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的天下大义与睦邻政策体现了中国历代以来的和平主张。明朝建立之初确定了“中国奠安、四方得所”的睦邻政策，不仅将朝鲜、日本、安南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而且在外交中秉持“固宜不与之较”的立场。明朝虽不干预朝鲜半岛内政，但注重对其百姓的抚绥，希望在“天下国家”之间建立起德治共识。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正是出于对天下大义的维护，尽管这一战争间接影响了中国王朝的易代，但却恢复了东亚地区的政治秩序。
【关键词】明朝 天下大义 睦邻政策 区域和平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明朝的天下构想与睦邻政策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派遣使者到三十六国传递明朝“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的消息，并阐明明朝的天下构想。在朱元璋看来，“天下”分为“中国”与“诸蛮夷小国”。明朝虽然继承了元朝的正统，但并不会继续元朝征服四夷的政策。洪武元年（1368年）颁发给安南的诏书讲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表明了明朝要以与中国“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待其他国家，并不强求其臣服。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奉天门召集群臣阐述明朝对外政策时又讲到：“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朱元璋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这一政策，在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他列出了十五个不征之国，包括朝鲜、日本、安南、占城、暹罗、真腊、苏门答腊、爪哇等东亚、东南亚邻国。除了派遣使者至三十六国外，明朝还向另外的三十一国阐明了明朝的天下大义。明朝的天下构想，旨在维系“中国奠安、四方得所”的政治格局，其中包涵“一视同仁”“非有意于臣服”的伦理规则与情感关怀。这正是对中国历代睦邻政策的延续与发展。
明朝的睦邻政策鲜明表现在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处理上。元明易代时的朝鲜半岛尚处于高丽王朝的统治之下。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派遣使者到高丽通报明朝的建立。次年，高丽奉贺表进贡，明朝册封高丽王。双方政治关系虽得以建立，但高丽不愿遵循元朝时的疆界划分，向明朝提出将铁岭以北划归高丽统治的要求。铁岭位于今日朝鲜咸镜道与江原道交汇处，原本是元朝与高丽之间的界山。铁岭以北、以东、以西居住着女真、鞑靼人，铁岭以南居住着高丽人。元朝在东北的统治瓦解后，明朝在铁岭设卫。朱元璋在给礼部尚书的谕旨中明确界定了铁岭的主权归属：“旧既为元所统，今当属于辽。”朱元璋判断高丽提出领土要求的用意在于“今复以铁岭为辞，是欲生衅矣”，但他又认为“固宜不与之较”，愿意将国境线后退，满足高丽的领土要求。明朝之所以作出让步乃是为了实现“四方得所”的睦邻政策。
明朝睦邻政策还体现在对朝鲜半岛内部事务的不干预上。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高丽右都统使李成桂在进军鸭绿江威分岛时发动兵变，回军废黜了高丽王，随后自立为王。面对朝鲜半岛非正常的政权更替，朱元璋的态度是：“我不问，教他（李成桂）自作自要，抚绥百姓，相通来往。”一方面，明确表示不干预其内政；另一方面，也关注百姓的生活安宁与中朝间的往来互通。在李成桂的奏请下，朱元璋为之选定了“朝鲜”国号。此后历代朝鲜王均向明朝求取册封，册封范围包括王、王世子与王妃。通过非正常程序登上王位者，更要借助明朝的册封来确立统治合法性。可以说，朝鲜王朝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朝的睦邻政策。
明朝对册封、朝贡有相当具体的礼仪规定，并制定了《蕃国迎诏仪》，主要见于《明会要》卷五八《蕃国迎诏仪》和《明集礼》卷三二《宾礼·蕃国接诏仪注》。朝鲜在明朝的礼制体系中居于特殊地位。除告哀、进贺等事宜派遣使者外，朝鲜每年派出三次贡使，分别是贺正、圣节、千秋。后来又增加冬至的朝贡，形成一年四贡的常贡制度。在明朝的天下秩序中，朝鲜朝贡次数最多。在官方祭祀礼仪中，高丽（朝鲜）、安南的山川与明朝治下的内地一体祭祀。洪武二年（1369年）十二月壬午，朱元璋下诏：“今安南、高丽皆臣附，其国内山川宜与中国一体致祭。”洪武八年（1375年），进一步明确：“广西则宜附祭安南”，“辽东则宜附祭高丽”。
除了在礼制上确立与高丽（朝鲜）、安南的关系，明朝还希望其统治者能接受“圣人之道”，在“天下国家”之间建立起有关德治的共识。如朱元璋曾下诏给高丽王讲授治国之道，并授予儒家经典及《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派遣使者将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纲目》赐予朝鲜世宗李祹。明宣宗对礼部尚书说：“圣人之道与前代得失俱在此书，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读。闻祹勤学，朕故赐之。若使小国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乐也。”可见，明朝皇帝不只是希望朝鲜世宗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也希望朝鲜民众能由此受到德政的恩惠。
明朝的睦邻政策得到了朝鲜的积极回应，双方凝聚了政治互信与文化共识。嘉靖十三年（1534年），朝鲜中宗李怿上表称朝鲜是“为冠裳国”“耻与虏同”。朝鲜服饰由明朝颁发样式，因而在其认识中，其以衣冠之国在明朝的天下秩序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不能与蛮夷之国等同。为此，明世宗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下诏给朝鲜：“朝鲜素称恭顺，较之诸夷不同，而国家礼遇其国，亦未尝以夷礼待之。”表明明朝一直将朝鲜视为礼仪之邦，未将其以夷狄之礼对待。
明朝的大义意识与抗倭援朝
明朝的睦邻政策最鲜明地表现在援助朝鲜抵抗倭寇的战争中。万历十九年（1591年）十一月，朝鲜王李昖报知朝廷，日本“明年三月间要来侵犯”。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丰臣秀吉十七万军队侵略朝鲜，五月朝廷接到朝鲜告急文书：“倭船数百，直犯釜山，焚烧房屋，势甚猖獗。”明朝立即举行廷议：“廷议以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七月，明神宗下诏：“倭陷朝鲜，国王逃避可悯。援兵既遣，仍谕彼国大臣集兵固守，控险隘以图恢复，岂可坐视丧亡。”“可悯”成为明朝援朝的情感驱动力，激发出维护天下大义的道德感。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明神宗敕谕朝鲜王，阐明了抗倭援朝的战争性质：“朕之视王，虽称外藩，然朝聘礼文之外，原无烦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以大义发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所以当责德于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还国而治之，尺寸之土，朕无与焉。”
明神宗的敕谕言明，援助朝鲜完全是出于大义，明朝对朝鲜并无领土野心。其中“以大义发愤”之语，深刻表述了古代东亚政治秩序中的伦理原则与情感关怀。故而明朝在派遣行人往谕明军整装待发的同时，还传檄琉球、暹罗，动员他们共同发兵维护天下大义。
万历二十年到二十一年间（1592-1593年），明军以不到四万之众对抗倭寇二十万，收复朝鲜大部国土。在与倭寇的和谈中，明朝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旨在维护朝鲜的领土完整与权益自主：一是勒令倭寇全部回国；二是可册封日本王，但是不许通贡；三是日本必须发誓不再侵略朝鲜。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九月，明朝正使杨方亨、副使沈惟敬抵达日本，完成对丰臣秀吉的册封。丰臣秀吉感到侵略朝鲜的战略目标没有实现，于是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再次调遣十四万倭寇入侵朝鲜。明朝随即调集北方诸镇蓟州、辽东、宣府、大同、陕西、山西诸军，并募集四川、浙江兵士，调福建、吴淞水军，再入朝鲜。六、七月间，日军兵船数千艘占据釜山、庆州、闲山。十一月，明军集结汉城，分三协进击蔚山。
明朝在援朝战争中牺牲巨大。蔚山之战初期，明军取得很大战果。后来倭寇援军虚张声势，经略杨镐不辨虚实并逃离战场，导致明军溃退战死者达两万之多。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九月，七万明军分四路进军，对倭寇全面攻击。十月，丰臣秀吉的死讯传来，明军加紧进攻。十一月十七日夜，原守蔚山的倭寇东路加藤清正率先从海上撤退。明军在追击的同时向倭寇中路石曼子、东路小西行长所部发动进攻。总兵陈璘率领水军一万三千人、战舰数百艘，封锁忠清、全罗、庆尚诸道的海口要道。明朝水军焚烧小西行长战船百艘，中路的石曼子西援小西行长，又被陈璘击杀。明军副总兵邓子龙与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率领水军邀击日军于釜山南海，歼灭日军万余人。邓子龙、李舜臣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
抗倭援朝后东亚秩序的重构
万历援朝之役践行了天下大义，制止了日本的侵略，维护了朝鲜的领土完整，但明朝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战争中的人员牺牲之外，军饷花费达到数百万两白银之多。有学者认为，为了维系财政平衡，明神宗派遣宦官出任矿监税使，加紧搜刮，导致民穷财尽。《明史》也评价：“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援朝战争引发了东北地缘格局的变动。在援朝战争开始时，努尔哈赤已完成对建州女真的统一，成为东北亚重要的政治势力。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加藤清正“遂引兵渡豆满江，深入老土部落，攻陷城坞，胡人四起邀击，士卒多死伤”。倭寇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使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据《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卷三十“二十年九月十二日”条记载，女真建州贡夷马三非等向明朝告称：“本地与朝鲜，界限相连，今朝鲜既被倭奴侵夺，日后必犯建州。奴儿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如今朝贡回还，对我都督说知，他是忠勇好汉，必然威怒，情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努尔哈赤请求出兵朝鲜、抗击倭寇。女真势力的这一动向真实反映了倭寇对东北亚地区秩序的破坏以及明朝抗倭援朝的人心所向。明朝兵部令辽东都司了解情况，由于朝鲜对女真入朝持反对态度，导致努尔哈赤的出兵请求未获批准。东北局势演变为：明朝辽东都司尽全力投入朝鲜战场，努尔哈赤则将战略重点放在中国东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击败由海西女真四部、长白山女真二部、蒙古、锡伯等部组成的九部联军。此后的二十年间，努尔哈赤向北灭野人女真，再灭海西女真，并争取到蒙古科尔沁部的支持，控制了辽东边外的大部分地区。直到努尔哈赤联络蒙古试图攻占海西叶赫部占据的开原北关，明朝才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但此时努尔哈赤已占据军事上的主动地位。
援朝战争促进了朝鲜对明朝的情感认同。朝鲜大儒宋时烈曾说：“至于壬辰之变，受报酬勤，宗社亡而复存，生民死而复生，环东土数千里，一草一木，何莫非帝德之所濡哉？”万历援朝之役时任朝鲜王宣祖的李昖，手书“再造藩邦”四字传世以不忘明恩。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两征朝鲜，朝鲜被迫断绝与明朝的君臣关系，转而成为后金藩属。据宋时烈记载，仁祖李倧每到明朝庆节都会独自到后园痛哭拜跪。明朝灭亡后，朝鲜在很长时间里仍旧使用“崇祯”年号，还在朝鲜王宫和清州华阳洞的万东庙与朝宗岩设立大报坛，祭祀明熹宗与明思宗。
尽管从明朝的立场上看，抗倭援朝战争的代价是高昂的，但其意义又是非凡的。它不仅维护了道德层面的天下大义——这一大义为清朝所继承，而且在现实层面遏制了倭寇势力对区域和平的破坏。经由抗倭援朝战争，倭寇势力退回日本后再次陷入混战。即便是重建统治秩序的江户幕府，亦再未发动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因此，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战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明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②[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电子数据库网站。
③[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④[清]龙文彬：《明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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