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冬萍 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华南师范大学系统科学与系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的系统观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然而，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新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因素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些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点瓶颈往往影响到全局性发展。因此，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系统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
系统观念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正是以解决复杂系统问题为导向、以系统整体论为理论基础、以系统方法论为核心的一种应用系统思维范式，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因此，我们只有深刻理解系统观念的方法论蕴含的价值，才能更好地运用系统观念处理我国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复杂性问题。
基于系统整体论，系统观念以系统性思维深刻认识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自然界的奥秘和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过程中，形成了还原论和整体论两种方法论。还原论认为现实世界的本质是简单性的，强调整体是部分的总和。因此，对复杂事物的认识，应该从部分开始，通过将复杂事物分解为简单的部分，然后从部分认识整体。传统的整体论则认为宇宙万物是复杂性的，强调局部决定于整体。因此，应该从整体开始，了解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才能认识事物的复杂性。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论认为，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应立足整体，从整体看局部，强调下向因果关系，强调整体对局部的产生和决定作用。同时又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因此，人与自然不是处在主客对立中，而是处在统一整体中，二者具有同构性，表现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理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科学家越来越意识到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似乎令他们窘困的事实：整体真的可以大于部分相加的总和。除了简单的物理系统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被裹罩在一张充满刺激、限制和相互关系的巨大的非线性大网之中。正是这种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的难题促使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提出“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开创了研究系统整体性的系统科学。贝塔朗菲认为，组合性特征就是依赖于整体内部特定关系的那些特征。因此，我们不仅必须知道部分，而且还必须知道关系，才能理解这样的特征。系统科学的发展揭示了事物之所以具有整体性的最重要原因是作为组成部分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即要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而不是作为实体的组成部分。非线性关系在系统存在与演化中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此，科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仅仅从部分认识整体是有局限的。要真正认识和解决“人类究竟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复杂性的”这个难题，需要一种“超越还原论”的新方法论。系统研究的发展已形成了区别于还原论又与还原论相互补充的关于系统整体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论，即一种系统整体论。
系统整体论是系统观念的理论基础，整体性是系统科学及其哲学思想的最基本概念。系统整体论强调，正是组成系统的要素之间既相互区分、又相互作用的关系，形成了能够与其环境相区别的系统边界，系统在演化中生成了组成要素所不具有的新的整体性质、功能、行为和规律，而且往往不能仅根据要素的性质和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因此，我们认识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时，需要特别强调把握系统的非线性关系，即需要形成一种系统性（systemhood）思维。系统性思维是与事物性（thinghood）思维相区别的一种整体性思维。事物性思维更多关注的是事物作为一个实体之间的差别，关注整体中组成部分及其具有的实体性和独立性，因而经常表现为以一种孤立和部分的视角看问题，以一种机械的方式解决问题。而系统性思维关注的主要是所有具体事物作为“系统”所共有的、独立于要素实体的相互关系，如前所述的“非线性关系”。可见，这两种思维方式强调了系统的两个不同方面。系统性思维不是要完全抛弃对事物性的认识，而是认为“关系”比“实体”对于我们认识一个作为系统的整体更加重要。系统性思维强调我们在理解和解决复杂系统问题时，应该从整体的层面分析和把握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系统要素与系统整体之间的关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系统性思维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应对这种复杂性挑战的新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我国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的复杂程度明显增加，全局性更加突出。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等，都是具有整体性的复杂系统问题。因此，我们只有运用系统性思维，才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把握问题的全局性和关键性，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解决我国新时期的复杂系统问题需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首先，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具有内生性和引领性；协调作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工作机制；绿色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次，只有科学把握新发展理念的系统性，我们才能更好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整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系统中的五个子系统。因此，我们应该更加注意把握五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约束、相互促进关系，甚至相互竞争和相互排斥的非线性关系，特别是一些关键性关系、突出性问题。例如，在我国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的形势下，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但是，如果我们以系统性思维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看成一个社会生态系统，那么，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则是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共同价值和目标。因此，在实践中，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碳汇能力的提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都是一种“生态红利”，与发展经济具有内在的目标一致性。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我们可以通过推动绿色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从而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可见，运用系统性思维，有助于提高战略思维能力，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复杂事物或实践问题的整体性以及系统的关键性关系，从而在实践中统筹各种关系，协同发力，产生集成性的系统效益。
基于系统演化论，系统观念以辩证协同思维，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的多元辩证性，推动高质量发展
系统如何从无序演化到有序，如何从低有序状态演化到高有序状态是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比利时学者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系统自组织演化的耗散结构理论。他认为，自组织现象是作为一个崭新的科学范式出现的，它使人们可以设想出复杂性如何在自然中出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加以探索研究。如前所述，系统的非线性关系是一个系统具有整体性的关键。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是系统演化的动力，非线性关系往往表现为一种“互斥即互补”的辩证关系，例如封闭性与开放性、自组织与他组织、确定性与随机性、竞争性与协同性关系，并且在系统自组织演化的“混沌边缘”表现得特别突出。例如，作为宏观变量的序参量来源于系统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因果作用的结果。同时，序参量又对微观的系统要素的行为具有役使作用，发挥一种自上而下的因果作用。序参量与要素之间这种复杂的辩证因果关系，是决定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演化的内在动力。
许多著名的科学家认为，系统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想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例如，量子物理学家玻尔（Niels Bohr）将太极图用在家族族徽的设计上，在这个族徽上还写上了一句拉丁文：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其意思就是（Contrary is complementary）“对立者是相互补充的”。普利高津认为，“耗散结构理论对自然界的描述非常接近中国关于自然界中的自组织与和谐的传统观点”。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则认为“协同学含有中国基本思维的一些特点。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在中国传统整体论中，“互斥即互补”是一个非常显著和独特的思想。例如，阴阳五行学说中，阴阳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是根本性的。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世界上几乎所有二元对立统一的现象都可以泛化为阴阳的关系。《道德经》中充满“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无为而无不为”等辩证思想。王夫之认为“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表达了动与静、变与常之间互斥互补的辩证关系。因此，阴与阳、有与无、盈与缺、福与祸都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关系，同时又都是阐明复杂现象所共同需要的，两者互为补充，从而构成事物的整体。“互斥即互补”的辩证关系使世界万物表现为一种动态的相互转化、相互协同的系统性关系。
我国系统科学的主要开创者钱学森先生非常重视系统科学中蕴含的辩证哲学思想。他把用系统的观点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包括人自己在内的）的科学称为“系统科学”，系统科学的最高概括为哲学性质的“系统论”，系统论则是全部人类知识最高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块基石。我国控制科学家郭雷认为，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西方传统哲学基础上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他们在社会和自然系统研究中大量运用了系统思想和方法，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了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和发展规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系统论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系统科学的先驱。恩格斯辩证法思想与当代系统科学哲学的一些概念和思想有着内在一致性。恩格斯在思考自然界及其发展历史、自然科学及其分支科学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一种整体性与层次性的辩证思维；在描绘自然界自我运动和演化的辩证图景时，提出了物质运动不灭思想，强调事物转化的内在能力，而这正是系统自组织演化机制的一个核心思想。恩格斯的质量互变规律可理解自组织临界性和复杂性突现的另一种表现。系统科学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思想，系统观念可以说是唯物辩证法在当代的一个新发展。系统观念的辩证协同思维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存在着各种需要解决的重大关系。例如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共同富裕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和关系都是具有非线性特征的辩证关系，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因此，要回答和解决这些重大关系和实践中的矛盾，我们首先要注意克服简单化的线性思维、局部机械化的分析思维，同时要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互斥即互补”的辩证思想。然后，以辩证协同性思维准确把握各种对立统一关系，解决突出问题。在理解发展的总体目标时，要以辩证系统性思维将总目标看成是一个动态演化的系统。在理解不同的阶段性目标时，要将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非线性的动态关系。在前瞻性思考和整体性推进中，掌握演化过程的不确定性，识别“混沌边缘”可能产生的新机遇，稳中求变，变中求新，才能真正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才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从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基于系统复杂性突现理论，系统观念以适应性创新思维，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发展
新时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但现代化发展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只有科学认识复杂系统演化的规律，从我国国情出发，站在时代高度，才能真正把握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方法论，才能更好地指导我国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模拟方法研究复杂适应系统的突现现象，形成了关于复杂性如何产生的理论，为系统观念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复杂适应系统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它们由大量不同要素聚集而成，而这些要素是具有适应性的主体。正是适应性主体之间相互适应性的关系，产生了新的适应性主体，每一个新主体之间又进一步产生相互适应性关系，这种相互约束、相互生成的关系会在某个临界点（混沌边缘）突现产生出某种新的性质或新的事物。在系统突现的过程中，科学家们发现：系统复杂性的产生对于系统的初始条件具有极大的敏感性，对于环境的开放性、系统的历史条件、演化路径等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可以概括为一种复杂系统的条件依赖性的定律（Condition-dependent laws）。因此，根据复杂系统突现的有关理论，我们在理解和处理现实的复杂系统问题时，首先要有一种动态生成论的观点，即在发展过程中新的有序性或新的整体性会不断出现，并且具有不可预测性，即突现性；其次，要有历史性和约束性思维，要认识到新事物的生成依赖于其初始条件、历史路径，依赖于系统与环境的开放性等约束条件；最后，相互约束的适应性是生成新性质和新整体的内在机制。
系统科学揭示的复杂性生成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生成论”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中华文化具有素朴的生成论思想，例如，《道德经》的道生万物，突出了“生”的思想。“生生之谓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思想，揭示了整个世界乃是“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动态有机整体。这种生成论思想和当代复杂系统的突现理论为我们理解和解决诸如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这类包含人类价值的复杂系统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论：适应性创新的思维。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要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各地区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包括自然、经济和社会历史条件，分析自身的优势和短板弱项，探索既有利于国家层面的发展，又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不能脱离大局、脱离实际。只有适应和服从国家大局，才能明确自己的定位和发展的方向，才可能创新发展。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复杂系统能够生成新的有序性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适应性突现，也就是一种创新。因此，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我们要对科技发展新趋势有准确的判断，面向经济主战场，提高适应性的科学应变能力，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适应性创新动力机制，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改革开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时代，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践行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因此，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我们必须提高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能力；要求我们以开放性思维、适应性创新思维的系统观念，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深入推进创新发展。纵观我国4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我国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开放性、适应性和创新性的系统观念，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系统方法论。因此，“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时，我们要强化系统观念，始终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优势条件，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在实践中，以适应性创新思维，既要有应对风险的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又要有敢于创新的勇气和魄力。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开启了“用好‘一国’优势、探索‘两制’衔接、整合三地资源、实现共同发展”的新一轮开放合作和创新性改革。各种要素在相互约束和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形成自己内在的自组织发展机制，并与外在环境形成一种适应性机制，构建出一种多元协同发展的系统格局。因此，用好适应性创新思维的系统观念，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国家战略。
总之，系统观念是我们力图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的一种科学方法论，它蕴含了系统性思维、辩证协同性思维、适应性创新思维等方法论，为我们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的多元辩证性，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提供科学方法论遵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科学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