1954年两年间全部刑事案件总结材料，进行分析比较。此外，立法小组还要求每个小组成员到相关部门和工业企业，对工业企业运行中出现的责任事故进行调查。除国内的资料外，国外的刑法立法现状也在立法人员参考之列。例如，1926年的《苏俄刑法典》就成为我国刑法立法的最重要的参照对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刑法典，立法小组也都一一研读；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刑法，我们本着批判吸收的原则加以借鉴。
1955年，我和参与立法的成员如期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一稿的初步拟成任务。后来又进行无数次的会议讨论，一轮又一轮的修改，较大篇幅修改就有22次。1963年，前后修改33稿的刑法典草案被束之高阁。几经曲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决策和部署之后，刑法典起草工作才再次被提上国家立法工作日程。我再一次回到立法起草小组，见证了刑法典起草工作的重启，此时我已经50岁。随之而来的又是几百个紧张的日日夜夜。在这一轮的修订工作中，起草小组又对先前的33稿草案进行了5次大幅度的修改，又先后产生了5稿草案。前面的33稿，再加这5稿，等于前后几十年有38稿，才最终制定了这部刑法典。
至今，我仍然准确地记得，1979年7月1日16时05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情形。当时我坐在人民大会堂中忍不住热泪盈眶，这是让我铭记一生的时刻。从此，结束了新中国没有刑法典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出台后，我又积极参与到一系列立法修订过程中。自1981年以来，无论是单行刑法的制定、1997年刑法典的全面修订，还是至今十余个刑法修正案的出台，我都力所能及、不遗余力地参与其中，尽我所能地提出一系列涉及刑法修改完善的问题和建议，许多建议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法学是重要的社会科学门类，您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刑法学知识体系有什么建议？
高铭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指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明确要求。具体到法学学科，我认为积极构建中国自主的刑法学知识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守社会主义制度之正，创中国特色刑法理论体系之新。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到“五个始终”：
第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地将党的政策融入刑法学研究当中。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发展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前进，党对法律制度及其实施的领导通过制定政策的方式来实现。无论参与刑法立法工作，还是从事刑法学研究，我始终坚持并强调党的政策的指导意义。
第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解犯罪和刑罚的基本方法。
第三，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断推动学术成果和实务经验之间的双向转化。始终坚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法律实践出发研究问题，这里的“实际”就是我国的国情、社情以及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
第四，始终坚持面向世界的学术品格，以我为主，合理汲取域外刑法学学理，主动将国际社会所公认的犯罪治理经验融入我国刑法学研究框架之内。中国特色刑法学是独立自主发展的产物，具有兼容并蓄的内在特质。要坚持法治文明互鉴，不断探索对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具有解释力的刑法学体系。
第五，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氛围，以扎实、严谨的学风探索中国刑法学的发展道路。要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法学知识体系。坚持法学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除了要从中国犯罪治理实际思考问题外，还要充分认识、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犯罪治理文化的精髓，并将其与当下中国犯罪治理相结合。例如，我国有“厌讼”的文化传统，刑事和解中蕴含的“和为贵”思想与我国传统的和合哲学理念不谋而合，这为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司法制度相契合奠定了文化根基。
下一步，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快步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并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
记者：您曾说过，作为一名学者，必须具有国际眼光、开放的思想和胸襟。这些年您为引领中国刑法学界走向国际舞台、积极推动合作交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15年4月，国际社会防卫学会授予您“切萨雷·贝卡里亚奖”。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高铭暄：很多人把国际刑法研究和外国刑法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归功于我，这是过誉的。其实恰如其分地讲，我只是较早倡导研究国际刑法，在推动我国刑法走向国际方面想得早一些，并做了一点实际工作而已。我认为，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有益于中国刑法学融入国际刑法学的潮流，也有益于世界了解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这里面涉及中国刑法学的国际话语权问题。
1984年，我和众多中国刑法学界的同仁参加了国际刑法学协会举办的第13届国际刑法大会，这是中国首次正式接触国际刑法学协会，是我们向往已久的事情。此后，在中国法学会的支持下，几经努力，终于于1988年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随即中国分会宣告成立。2004年9月，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协助中国法学会承办了第17届国际刑法大会。这是国际刑法学协会成立一百多年来首次在亚洲举办，也是我国刑法学界首次承办的最大规模的国际性盛会。这次会议之后，中国刑法学界以崭新的姿态站到国际刑法学学术平台上，有更多的中国刑法学者开始活跃在国际刑法学界，在国际刑法学界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2015年4月12日，国际社会防卫学会授予我切萨雷·贝卡里亚奖。这是刑法学界一项极具分量的国际性大奖，素有刑法学的“诺贝尔奖”之称。我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国际社会防卫学会把崇高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奖颁发给一位中国刑法学者，这是历史性的突破。这份光荣不仅仅属于我个人，首先属于伟大的祖国，同时还属于中国整个法学界。我从事这份职业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使中国刑法学能够早日跻身于世界之林，让世界承认中国刑法学也有其特色和独到之处。
新征程上，要继续推进刑法学的国际合作交流，与国际刑法界的同行们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立足本国放眼世界，为中国刑法界争光。要热心、尽心、耐心，增强志气、骨气、底气，既要学习他国的长处，又要敢于宣传自己，不卑不亢，达到双赢。
记者：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士生导师，您主编了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长期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2019年9月17日，您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请谈谈您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高铭暄：“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是一名教师的神圣职责。结合从教七十年的经历，我谈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要热爱专业。只要认准了专业，就要执着地追求，专业思想自始至终都不能动摇。
第二，要武装头脑。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所了解和掌握；要熟读西方近现代刑法学名著；要对本国刑法学的宏观发展有所了解，熟读当代具有代表性的教材以及公认的水平较高的专著；要熟读相关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
第三，要有良好的授课艺术。具体表现为四个“言之有”，即言之有物（向学生说明授课内容）、言之有理（有道理）、言之有据（有根据）、言之有情（有激情和感染力）。
第四，教研结合。教学能够发现疑难点，为科研提供素材和动力，科研能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教学的基础与后盾。应当妥善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实现教学和科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第五，精心指导，做好研究生培养工作。具体而言，要遵循“三严四能五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三严”即对学生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四能”即培养学生的读书能力、翻译能力、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五结合”即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研究中国问题与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在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过程中，还要抓住“三个重点”（抓政治方向、抓专题讨论和科学研究、抓学风建设），注重打基础、长能力、正学风，全面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
此外，在刑法教学领域，我还倡导了“综述研究”方法。所谓综述研究方法，是指在教学中指定某些问题让学生在全面收集中外资料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并作出文献综述、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一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拓宽视野，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了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培养自己的学术方向。如今，这种方法已得到推广并应用于刑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界的研究生教育，对法学教育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刑法学教材建设方面，我认为要编好一部教材，除了贯彻“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资料）和“三性”（科学性、系统性、相对稳定性）的写作要求外，还必须处理好刑法学体系与刑法典体系、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全面论述与重点突出以及编写教材与便利教师使用教材的关系。
记者：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深刻阐释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您参加了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并作了发言。请您谈一谈新征程上该如何弘扬教育家精神。
高铭暄：很荣幸能够参加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在第三十九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优秀教师代表致信，重点阐述了教育家精神问题，让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更加增添了自己的奋斗动力。新时代新征程，弘扬教育家精神，我有以下五点体会：
第一，要拥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政治信仰和治学报国的爱国精神。人生最宝贵的是政治生命，是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方向。在70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只有这样，才能率先垂范、言传身教，弘扬民族师魂、秉承时代精神，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培养和引导学生。
第二，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育人先立德，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每一位教师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的人民教师，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仅要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更要注重培养和塑造学生高尚的品格和道德修养，既要育智更要育人，做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专业教导者和“育人、立德、励志”的引领者；既要传播文化精髓，更要传承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坚定信仰和情怀。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将培养品学兼优的合格人才视为教师的神圣职责，努力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培养一批又一批执着崇高信仰、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第三，要有潜心治学、不断探索与创新的精神。新时代的发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着眼世界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产出引领性的学术成果，并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到人才培养中来。教师自身要具有较高的专业学术水准和理论素养，潜心治学、潜心问道，严谨求实、敢为人先，做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用力求创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提高学术的专业水平和社会实践能力。只有建设一支勇于创新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才能肩负起培养新时代人才的重任。
第四，要敬业乐教爱学生，无私奉献做伯乐。为国家培养人才是教师的第一要务，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崇高事业。要爱事业、爱学生，怀着一颗爱心去引导学生健康成长，选择并走上正确的人生之路，当好学生的引路人。新时代的教师要有爱生如子、甘当人梯的伯乐精神，淡泊名利，甘于奉献。青年学生承载着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还需在生活方面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良好的师生关系应该是亦师亦友，“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师生互助，教学相长。
第五，要做为学、为事、为人的表率和楷模。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有爱才有责任。对于教师而言，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应该首先做到，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处处自觉成为学生的榜样。教师的思想、人格与言行，不仅影响学生，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效应，正所谓“润物细无声”。因此，想要做一名新时代的“大先生”，就必须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努力磨炼和真正具备廉洁自律的道德修为和高尚情操。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厚德载物，冰清玉洁。教师要自觉提高自己的人格魅力，成为学生的育德表率和能够得到社会尊重的楷模。
立足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我们的前行方向就是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广大教师同仁珍惜这份崇高的事业，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不负使命，让“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成为我们共同的自觉追求和奋斗目标。（记者孙强 赵雨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