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理论中，现代化模式是一个具有严格定义并且得到系统论述的重要议题。二战后同时产生了两类现代化理论，以均衡社会为核心的福利资本主义植根于发达国家现代化实践，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主义植根于欠发达国家现代化实践。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主义的现代化探索，多以发达资本主义历史经验为参照。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创造，给发展主义和均衡社会理论赋予了全新内容。作为模式多样性的一种独特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演化共性，也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模式的鲜明特色。
【关键词】现代化模式 发展主义 均衡社会 福利国家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4.004
袁富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社会学。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分析》、《增长、结构与转型》、《增长非连续、效率补偿与门槛跨越》（合著）、《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探索》（合著）等。
引言
模式和模式分析是在现代化理论中得到严格定义的范畴。本文把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放在理论比较的背景下，旨在明晰以下认识：第一，流行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深受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以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性联系著称，结构、功能与规范构成其模式分析的核心要素。这种早期现代化理论具有明显的工业主义倾向，认为模式变化具有线性演化特征。随着演化非线性或模式多样性观点的引入，早期理论得到修正和完善，并且最终凝练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系统框架，就是今天常见的基于过程和联系的规范主义分析方法。第二，福利资本主义作为现代化的演化高峰，一直是模式分析的关注重心。通过把上述三系统框架进一步具象化为“市场（企业）—国家（政府）—家庭（个人）”，以下两大理论对模式多样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劳资关系分析为核心的法国调节主义，注重劳资关系、金融体制、政府、市场竞争、国际分工等五类制度组合所导致的各国模式差异。以社会权利分析为核心的福利国家理论，注重市场、国家、家庭福利组合所导致的各国模式差异。第三，源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早期现代化理论，植根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本质上属于均衡社会理论。几乎与此同时产生的发展主义，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1980年代之后，随着“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主义的流行，均衡社会观念同样受到了发展中国家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明晰界定，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理论比较角度，对这种全新现代化模式进行解读。
现代化理论评述
模式分析的理论起点和基本假设。现代化过程是指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为此过程的合理组织提供了制度保障，并呈现出两个演化阶段：第一阶段，即以工具理性或功利主义为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第二阶段，即以公民权利为主导的福利国家模式。福利国家以国家调节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为基础，“市场（企业）—国家（政府）—家庭（个人）”的紧密关系也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1][2]
当代广受关注的资本主义多样性或者福利国家模式多样性问题，可以溯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盛极一时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引起的争论，这种理论源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或者规范功能主义。因此，作为现代化理论庞杂体系的一个中心问题，模式分析有着清晰的理论发展脉络。[3]1950～1960年代的早期现代化理论，试图通过历史比较对社会变迁作出解释，蕴含如下假设：第一，始于工业革命的现代化是一种全球化过程；第二，现代化过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第三，传统社会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所代表的现代社会具有不同的模式；第四，不同国家的社会变迁，都会以一种相对一致的形式、线性地朝向现代社会。[4]最后一条假设，属于典型的工业主义收敛观点：即，工业化对于任何社会都有相似的结果，而不考虑现代化的多样性。[5]
1950～19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虽然源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但是由于坚持线性的进化论，从而偏离了帕森斯关于共性与特殊性并存的演化观。作为对这种缺憾的补充，艾森斯塔德在发展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强调了现代化多样性问题：各个社会由于制度结构不同，它们在相似演化阶段上可能呈现不同的发展模式。[6]这类补充，更新了早期现代化理论。1980年代以来，对帕森斯主义的再发现成为热点，特别是哈贝马斯理论综合工作的完成，把现代化研究牢固建立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系统论上。福利国家理论的“市场（企业）—国家（政府）—家庭（个人）”分析方法，可视为这个框架的变种。不仅如此，这种过程、联系和均衡的整体分析视角，也为把握发展主义理论提供了抓手。
现代化模式的结构、功能和规范。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或者规范功能主义，对模式（即，系统）给出了严格定义，经由哈贝马斯进一步提炼，形成了人们所熟知的“系统—生活世界”框架。福利国家理论中广泛采用的“市场（企业）—国家（政府）—家庭（个人）”部门分析法，可视为这种理论的具体化。关于现代化模式的系统论和控制论思想，简述如下。
1.系统与功能。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由层级控制的四类功能联结而成：首要功能是模式维持（L），由特定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给予保证；整合功能（I）旨在协调社会各领域的联系和运转，由具体制度规范给予保证；目标平衡（G）用于提高系统整合的有效性，由国家战略规划给予保证；适应功能（A）为社会系统生产物质、服务、文化资源，由经济和市场给予保证。[7]这就是所谓AGIL模型。1970年代，哈贝马斯对这个模型进行了凝练，将社会系统表述为“经济系统（适应功能）—政治系统（目标平衡功能）—生活世界（整合、维持功能）”，或者形式上为人们所熟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系统模型。福利国家理论中的类似定义是：市场（企业）—国家（政府）—家庭（个人），显然，这些理论都是从过程和联系角度看待社会系统的。[8]
2.模式及其演化。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注重社会系统演化的共性和特殊性。[9]他的线性演化观（即，演化共性）源于古典社会学的“传统—现代二分法”，使用情感、义务、规范、地位、利益等五类行为取向标定社会模式，结论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情感中立性、义务专一性、规范普遍性、地位自致性、自利性等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强。也就是说，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演进与社会系统分化，原先以情感、出身、习俗为纽带的机械团结的共同体，逐渐演变为职业专业化、制度规范、成就和利益取向的有机团结的社会。[10]推动转型的根本动力源于经济系统的分化和主导，个人成就追求和市场竞争力量，将自由资本主义转化为麦克弗森所说的“占有性市场社会”。[11]即使福利资本主义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的情况下，逐利动机和效率追求仍然充当着高度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基于现代化历史及其规律，接下来的分析对演化和转型进行具体说明。
现代化路径。立足于历史条件刻画现代化路径的广为人知的示例，就是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12][13]这种理论带有较浓的早期现代化理论色彩：（1）线性演化观。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序贯演化过程是：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工业成熟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关键，在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内生动力源于科学—发明—企业家精神结合体所导致的报酬递增。此外，罗斯托的下述主张，也很能体现线性发展或演化共性：战后所有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都呈现出典型的美国风格。这种认识与帕森斯理论中的美国主义倾向类似。（2）规范功能观。罗斯托认为，增长分析方法应该立足于生物学而不是牛顿主义，必须包括社会的非经济因素。[14]理由是，国家和政治对于教育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来说极为重要；不同增长阶段上行为规则的改变，本质上发生在心理学、社会学和制度方面。例如，在诸如休谟、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这些观点迥异的大师看来，伟大的创新型企业家都不是单纯的最大利润追逐者。可以看出，罗斯托的这些认识具有显著的规范功能主义特征，其生物学方法与帕森斯的内稳态方法一致。[15][16]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形式上仍是“传统—现代”二分法的扩展。我们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维度，进一步考察现代化路径，要点如下。
1.经济系统的演化。第一，根据库兹涅茨典型化事实，现代经济增长是国民产值、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构等经济社会因素变动的过程。[17]产值结构变动趋势是，农业比重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升；劳动力结构变动趋势是，农业就业比重显著下降、工业微小上升、服务业明显上升。第二，根据费景汉和拉尼斯的理论，从二元经济过渡到成熟工业化大致需要经过四个阶段：初级进口替代阶段，以国内生产的非耐用消费品替代进口；外向型初级出口替代阶段，提升劳动密集型非耐用消费品的出口能力；外向型次级出口替代阶段，出口多元化和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导向阶段，这是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的标志。[18]第三，根据小泽辉智提供的日本产业化理论，主导产业更替及其升级的“雁阵模式”如下：劳动驱动阶段（纺织业）、重化工业化阶段（钢铁、石化）、自动化阶段（汽车）、知识创新阶段（计算机）、IT驱动阶段（互联网）。[19]基本结论是，工业化是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高增长不仅源于效率改进，而且源于结构升级。
2.社会文化系统的演化。第一，与库兹涅茨的现代化路径相对应，理斯曼等基于人口增长的“S型”曲线，将行为和社会价值的现代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人口高增长潜力阶段—传统引导型社会，其中，礼仪、宗教、习惯鼓励人们的顺从性格，共同体塑造了等级和地位观念。[20]二是人口稳定增长阶段—内部引导型社会，这个阶段横跨罗斯托的起飞准备和起飞两阶段，也是占有性市场社会的形成阶段。忍耐性、进取心、成就取向构成了这个阶段的特征，清教伦理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使得人们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三是初期人口下降阶段—他人引导型社会，对应着丰裕社会和福利国家。经济服务化以及白领新中产的崛起，连同文化传媒的发展，共同塑造了容易被说服的社会心理。第二，他人引导的社会的形成，与福特主义和福利国家有关。根据阿格利亚塔和加尔布雷思的观点，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大众消费模式，垄断资本不仅在政治上控制了国家，而且利用广告技术说服消费者、控制总需求体系。[21][22]阿格利亚塔从劳动组织角度，考察了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三个现代化阶段。第三，当然，上述社会心理和价值观的变化，也与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变化有关。哈贝马斯将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代表型公共领域——即，以君主宫廷和贵族生活方式为核心的地位标志或公共权利机关。[23]资产阶级批判性政治公共领域——即，自由主义法律范式塑造了以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为核心的市民社会，私人个体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形成“公众”，以此对立法产生影响、维护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然而，在福利国家中，随着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对生活世界干预的增加，批判性公众蜕变为消费大众，福利国家陷入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的矛盾之中。
3.政治系统的演化。[24]第一，根据T. H. 马歇尔的论述，公民身份的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财产权、生命安全、自由等民事权利形成于18世纪，[25][26]选举参与的政治权利形成于19世纪，教育、住房、养老等社会权利形成于20世纪。公民权利的形成过程伴随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衰以及阶级斗争形式的变化，特别是以往的阶级工会运动转变为福利国家的整合性工会运动，“企业—政府—家庭”伙伴关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27]第二，福特主义在劳资关系上的妥协以及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冲突。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沃特斯从阶级或社会分层角度将现代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传统社会或封建社会；阶级社会或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地位是经济上决定的；调节社会，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社团主义福利国家，社会分层是政治上组织的；地位约定社会，即，消费主义主导的当代社会，职业和价值认同成为地位区分的标志。[28]第三，民主政治在阶级矛盾与利益冲突中得以演进，根据赫尔德的论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复杂而脆弱，大致的演化过程是：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民主观念的再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民主思想的重新阐发；当代各种民主观点的冲突与整合。自由、平等、政治参与形塑了福利国家模式的制度结构，这是接下来要阐述的内容。[29]
西式现代化的高峰：福利国家的演化共性与模式多样性
福利国家的演化共性。福利国家实质法的社会模式，脱胎于资产阶级形式法的社会模式。[30]福特主义、垄断资本和国家干预构成了福利国家的核心要素。具体来说，福利国家通过公民社会权利的确认，替代了国家—社会对立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并将“市场（企业）—国家（政府）—家庭（个人）”的合作关系视为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福利国家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国家调节建立均衡社会。作为现代化的高峰，福利国家的演化共性包括以下方面。
1.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的联系层面。这种联系的基础是福特主义以及作为福特主义核心的福利国家。克拉克发展了葛兰西和阿格利亚塔的观点，将福特主义视为资本控制生产的高峰。[31]包括四个要点：（1）技术革命。福特主义创造了标准化可分解的工作程序与同质产品的大规模生产，通过规模经济、劳动同质化以及劳动集约化提高生产效率。从投入产出角度看，福特主义创造了中心协调的垂直一体化生产方式，不仅涉及企业内部的协调，而且涉及与企业外部的商贸、财务、竞争等复杂关系。（2）劳动组织革命。福特主义创造了自己的劳资合作关系，工人被组织在各种各样的工会之中，工会与雇主谈判以保证工资—效率的同步增长。作为利润分享的政治交换，工人承诺服从监督以及对企业的忠诚。尽管阶级冲突仍然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但总体来看，黄金时代的工会运动比较温和，并构成了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环节。（3）福特主义创造了自己的消费模式，引发了消费革命和城市革命。大规模消费为大规模生产提供市场，大众对交通通信的需求拉动了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城市发展，大众的消费结构升级促进了服务业高端化。（4）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的确立既是生产“成本社会化”的结果，也是资本积累的前提。[32]关于国家干预与资本积累的关系，这里扼要提示三点：第一，福特主义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识形态推到了顶峰。由于技术进步越来越依赖科学和研发，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福利国家的有力支撑。国家对科技进步的掌握，已经成为统治合法化的基础。[33]第二，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也体现在保障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提供上，二战后的黄金时代见证了公共支出的快速拉升。198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普遍转向福利制度改革，但是基本的制度框架没有动摇。[34]第三，福利国家本质上服务于垄断资本再生产，福特主义的劳资妥协并没有消除内在于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35]
2.（经济、政治）系统—生活世界的联系层面。这种联系的基础是福特主义对于新中产群体的培育，中产社会也是福利国家的代名词。福特主义带来的技术、消费和劳动过程革命，在促进生产—消费协同升级的同时，还产生了一个显著的社会效应——即，新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根据规范功能主义理论，这种效应可视为经济、政治系统的合理化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关于这一联系，这里提示以下几点：（1）福特主义重塑社会结构。对此，米尔斯的中产阶级理论提供了深刻认识。[36]他认为，规模化的生产方式极大促进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的本质是职业的专业化，与之相关的管理岗位、专业岗位、推销员和办公人员岗位得到快速增长，由此导致了新中产阶级崛起，且与老中产（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部分收入较高的蓝领工人一起构成了中产社会。（2）新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主导地位的形成，与福特主义的制度特征和产业转型趋势有关，二者相辅相成。其一，组织协调功能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系统分化过程中，大型企业和政府的自主性日益增强，科层组织和专业化趋势导致对计划、协调、管理人员的巨大需求。其二，为了保证生产体系对需求体系的控制，同时也是为了实现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垄断资本通过控制国家，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金融、交通通信、宣传、营销网络，不断开拓的新业态与不断增长的新中产群体相互推动。其三，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和经济服务化的形成，进一步巩固了白领职业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3）福利国家对于均衡社会的重塑。新中产阶级成为效率—福利动态均衡的枢纽。一方面，福利国家的公共支出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系统培育了更多有创造力的高素质劳动力，巩固了效率和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的基础；另一方面，拥有知识和专业化背景的新中产群体，以其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提升社会消费规模，从而成为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98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兴起，正是在福利国家中产生的高度现代化现象。[37]知识中产群体不仅为政治民主参与提供了支撑，而且为均衡社会结构提供了保障。
福利国家的特殊性和模式多样性。二战后，随着美国对外援助的扩大和控制力的增强，福特主义以各种变种形式向欧洲和发展中国家扩散。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西式现代化高峰，就是当代所谓的福利国家模式。关键之处在于，由于各国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同，使得市场在嵌入于社会系统的过程中，把形式各异的资本主义模式呈现出来；[38][39]威亚尔达将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分为三类：盎格鲁—萨克逊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欧洲大陆的社团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40]作为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福利国家模式多样性受到两类理论关注，二者相互渗透：一是基于制度互补及其适应性变化的法国调节学派；二是基于社会权利分析的福利国家理论。为了对演化非线性进行说明，我们暂时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框架具体化到“市场（企业）—国家（政府）—家庭（个体）”框架上来，如表1和图1。
1.法国调节主义。调节学派的制度互补性组合，给福利国家模式分类提供了一类重要理论依据。阿格利亚塔为制度多样性分析树立了一个标准：即，福特主义是由大型企业、劳动组织、银行和国家等相互联系的自主“结构形式”构成的整体，这个复杂整体由劳资关系主导和维系。第二代调节主义者，如博耶，在继承这种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提炼为五类“制度形式（institution forms）”，并根据五类制度组合的社会文化差异，对资本主义模式多样性产生的机制给出了系统分析。[41][42]（1）五类制度形式。第一，劳资关系。典型如，美国工联主义对于纯粹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1990年代以前英国工会的自由集体谈判；二战后欧洲大陆兴起的工会—雇主之间以真诚合作、最小化冲突为目标的“社会伙伴关系”或契约伙伴关系。第二，金融体制。典型如，美国对美元霸权的谋求。金融体制在各国可能存在差异，但其促进增长的作用得到普遍认同。第三，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和制度规范的不同，是区分福利国家模式的重要因素。第四，市场竞争形式。垄断资本与福利国家相互促进，而各国政府干预方式、投融资体制的不同，导致市场组织形式不同。第五，国际分工。典型如，美国位于国际分工的主导地位；欧洲国家以各自的专业化参与国际竞争。（2）福利国家模式。基于上述五类制度组合，形成多种福利国家模式：市场取向模式（如英国、美国）——特征是市场主导，工会调节作用小。社团主义模式（如德国）——特征是工会调节作用大。国家主义模式（如法国、意大利）——特征是政府的中心调节作用大。社会民主模式（如瑞典）——特征是工会、雇主和政府构成的三方伙伴关系。这种基于劳资关系和制度互补的分析方法，有助于理解现代化模式的形成机制。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即，理论启发性较强、政策解释力不足。相比较而言，福利国家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加丰富，这点也是该理论广受关注的原因所在。
2.福利国家理论。在艾斯平—安德森那里得到系统发展的福利国家理论，对于现代化模式的分析有以下特色：首先，这种理论融合了法国调节学派、马歇尔社会权利理论，以及福利组合理论的主要看法。[43][44]罗斯的福利组合理论，集中于分析社会总福利来源（市场—政府—家庭）的国别差异，由此区分出福利制度的各种模式。之后，爱沃斯和拉维尔进一步将合作组织、互助组织、社团等“第三部门”引入社会总福利公式，丰富了福利制度模式的分析维度。[45][46]其次，艾斯平—安德森把生命历程分析方法引入福利组合分析，使其呈现出明晰的动态性、规范性和政策针对性。现实中，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也正是沿着“育幼—青少年教育—就业和家庭支持—养老”生命历程布局的，社会权利在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社会化和制度化措施。再次，也是最关键的，艾斯平—安德森把福利国家界定为以社会权利为基础的阶层化体系，它不仅是一种干预机制，而且有助于平等社会建设。塑造福利国家模式的三个原则分别是：社会权利、去商品化、阶层化。其中，“去商品化”即国家对于失业、疾病、养老等社会风险提供的保险；“阶层化”即职业和福利政策形塑的社会结构。
社会权利、去商品化、阶层化三原则运用于各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便产生了多种现代化模式，大致分为以下三类：（1）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以家计调查、有限转移支付和有限社会保障规划为主导，倡导工作伦理和市场机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中产群体在这些国家长期拥有市场优势地位，即使不通过国家也可以满足自己的福利需求，因此反对增加税收用于社会平等的社会方案。这类社会发展通常伴有不平等加剧以及贫困阶层固化，就业增长通常伴随就业不安全和低工资就业。（2）社团主义福利国家模式。以维持传统家庭关系和既有阶层差异为导向，既不崇尚自由主义的效率模式、也不崇尚普遍主义的公民权利，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这种模式的基础是欧洲大陆的社团主义传统。遍及商业、工人、职业的社团组织，既有自己的独立性，又受到国家法律规范的约束，因此有利于促进劳动市场的公平。尽管有自己的局限（如不重视充分就业），但是这种体制将中产群体纳入制度保障，并使之成为支持现有社会福利制度的政治力量。（3）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模式。不同于上述两类福利国家模式所追求的最小需求的平等，奉行普遍主义的北欧国家追求最大程度的平等。然而，普遍主义的福利提供对财政平衡造成了巨大压力，为避免市场竞争力下降，这类国家一般在两个改革方向上进行平衡：或者增加工资弹性、服务业去管制（自由主义方案），或者通过工作分享、鼓励早退（社团主义方案）。
福利国家危机与转型。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福特主义带来了巨大冲击，其表现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危机。由此，现代化进程步入后福特主义或后工业化时代。对此，皮尔逊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是：1980年代在“拆散福利国家”雄心下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撼动福利国家的基本制度框架，在路径依赖的惯性作用下，福利国家的转型是渐进的。[47]海曼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过程中的“去管制化”不应理解为放弃管制，而应理解为管制形式和方向的变化。[48]这些认识的合理性在于，随着金融化、服务化和老龄化日益主导了后福特主义现代化进程，相应的新社会风险也被自由主义呈现出来，典型例子就是最近四十年中福利国家凸显的不平等。为了抑制市场经济的危害，波兰尼所称的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也就自动发生了。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即使最早倡导“去管制化”的英国和美国，在1990年代及其后时期，也不得不尽力维持效率—福利平衡。两个国家的这一努力，可从图1中得到佐证。拆散福利国家已不可能，理论上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当代资本主义正在从风险分担的补偿型福利国家、向注重社会投资的积极福利国家转变；因此，下述福利国家模式前景是理想的——既保留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对抗风险，又积极提供面向未来的教育、家庭和就业政策支持。[49]然而，这种积极福利国家路径的探索，却导致了各国现代化模式的进一步分化。[50]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值福利国家转型和第二次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国际分工的参与，使得中国现代化道路具有了演化共性；同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赋予了中国现代化更加鲜明的特殊性，这是接下来阐述的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性与特殊性
理论背景和共性。在对中国式现代化共性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就现代化理论的均衡社会意涵进行一些补充说明。前文分析表明，现代化模式既是资本主义进步的标志、也是理论构建的成果，其历史实践受到了阶级冲突和工会力量的推动。无论是（二战后）早期现代化理论、还是最近三十年来影响广泛的福利国家理论，都把现代化模式放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系统框架下探讨，这种过程和联系的方法论，看重均衡社会结构或者社会团结秩序。正是因此，可以说，模式分析只有在充分考虑多种结构因素以及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的情况下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只有到了福利国家这个现代化的高峰阶段，才会有清晰的模式分类。这是理解现代化问题时需要特别注意之处。之所以强调现代化理论中的均衡社会理念，主要是因为源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大都参照发达国家历史经验。但是，与这种均衡社会理念同时产生的另一类现代化理念，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主义和新发展主义。只有从这两大现代化理念的对比中，才能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背景和实践意义。[51]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性，笔者建议立足于两阶段演化路径加以理解：第一阶段是发展主义共性，典型如现代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效率和经济结构升级；第二阶段是均衡社会共性，典型如城市化可持续发展赖以存在的效率—福利动态平衡。就像以社会均衡为核心的现代化理论那样，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主义也是一个庞杂体系，并形成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仅就术语的界定和使用而言，发展主义是根据拉美和东亚经验提出的：1960年代被巴西学者最早引入；[52]1970年代，普雷比什基于拉美经验提出了一个简单定义；[53]1980年代，约翰逊基于日本经验提出发展型国家概念，并认为其进一步的转型是福利国家或平等国家。[54]约翰逊的工作使得发展主义在最近四十年重新受到关注。根据莱纳特的评论，发展主义秉持这样一种理念：一国的生产结构可能是次优的，可以通过积极经济政策加以改善；发展主义的目标是，通过产业结构多样化、报酬递增机制，以及经济活动的协同促进财富积累。[55]发展主义原则上关注经济社会的协调，但是受到欠发达国家条件的限制，实践中往往倾向于效率优先。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发展主义，旨在纠正经济主义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失衡，然而这种理论的局限也很明显：即，在如何达成均衡社会方面，不及福利国家理论那样明晰。[56]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演化共性，扼要提示如下。
1.基于福特主义的发展主义共性。福特主义伴随马歇尔计划向全球扩散、且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1950～1960年代拉美地区和日本、韩国的现代化，赶上了二战后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国的工业化赶上了1980年代以来的新一波全球化。[57]基于东亚成功经验，发展共性表现为：（1）经济战略观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按照高柏的说法就是，发展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政府如何受制于私人部门，而在于市场如何通过政府组织起来。[58]发展主义主张政府通过管制调动社会稀缺资源，并通过战略规划和制度规范达成发展目标。这种说法与伊万斯关于“政府嵌入自主性”的主张类似——根据这种理论，东亚发展型国家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既有管理经济的自主性，也有与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紧密关联的嵌入性。政府的嵌入自主性，使得发展目标、规划和政策实施成为可能。[59]（2）产业演化的线性特征。根据前文，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表现，在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所提供的效率改进。首先是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其次是工业部门发生的从劳动密集型向重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变化。这个过程中，受到收入水平提高的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和服务化趋势也逐渐形成。（3）不同于发达国家（从重商主义到产业资本主义的）长期演化所导致的产业效率趋同效应，二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呈现出时间压缩的工业化，这是其服务业发展滞后于工业的历史原因。并且，除了日本等少数追赶成功的国家之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社会发展滞后或者效率—福利平衡能力缺失的问题。
2.基于社会权利的均衡社会共性。新兴工业化国家要想达到发达水平，还要面临从发展主义向均衡社会的转型以及效率—福利动态平衡路径的重构。自从佩鲁在1980年代初期提出“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之后，新发展主义一度成为被广泛关注的议题。[60]这种新理念的目标，本质上属于效率公平协调的均衡社会理念，也就是福利国家制度之于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积极方面。因此，在发展主义向均衡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如下问题或者任务：（1）现代化转型的衔接问题。通常，转型过程中需要弥补由于长期注重经济效率而被忽视的社会发展短板。社会发展短板主要是涉及社会保护的一系列规范，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劳动力的法律保护、以及民主参与机制的健全等。即，为公民社会权利提供规范和保护。（2）发展动力的重构。服务化的本质是知识经济，城市化的本质是福利社会，福利社会的本质是中产社会。这些都是均衡社会的关键要素，关键之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知识中产群体不仅是高质量经济所需的投入要素，而且以其强大的消费能力和趣味多样性推动新业态成长和社会进步。拉美的发展教训表明，朝向高度现代化转型的失败，根本上也是因为重塑中产社会能力的缺失。相较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提出，更具前瞻性和战略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之后，理论界和政策研究者对这一全新模式的探讨不断深入。[61]党的二十大报告给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和系统论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62]显然，中国式现代化的这种定位既有均衡社会要求，又是立足于国情的构建。鉴于这种新模式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提出的，为逻辑清晰起见，这里继续沿着前述分析方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给出一些阐释。
1.以高质量发展提升经济系统的效率。二战后第一波全球化的受益者是欧洲发达国家和日本，这些国家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发展出了各自的福特主义变种。就日本而言，按照小泽辉智的说法：日本用了“时间压缩”的四十年走完了通向发达国家的所有阶梯，以1950～1960年代家电自主研发为契机，技术创新一直在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63]同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支撑起来的“企业主义”，把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维持了生产与消费、经济与社会的协调。[64]与之不同，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正值发达国家步入福利制度改革时期，新自由主义政治、要素比较优势主导了新一波国际分工，中国正是以充裕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廉价劳动力转换成高增长、高储蓄和高积累。但是，这种资本驱动的和技术模仿的增长方式在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缺乏创新动力的支撑，往往导致系统性的结构失衡，典型如服务业发展滞后、中产群体力量薄弱等，高质量发展因此成为城市化可持续的内在要求。就经济系统在转型时期的适应、调整与合理化而言，以下几点需要强调：第一，当前中国经济中出现的脱实向虚，既有外部金融化大趋势的影响，也有国内制造业创新能力不足的影响，后者甚至更重要。考虑到中国服务业自身的弱质性，未来相当长时期还需要把制造业作为政策着力点，在巩固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实现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第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专业化分工更加精细、创新路径更加多样。中小企业在多样化的市场机会面前往往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特别适合开拓“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中国的中小企业日益成为重要的创新力量，也应该成为国家政策的关键领域。第三，鉴于中国科技发展现状，坚持创新的市场面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培育创新文化仍是重中之重。
2.以共同富裕巩固社会文化系统的凝聚力。根据哈贝马斯和克朗普顿的观点，由职业分层和生活方式构成的社会文化系统，不仅被经济、政治系统提供的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形构，而且承担了提供人力资本和维护团结的任务。[65][66]就福利国家而言，社会权利的发展为均衡社会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欧美福利国家建设根本上是为垄断利益服务，是为了保证资本对需求的体系性控制以及积累的顺畅运行。也正因此，福利国家的运作本质上是一个被阶级冲突主导的过程。重要区别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之上，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标志。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在14亿人口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实践。从2002年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独特的方案。这种制度创造在促进效率公平协调的同时，巩固了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2）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社会政策的体系化、制度化及其有效落实，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社会短板，而且拓展了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中国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的持续用力，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规范。这种系统化、全方位、全过程社会政策，可视为生命历程理论在中国的生动实践。（3）现代化模式的价值规范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文化传统上。这种理念符合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根据前述，现代化的多样性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自身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因为唯有继承了传统的现代化，才能获得持久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
3.以全过程民主促进政治系统的治理效能。从系统联系的角度来看，政治系统的规范化运作不仅有助于经济效率和增长可持续，而且有助于社会团结。从国际比较来看，无论黄金时代的福利资本主义，还是当代转型中的积极福利国家，它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就是社会民主的脆弱性。资本对国家和消费者的控制，阻碍了公民政治参与机制的有效建立，尽管西方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对此作出了深入探讨，但是受到垄断资本主义体制的局限，纸面上的民主仍然大于实质上的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民主以及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民主模式。《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旨在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回顾上文分析，这种民主理念恰好与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相契合。原则上，随着社会权利、经济效率和生活品质在共同富裕目标下被紧密联系起来，政府管理的规范化、市场秩序的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越来越需要公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促进政治系统的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也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有效实践的现代化民主模式。
结论
我们以克拉克的一个评论做结：新自由主义的说辞一直是去中央集权，将决策权交还给私人或者较低层次的政府，甚至一些左翼人士也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进步所在——新自由主义使国家后退，给“公民社会”创造更多空间，推动“后福特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发展。然而，新自由主义的现实却是权力的大规模集中，权力的拥有者是跨国金融和工业集团、各种“独立”机构和超国家团体。因此，新自由主义加强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分离，将国家协调职能严格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并无限制扩大资本的压制权力。[67]作为西式现代化的演进高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日益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分化和多样性。面对传统福利国家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所谓向积极福利国家的调整，但是，制度性的危机之源却无法消除。正是在这种对比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模式的西方中心论，而共同富裕和全过程民主的全新理念，有望形塑一种更加先进的现代化道路。
注释
[1][8][65]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7、47页。
[2]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75页。
[3]新发展主义多采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说法，参见K. Cerqueir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Developmentalism," 2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o-Economics (SASE), 2012。从对帕森斯主义和早期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中发展出来的其他现代化理论，参见汉斯·约阿斯、沃尔夫冈·克诺伯：《社会理论二十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76～302页；帕特里克·贝尔特、菲利普·席尔瓦：《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4]汉斯·约阿斯、沃尔夫冈·克诺伯：《社会理论二十讲》，郑作彧译，第276～302页。
[5]A. Giddens, "Time and space in social theory," Social Science Open Access Repository (SSOAR), 1981.
[6]S. N. Eisenstadt, "Social Change, 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4, 29(3).
[7][16]参见T. Parsons, (1961)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 in Craig Calhoun et al. (eds.),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9]塔尔克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刘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1～36、255～263页。
[10]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分法参见裴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二分法参见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11]C. B. 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张传玺译，杭州：浙江大学版社，2018年，第55～56页。
[12]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86-87.
[13]W. W. 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黄其祥、纪坚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7页。
[14]W. W. 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贺力平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序第5页。
[15]内稳态或者有机体自身调节的详细论述，参见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8～43页。更加详细的阐述可参见坎农《躯体的智慧》一书。
[17]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戴睿、易诚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32～441页。
[18]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洪银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43～467页。
[19][63]T. Ozawa, Institution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Japan: The "Flying-Geese" Paradigm of Catch-up Growth, Cheltenham and MA: Edward Elgar, 2005, pp. 12-15.
[20]理斯曼、格拉泽、戴尼：《孤独的人群——美国人性格变动之研究》，刘翔平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1页。
[21]M.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5, pp. 151-168.
[22]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3～201页。
[23]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11、32～35、251～266页。
[24]需要注意的是，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分析的两条主线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韦伯的“生活机会”或市场关系理论。对此的详细论述，参见罗丝玛丽·克朗普顿：《阶级与分层》，陈光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59、168页。
[25]“民事权利（civil rights）”采用陈光金的译法，参见罗丝玛丽·克朗普顿：《阶级与分层》，陈光金译，第56～59、168页。
[26]T. H. 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郭忠华、刘训练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43～153页。
[27]理查德·海曼：《解析欧洲工会运动：在市场、阶级和社会之间》，吴建平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第42、48页。
[28]M. Waters, "Succession in the Stratification System: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ath of Class Debat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994, 9(3), pp. 295-312.
[29]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导论第1～8、378页。
[30]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69～272页。
[31][35][67]S. Clarke, "The Crisis of Fordism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Telos, 83, Spring, 1990.
[32]成本社会化，按照奥康纳的划分，就是社会投资（物质、文化基础设施），社会消费（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家庭救助、国家安全）。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合称为社会资本，具有间接生产性。社会福利是纯耗费性的，但具有社会团结作用。详见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版社，2017年，第22页。
[33]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8～70页。
[34][47]保罗·皮尔逊：《拆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和紧缩政治学》，舒绍福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第251页。
[36]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3～90页。
[37]吉登斯对高度现代性给出了系统说明。此处使用这个概念，用以说明知识经济时代是脱胎于福特主义工业社会的现象。详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1页。
[38]“嵌入性”概念与卡尔·波兰尼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此，他的著名论断是：经济体制是包容于社会体制之内的……管制与市场是同时成长的。详见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09～123页。
[39]理查德·海曼：《解析欧洲工会运动：在市场、阶级和社会之间》，吴建平译，第37、201页。
[40][64]袁富华：《效率、公平与程序：以公共领域建设拓展制度韧性》，《人文杂志》，2022年第3期。
[41]R. Boyer, "French Statism at the Crossraods," in Colin Crouch and Wolfgang Streeck (eds.), 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 Mapping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7, pp. 79-90.
[42]R. Boyer, and Y. Saillard, Regulation Theory, Translated by Carolyn Shrea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41-44.
[43]G. Esping-Andersen,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6-33.
[44]G. Esping-Andersen et al.,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7.
[45]R. Rose and R. Shiratori (eds.), The Welfare State East and We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3-39.
[46]A. Evers and J. Laville (eds.), The Third Sector in Europe, Edward Elgar, 2004, pp. 11-38.
[48]理查德·海曼：《解析欧洲工会运动：在市场、阶级和社会之间》，吴建平译，第66页。
[49]N. Morel; B. Palier and J. Palme, What Future for Social Investment, Digaloo, Stockholm, 2009, pp. 99-113.
[50]关于三类福利国家模式在经济服务化过程中的进一步分化问题，参见Iversen & Wren提出的“财政收支平衡—收入公平—就业增长”三难困境模型。详见T. Iversen and A. Wren, "Equality, Employment, and Budgetary Restraint: The Trilemma of the Service Economy," World Politics, 1998, 50(4).
[51]关于发展主义和新发展主义思想的回顾，参见袁富华：《从发展主义到均衡社会——兼析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
[52][56]L. C. Bresser-Pereira, "The Two Forms of Capit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7, 37(4).
[53]R. Prebisch, Change and 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s Great Task,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70, pp. 1-19.
[54]C. Johnson, "The Develo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M. Woo-Cumings,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55]E. S. Reinert, "Developmentalism," Other Canon Foundation & Tallin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orking Papers in Technology Governance & Economic Dynamics, 2010.
[57]对此，高柏的看法是，第一次全球化大潮发生在1870年到1913年。二战后至1970年代处于第二次全球化初期，建立在产品周期基础上。1980年代以来，第二次全球化大潮快速兴起，并建立在要素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详见高柏：《新发展主义与古典发展主义——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比较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58]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59]P. Evans, "The State as Problem and Solution: Predation, Embedded Autonom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S. Haggard and R. R. Kaufman,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8-181.
[60]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61]相关研究的进展，参见王跃生、马相东、刘丁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改革》，2022年第10期。
[6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24页。
[66]罗丝玛丽·克朗普顿：《阶级与分层》，陈光金译，第56～59、168页。
责 编∕李思琪
Modernization Patterns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 Social Balance Perspective
Yuan Fuhua
Abstract: In social theory, the modernization pattern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has been strictly defined and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After World War II, two types of modernization theories emerged simultaneously: welfare capitalism with social balance at its core, which is rooted in the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mentalism with industrialization at its core, which is rooted in the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However, in term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of developmental modernization is mostl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apitalism as a referenc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modernization have given a new dimension to developmentalism and social balance theory. As a unique alternative to the diversity of model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both evolutionary commonalities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capitalist model.
Keywords: modernization pattern, developmentalism, social balance, welfare sta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