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能革命能够通过生产力革命、生产关系革命、知识革命、沟通革命等给人类社会带来全新的、全球性的发展机会。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智能革命采取并延续了其冷战思维中的零和逻辑。这种逻辑在智能革命发生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霸权论、对抗论、脱钩论等观念。如果基于零和逻辑构建未来智能世界，其将会处在一种剧烈冲突和矛盾的状态之中。因此，以一种合作开放的正和逻辑来思考未来智能世界的构建变得至关重要：第一，通过合作做大智能革命带来的整体性增益，并辅之以较为优化的均等性分配，从而避免极化的智能世界；第二，通过交流和文化共享来推动合作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从而避免冲突的智能世界；第三，通过全球性的协调来规划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总体思路，从而避免走向末路的智能世界。在智能革命的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将形成一个既包含人类个体，也包含诸多智能体的更加紧密的智能共同体。中国需要代表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提出全球智能发展倡议。这一倡议既要保证科学研究的开放性和产业发展的合作性，也要在文化交流活动中充分体现包容性，并从整体视角出发思考人类社会的前途与未来。
【关键词】世界之问 智能发展倡议 智能革命
【中图分类号】D820/TP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1.003
【作者简介】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全球治理与科技政治。主要著作有《比较政治学：学科、议题与方法》、《人工智能：驯服赛维坦》、《人工智能：走向赛托邦》、《人工智能治理与区块链革命》（合著）等。
目前，我们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变化与调整之中，而理解全球大变局的一个重要维度是科技维度。当前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革命）会使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产生重要的重组性结果。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之下，我们需要思考的世界之问是：未来的智能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智能世界？本文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提出“智能共同体”的概念，并提出全球智能发展倡议的可能性及其展开框架。
智能革命带来的全球性发展机会
智能革命对全球社会的影响将是极为深刻的。从整体来看，智能革命将可能从如下几个方面为全球社会的发展带来众多新的机会。
第一，通过生产力革命来改善和提高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智能革命的核心技术之一是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背后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对智力活动的模拟，生成一些对复杂问题的简易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最为深刻的变化，就是其实际上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用之不竭的劳动力。每个人工智能体都可以被看成是能够为人类提供服务的新劳动力。概言之，由人工智能开启的智能劳动，相较于以往的劳动形态，在效率和质量上都有新的飞跃。[1]因此，人工智能革命也往往会被定义为劳动力增加的革命。在更多的人工智能劳动力的基础之上，人类的生产力会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不管是在第二产业的制造岗位，还是在第三产业的服务岗位，都会出现大量实体的或虚拟的机器人为人类创造财富。在劳动力大量增加的背景之下，人类社会的财富创造也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为在全球层面更加均衡地分配财富创造了物质条件。
第二，通过生产关系革命来改善各国之间及其国内社会的相互间关系。智能革命的另一核心技术是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的核心应用之一是智能合约，[2]即通过数字合约的方式将合约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代码化，然后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之下，智能合约就能自动生效。因此，区块链为各类生产关系的管理以及各国的关系管理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用区块链技术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改革提供全新思路。[3]简言之，区块链技术是一种管理复杂社会关系的技术。通过区块链技术，我们可以进一步理顺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
第三，通过知识革命可以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元宇宙等数字技术的基础之上，一场更为深刻的知识革命可能会发生。例如，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不同种类的、分布在物理世界或虚拟空间中的机器人可以产生，从而给更多人提供更加丰富和深入的教育内容。另外，人工智能中的自适应教育技术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加精准的教育内容服务，这种技术可以根据受教育者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在知识图谱技术的基础之上，以一对一的方式提供更加深入和精准的教育辅导。对于个体而言，就相当于一对一地配备了专业的老师来进行辅导。如果这一技术实现广泛运用，那么将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受教育群体带来一次非常深刻的知识革命。同时，在VR和AR技术支持下的元宇宙空间之中，人们可以沉浸式地学习相关教育内容。正如爱利克·克罗科斯（Eric Krokos）等人的研究所揭示的，学生在参加VR练习后，可以吸收更多信息，从而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4]元宇宙的沉浸式教育体验可以大大激发受教育者的兴趣，其对于远程教育而言是一个重要辅助。对于发展中国家基础条件较弱的受教育者而言，这种沉浸式的远程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均等化机会。
第四，通过沟通革命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这种沟通革命是在机器翻译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进的。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支持之下，人们可以更多地享受机器翻译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之前人们前往世界各国，不得不依赖自己的跨国语言学习或专门的翻译服务，然而，机器翻译技术带来的便利，使得每个个体都可以毫无障碍地与他国不同语言的人们进行充分交流。这种充分的交流，既带来了贸易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也带来了人们在文化交流中相互尊敬、相互理解的可能性。譬如，中国的一些中小企业者利用跨境电商平台提供实时、多语种的机器翻译，可以将中国的商品卖到全世界去。[5]同样，其他国家的中小企业也可以通过这一技术，将其商品卖到中国。跨境电商平台提供的机器翻译服务起到了辅助推动全球化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机器翻译技术的基础之上，新一轮更加深刻的全球化必然发生。
整体而言，智能革命带来了全新的、全球性的发展机会。简言之，智能革命带来了一种全球的发展增量，而如果这部分增量的内容被运用得当的话，其可以给全世界人民的福利增加提供新的可能性。或者说，智能革命是一种强大的技术赋权的革命。具言之，智能革命下的区块链技术有助于推动新的分配机制形成，将价值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直接分配给劳动者，从而蕴含了更多向社会赋权并更有效解决公平问题的潜能。[6]如果人类社会可以充分地运用这一革命带来的赋权机会，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发展群体将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从而可以从根本样态上改变之前全球治理面临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全球治理长期面临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地区冲突问题、卫生治理问题等，归根结底都属于发展性问题。换言之，这些问题根本上是由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霸权国家的存在使得国际不平等问题较为突出，等级制依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7]因此，在这一严峻的政治现实面前，解决发展不均衡问题仍是全球治理的重大课题。如果人类社会可以充分运用智能革命带来的发展增量，并将这些增量较为均等地分配给发展中国家，那么全球治理长期面临的这些结构性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
零和逻辑导致的全球智能发展困境
前文讨论了智能革命可能会给全球发展带来的全新机会，这一讨论更多是在理想状态下进行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智能革命采取并延续了其冷战思维中的零和逻辑。这种逻辑在智能革命发生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观念。
第一，霸权论。这种观点往往认为，科技革命的主导权只能由西方国家来掌握。例如，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其著作《第三次浪潮》中，就极力鼓吹美国应该利用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继续发挥其在国际社会之中的领导作用。[8]一旦有发展中国家在相关技术领域取得了某些突破性进展，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便会处于一种集体焦虑之中，即从心里无法接受由发展中国家来主导科技革命的事实。前三次工业革命确实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主导的。第一次蒸汽革命主要由英国主导，第二次电气革命主要由德国和美国主导，第三次信息革命则主要由美国主导。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无法接受由新兴发展中国家来主导或参与主导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事实。一旦西方发达国家看到发展中国家在某些关键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时，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霸权论的观点。
第二，对抗论。这一论点是霸权论的自然延伸。在智能革命下，科学技术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将科学技术视作结构性权力的重要组成内容，其认为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国家能够有效获取知识维度的联系性权力，从而为获取安全、生产以及金融等方面的结构性权力奠定坚实基础。[9]在这一认知下，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激烈争夺智能革命的主导权。既然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从心里不能接受发展中国家主导或参与主导智能革命这一事实，那么在具体的做法上，其就会用冲突和对抗的方式来理解智能革命带来的影响。换言之，西方国家往往会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必然会导致发达国家在各方面权力以及社会福利等领域的退步。建立在这一认识之上，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会采取多重策略，并不遗余力地打击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这些手段既包括运用贸易活动中常用的经济制裁等手段打击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科技产业，也包括通过限制科技文化交流等方式来阻止相关智能技术的传播。技术垄断是西方主导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优势之一，为此，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并且极力阻止中国公司收购西方公司以获得相应技术，甚至其不惜采取贸易战以及其他种种封杀手段，阻挠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开拓世界市场。[10]总之，其核心逻辑是要阻止发展中国家在新兴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三，脱钩论。这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是建立在对西方领先知识不断学习的基础之上的，而阻止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最简单做法就是“脱钩”，并通过政治联盟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排斥性阻止。在数字技术层面，网络空间的先进技术已然变为争夺国际主导地位的主战场，中美双方日趋紧张的关系可能导致技术脱钩。[11]这种脱钩一方面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要切断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产业联系，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在力图形成某种基于先进技术的政治联盟，并通过这种俱乐部体制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这三种观念是相互结合的。其中，霸权论是基础；同时，在霸权论的基础之上延伸出对抗论和脱钩论。整体而言，这些观念都是西方冷战思维的当代版本，其没有看到智能革命给全球社会带来的整体性机会，而仅仅是从绝对冲突和机会排斥的角度来理解技术进步。因此，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智能发展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霸权论的后果，在技术控制和联盟化的基础之上，西方国家推动的技术霸权护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技术扩散受阻。西方国家力图形成一种俱乐部体制，将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的发展局限在其圈子之内，并全面阻止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观念，最终结果就是会导致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受阻，进而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新兴技术发展上出现巨大鸿沟。
第二，作为对抗论的后果，这些数字技术可能会被用于先进武器之中，这将进一步加剧全球冲突的可能性。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不稳定性及发展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对技术风险进行管控的难度，因此，需要各国通过合作一同解决这些难题。[12]这种对抗并不是从一种合作共赢的角度来思考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更多是从一种“你得我失”的角度来考虑。在这一逻辑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将这些技术应用到先进武器之中，这就会导致大量无人武器在世界范围内被部署。目前，无人武器在国际法中是一个相对例外的存在。由于无人武器背后的主体难以确定，这可能会产生国际法之上的行为责任空缺问题。简言之，无人武器的主体缺位这一事实，可能会造成无人武器的滥用。例如，美军在阿富汗战场上便使用了无人武器，导致平民受攻击的现象出现；同时，美军也将无人武器作为一种推卸责任的方式。然而，无人武器的广泛部署和大量使用在根本上增加了全球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应当对无人武器的使用形成全球性规范，对其部署和使用进行约束。
第三，作为脱钩论的后果，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出现缺乏协调的现象，从而使得人工智能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伦理和治理问题难以达成国际共识。作为一种新兴技术，人工智能内含一系列新的风险。例如，人工智能会不可避免地增加数据采集，而这可能影响公民个体的个人隐私保护，最终可能出现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描述的情况：“生命的一切迹象都被记录到计算机数据库，接受通盘监控和管理。”[13]同时，人工智能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网络安全风险，因为任何数字系统都存在漏洞。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智能化，这些漏洞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加大了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再如，人工智能的最终发展将走向通用人工智能，[14]而通用人工智能则可能对人类社会存在的意义产生巨大挑战，这就需要全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形成相关规划。如果这一全球性共识缺位的话，将不可避免地给人类整体带来非常恶性的后果。
为何需要构建一个合作开放的未来智能世界？
如果基于零和逻辑构建未来智能世界，则其将会处在一种剧烈冲突和矛盾的状态之中。因此，用一种合作开放的正和逻辑来思考未来智能世界的构建就变得至关重要。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通过合作来做大智能革命带来的整体性增益，并辅之以较为优化的均等性分配，从而避免极化的智能世界。如前所述，如果按照西方的霸权论逻辑，那么未来智能世界的贫富分化将进一步加大。一方面，未来在一国内部会出现拥有较高数字技术水平的“代码精英”和不掌握这些技术的所谓“无用阶级”。[15]尼克·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将“在数字资本机器对人性的压制下出现的大量稳定就业之外的剩余人口”称作“赛博无产阶级”。[16]如果智能革命带来的整体性增益无法通过制度形式进行合理的、较为均等化的分配，那么智能革命中的利益受损者会形成社会传染效应，并可能会在长期的社会紧张中爆发出来。同时，这种数字鸿沟和贫富分化的情境同样会出现在国际社会中。早有学者指出，技术能力上的巨大差距将引发更深层次的“中心—外围”的技术秩序，同时导致全球经济发展水平出现进一步分化的技术鸿沟。[17]如果发达国家完全将智能技术锁定在“发达俱乐部”之中，那么发展中国家将无法获得数字技术及相关的发展机会，进而会出现一个极为繁荣的西方发达世界和一个远离数字技术且更加贫困的发展中世界。这就会出现两个极化的智能世界，一个是国内发展的极化，另一个是国际发展的极化。因此，无论是在国内的经济社会制度设计之中，还是在全球治理制度设计当中，都需要充分地考量整体性的效应，不能将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人群和国家放在极度脆弱的位置。否则，数字技术带来的极度脆弱可能会引发强烈的社会不安定和剧烈的冲突。
第二，通过交流和文化共享来推动合作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从而避免冲突的智能世界。在机器翻译的基础之上，全球性的社会流动进一步增加。然而，如果这种流动没有增加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合作意识，那么更为频繁的跨文化相遇则可能产生更多的文化冲突。对于这一点，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提到：“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18]因此，全球性社会流动的增加，必须辅之以合作型文化的诞生。否则，更多的社会流动就意味着更多的文化冲突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摒除西方某些国家所宣扬的对抗论。这种对抗论会不可避免地加大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因此，世界需要转向一种合作主义。
第三，通过全球性的协调来规划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总体思路，从而避免走向末路的智能世界。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西方的整体观念是较为悲观的。无论是产业界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还是科学界的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等人，都提出了具有广泛世界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发展悲观论”。[19]这些论调往往认为，人工智能最终的发展结果是人类的自我毁灭，即人工智能将会成为人类最后的发明。在这其中，就出现了一种笔者所定义的“马斯克悖论”。马斯克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推手，但同时，马斯克又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宣传其关于人工智能会导致人类灭亡的悲观观点。因此，人类社会要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共识。一方面，这种共识要求对人工智能的发展采取一种开放的积极态度，即要充分利用智能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和整体性增益。另一方面，这种共识要求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整体节奏加以掌握。例如，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哪些颠覆性影响？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充分预判，并需要形成全球性的共识和规范。通用人工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我们要解决人类社会的诸多结构性问题，需要依赖通用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通用人工智能发展最终会对人类的自主性以及人类社会的存在意义等造成一系列根本性挑战。正如王天恩先生所言，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足以从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到最高层次的生活意义寻求，全方位构成人类的现实生活具体问题和存在性风险。[20]因此，对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形成全球性共识就会变得至关重要。
智能共同体和全球智能发展倡议
前一部分讨论了构建一个合作开放的未来智能世界的意义。我们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下，进一步构建智能共同体。换言之，在智能革命的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将形成一个既包含人类个体，也包含诸多智能体的更加紧密的智能共同体。这样的智能社会存在进一步增加人类社会整体性福祉的可能性，可能会给人类社会长期面临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带来新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如果西方国家仍然采取其一贯的零和逻辑，未来的智能社会将可能发展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分裂的两个世界，整体性的智能社会将无法形成。按照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政客的构想，未来的智能世界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这些发达国家垄断了智能相关的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则无法获得这些智能技术，只能为发达国家进一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初级产品。进言之，在未来的智能世界中，由于技术强国具备先天的垄断数据的能力，个别大国可能会掌握全球的数据信息，而技术弱国在很大程度上将面临“数据殖民”危机。[21]但这些政客没有看到的是，智能革命将会带来巨大的撕裂效应。一方面，这种撕裂效应会在其国内社会出现。如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首先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内部社会撕裂；另一方面，这种撕裂效应又会延伸到国际社会。这种强冲突最终可能会将整个智能革命带来的积极效应完全吞没。
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共同体的观念来理解智能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整体性影响，中国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信息革命的后期（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革命中）建立了较好的产业基础，取得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进展。例如，在移动互联网应用中，中国的某些应用如微信和支付宝的发展等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再如，在通信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5G技术及其应用也走到世界最前沿。因此，中国便更多地具备了代表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建设未来智能世界的一种可能性。中国在近年来提出了多个倡议，如“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未来，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之下，中国同样需要代表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提出全球智能发展倡议，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之下，从中国参与智能革命的已有经验出发，以及从全球智能社会整体思考的角度出发，为全球智能的发展提出一种全新的理念。笔者认为，这种全新的理念可能会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研究的开放性。科学研究本身是无国界的。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进步属于全人类。但是，美国与其伙伴国家组建的“技术联盟”却在加紧构筑防止先进科技成果流向竞争国家的壁垒，其希望通过“技术多边主义”形式实现新的技术霸权体系，筑牢传统霸权体系的基石。[22]因此，我们要摒弃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霸权观念，要从全人类共享的角度思考科学技术发展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整体性福利增加。从这一角度来讲，西方某些发达国家人为地设置科技交流的阻碍，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
第二，产业发展的合作性。唯有将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整体性红利运用到产业发展之中，才能给人们的实际生活带来切实的改变。产业发展关系到技术的实际应用和人类生活状况的改善，同时也涉及全球性合作。目前，全球性合作已经体现出一种供应链的全球属性。然而，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却通过逆全球化的手段来试图形成产业发展的再国家化。其背后的基本逻辑就是希望通过再国家化来封锁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之前在全球性分工之中，已经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充分合作的某些机制，未来在相关智能产业中，我们同样需要发挥这种合作机制。例如，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样可以充分参与到智能产业的发展之中。举例而言，人工智能产业高度依赖数据标注，[23]而由于数据标注的技术含量有限，可以由技术程度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来承担。在某种意义上，数据标注仍然属于一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数据标注的过程中，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扩散可能会加速，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提供新的机会，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此类产业合作。另外，由于集成电路产业投入成本极高，其本身便是一种全球合作性产业。然而，近年来，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却试图通过阻止发展中国家使用EDA软件、阻挠晶圆代工厂为发展中国家的芯片设计企业制造芯片等方式，来干预集成电路产业的全球性分工，这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这种做法将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研发成本和产业成本，以获得先进制程的芯片。换言之，这一做法将不可避免地迫使发展中国家采取国产化替代的方式来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而这一发展又可能会导致发达国家的集成电路上游产业出现订单和商业利益减少的现象。所以，从最终结果来看，还可能导致发达国家的光刻机制造和晶圆代工行业陷入整体性衰落。这种破坏全球性合作的做法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我们需要在未来全球智能产业发展中摒弃这种零和逻辑与冲突思维。
第三，文化交流的包容性。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最终将被应用到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数字技术内含一种同一性，其在某种意义上会对多样化的文化产生挤压效应。譬如，数字生活可能以“数据”为核心，消解时空距离对社会交往的限制，从而对文化、社会和个性进行同一化和系统化重构。[24]同时，人工智能所增加的全球性社会交流，则可能进一步加大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因此，在未来的智能社会中，提高文化的包容性就会变得至关重要。这种包容性一方面意味着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包容，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对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数字弱势群体的包容。包容的观念意味着，行动者要摒弃“唯我独尊”的霸权论思维，要尊重不同的文化群体，同时对那些在数字化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也要给予足够的包容。否则，这些愤怒的人群就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未来的智能社会形成某种巨大的撕裂效应。
第四，人类前途的整体性。近年来，已经出现了诸多后人类主义的讨论。这些观点认为，在智能革命的基础之上，会产生一种“数字后人类纪”。人类纪是一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性思考，数字后人类纪的观点则认为，在智能革命的系统性影响之下，人类很可能会将自己置于自我颠覆的境地。这些观点都指向了人类的前途，而对人类前途的整体性思考则不可避免地需要全球性共识的出现。因此，中国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这种全球智能发展的倡议，从根本上是希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同一个圆桌上坐下来，运用移情和共情的方法思考智能革命给对方带来的系统性影响，并在交流和互动之中逐步形成整体性的全球性共识。这样才能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整体性方案，而不是在相互的恶性竞争和偏狭的俱乐部思维之中，走向一种数字后人类纪所描述的悲观结果。
结语
整体而言，智能革命给全球社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会，如果这些发展机会可以被人类社会充分把握的话，智能革命带来的整体性增益将有助于我们解决全球治理中长期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分析，但现实的情况是，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在运用零和逻辑来思考智能革命带来的系统性影响。这种零和逻辑导致在目前智能革命发生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冲突和紧张关系。而要打破这种发展困局，我们就需要构建一种全新的、合作开放的新观念。这种观念可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构建，即从人类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思考打造未来人类社会智能共同体的途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形成全球性的智能发展倡议。这一倡议要保证科学研究的开放性和产业发展的合作性，还要在文化交流活动中充分体现包容性，并从整体视角出发思考人类社会的前途与未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加快数字化发展与建设数字中国的政治保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AZD021）
注释
[1]周丹：《智能时代的劳动与人的劳动解放》，《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4月下。
[2]刘薇：《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法律性质》，《法治论坛》，2020年第2期。
[3]高奇琦：《区块链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革命性意义》，《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
[4]Eric Krokos; Catherine Plaisant and Amitabh Varshney, "Virtual Memory Palaces: Immersion Aids Recall," Virtual Reality, vol. 23, no. 1, 2019, pp. 1-15.
[5]邬爱其、刘一蕙、宋迪：《跨境数字平台参与、国际化增值行为与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管理世界》，2021年第9期。
[6]高奇琦：《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初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7]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高婉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35页。
[8]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379～405页。
[9]Susan Strange, State and Market-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 pp. 27-28.
[10]李滨、陈怡：《高科技产业竞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
[11]Nigel Inkster, The Great Decoupling: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Technological Supremacy, London: Hurst Publishers, 2021, pp. 250-281.
[12]Matthew Scherer, "Regul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Risks, Challenges, Competencies, and Strategies,"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vol. 29, no. 2, 2016, pp. 363-364.
[13]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的神话（下）》，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318页。
[14]有许多技术专家及学者对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抱有乐观态度，并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大约会出现在2040年之前。参见Seth Baum; Ben Goertzel and Ted Goertzel, "How Long until Human-level AI? Results from an Expert Assessment,"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78, no. 1, 2011, pp. 185-195。
[15]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将这些被“算法”排挤出市场，并沦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的多余的人，称作“无用阶级”。参见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91页。
[16]Nick Dyer-Witheford, Cyber Proletariat: Global Labor in the Digital Vortex, Toronto: Pluto Press, 2014, p. 201.
[17]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52-54.
[1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7页。
[19]霍金的相关论述参见《霍金：让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家园》，2017年4月27日，http://tech.cnr.cn/techzt/2017gmic/opinions/20170427/t20170427_523728475.shtml；马斯克的观点参见"Elon Musk, Blasting Off in Domestic Bliss," July 25,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25/style/elon-musk-maureen-dowd.html。
[20]王天恩：《人类解放的人工智能发展前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
[21]Yuval Harari, "Who Will Win the Race for AI?" Foreign Policy, no. 231, 2019, pp. 52-54.
[22]唐新华：《西方“技术联盟”：构建新科技霸权的战略路径》，《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期。
[23]Jiren Zhu; Russell Kaplan; Justin Johnson and Li Fei-Fei, "HiDDeN: Hiding Data with Deep Networks," in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ECCV), 2018, pp. 657-672.
[24]温旭：《数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困境与合理化出路——以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为视角》，《理论月刊》，2020年第11期。
The World's Question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Revolution
Gao Qiqi
Abstract: The intelligent revolution can bring new and glob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o human society through revolution of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ion. However, in reality, the US-led Western countries have adopted and continued the zero-sum logic of the Cold War towards the intelligent revolution. This logic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concepts of hegemony, confrontation, and decoupl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lligent revolution. If the future intelligent world is built on the basis of zero-sum logic, it will be in a state of intense 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Therefore, it will be crucial to consid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uture intelligent world with a cooperative and open positive-sum logic: first, to increase the overall gain brought by the intelligent revolution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complement it with a more optimal equitable distribution, so as to avoid a polarized intelligent world; second,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the concept of cooperation in the world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haring, so as to avoid an intelligent world of conflict; third, to plan the overall direction of future AI development through global coordination, so as to avoid heading toward the end of the intelligent world.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lligent revolution, human society will form a closer intelligent community that comprises both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and many intelligent bodies. China needs to propose a global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initiative on behalf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initiative should ensure the openn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cooper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ully embody inclusiveness i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nsider the future of human society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Keywords: world question,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initiative, intelligent rev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