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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平台零工劳动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胡莹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显示,目前我国“平台上活跃着近70万自由职业者,在全国50多个城市上线灵活就业岗位超过300个,灵活就业岗位涵盖推广、内容创作、知识分享、配送、咨询等诸多领域。”互联网平台的出现和算法技术的运用,实现了以平台为中介的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大规模精准、高效匹配,零工劳动的范围和规模也突破了以往地域性、偶然性的限制,呈现出规模化发展的趋势。

平台零工劳动打造社会就业新机遇

平台零工劳动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在创造工作岗位、增加弱势群体就业机会、增强劳动者技能等方面具有正向激励作用,有力促进了社会就业和经济发展。

第一,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平台零工劳动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既改变了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就业方式,也促进了就业包容性增长。《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达到1.91亿个,占全年就业总数的24.6%,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规模的增速。从具体的领域来看,滴滴平台2018年在国内带动了1826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包括网约车、代驾等直接的就业机会1194.3万个,还间接带动了出行行业上下游间的汽车生产、销售、加油及维修保养等就业机会631.7万个。美团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目前美团的骑手总数已高达295.2万人次,同比增长16.4%。蜂鸟官网上显示其蜂鸟即配已服务了300多万家商户,配送服务覆盖2000个大中小城市和县区,已有超300万人加入了蜂鸟骑士行列。平台经济发展不断扩容,大幅提升了我国经济运行的承载力,成为了拓宽就业的“蓄水池”,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当今社会一个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以通过平台提供跑腿、清洁、做饭、开车等零工服务。人们既可以选择以平台零工劳动为全职职业,也可以将其作为一份兼职副业。

第二,增加弱势群体就业机会。现实生活中的残疾人、贫困者、下岗职工、灾难中的求助者、妇女、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以及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劳动者在就业上往往存在着“透明的天花板”,在就业过程中易遭受歧视和排挤。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不足,在以往的工作期间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本,就业的形式多属于非正规就业,风险性较高。平台零工劳动使弱势群体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获得了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平台企业和消费者更看重产品或服务的获得,因而除了一些具有特殊要求的工作外,平台零工劳动者的性别、学历、年龄、外貌等一些在传统线下工作中被列为考虑因素的条件均可被忽视掉。平台零工劳动的灵活就业模式吸纳了灵活就业者,其丰富的开放资源也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同时,大多平台零工劳动的准入门槛低、技能要求不高、工作高度弹性化、薪资可观,不仅方便弱势群体就近就业、就地就业,也拓宽了他们的增收渠道。

第三,促进劳动者技能提升。平台零工劳动的一大优势在于它能使劳动力供需双方借助数字平台高效精准地匹配,将劳动者自身的知识、技能、闲暇时间自由化、弹性化地转化为经济收入,这有利于劳动者充分地发挥其知识、技能、天赋,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使其成为获取收益的工具。依托互联网发展的平台本身就是巨大的信息、资源聚集地,一方面零工劳动者可以通过平台与其他从业者分享信息、经验和技术,既提升自身技术,也促进行业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另一方面零工劳动者可以通过网络直播、在线课程等方式获取更多的学习资源,不断学习新技能,更新旧知识、旧技术,提升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同时,一些数字平台也通过建立高效、敏捷的培训体系,帮助零工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提高服务水平。如美团搭建了生活服务业人才数字化发展平台——美团大学。2021年以来,美团大学已为生活服务业从业者提供超过9000万人次的线上培训,开发2000多门课程,累计输出课时超过 500 万小时,内容覆盖餐饮、外卖、美容、美发、美甲、医美、结婚、亲子、酒店管理等多个生活服务品类,旨在加快行业人才的知识更新与技能提升。

平台零工劳动者权益保护难题待破解

尽管我国平台零工劳动呈现出蓬勃生机,但其仍处于发展初期,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从主体上来说,平台企业、劳动者、消费者三者矛盾和冲突凸显;从劳动保障上来说,劳动者付出与收入失衡,部分职业风险高;从职业发展上来说,低技能零工职业认同感较低,缺乏长远职业规划。

第一,部分岗位安全风险高。近几年经常能看到外卖小哥或快递员出交通事故的新闻,其高发频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外卖骑手为例,在平台的派单设置中,从顾客下单的那一秒起,大数据和算法系统便开始根据顾客的位置、骑手的位置、方向及顺路性决定给哪一位骑手派单,根据取餐点、送餐点、骑手位置三者之间的距离,参考骑手的骑行速度以及穿过红绿灯、堵塞路段、交叉道路等所需的时间,从成千上万条道路中规划出最优的配送路线。但这种最优方案往往轻易就被现实中的一些不可控因素影响,如大风暴雨特殊天气、道路的直线距离被阻隔、突发交通事故造成的堵塞、商家无法出餐、客户不接电话或者客户定位错误等。如果骑手的送达时间超出了系统规定的时间,轻则扣款,重则被投诉、赔残损甚至封号。骑手只能不断缩短路上的行驶时间,不顾生命安全提升速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全市快递外卖行业交通事故情况》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饿了么、美团、盒马和顺丰几家企业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名列前茅。尽管近两年来随着交通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出台,其交通事故发生率有所下降,但其案件总数仍然较高,从事这些行业的零工劳动者仍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第二,劳动者工作压力较大。平台零工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精准服务劳动,是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劳动。零工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往往处于一种不平等状态。一方面,在平台设定的评价系统和薪资制度中,消费者的评价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平台零工劳动者的好评率越高,等级积分越高,其越容易接到距离近、单价高、交通便利的“好单”。而差评率越多的话,则直接面临着被罚钱、扣分乃至暂停服务和被封号的处罚。在实践过程中,劳动者往往因为差评问题与消费者发生冲突,导致“做白活”。因此,劳动者不得不维持与消费者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随意地、无责任地评价劳动者,并直接导致平台对劳动者的处罚(各种超时罚款、差评罚款、投诉罚款等),而劳动者却很少能够评价消费者。甚至在投诉上,顾客向平台发起的投诉基本都能投诉成功,而劳动者即便在劳动过程中吃了亏、向平台申诉,最后结果也是不了了之。平台对消费者的偏袒形成了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这种不平等关系则进一步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第三,劳动者自身法律意识淡薄。由于平台零工劳动的工作流动性较高,劳动者进出频繁,不少劳动者属于跨区域、跨城市劳动,其对于是否有劳动合同等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对相关社会保障政策也缺乏足够的了解。相当一部分劳动者仅将平台零工劳动作为一份增加收入的兼职工作,且收入并不作为其生活的主要经济支撑。也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并未将其作为一份长期的职业,只作为缓解当前财务困境的一种手段,因此也没有考虑过关于职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保障的相关问题。平台零工劳动者更在意当前或短期内的经济收益,以及自己能否进入平台工作,而对其他条件自然而然地忽视了。此外,平台多与劳动者签订电子化的服务条款,这种条款一般内容冗长、繁琐,各个条目均采用专业术语细致地罗列和划分。对此,劳动者一方面缺乏耐心细看,另一方面也存在看不懂的情况。这也就导致了劳动者对所签订的服务条款的忽视。

积极推动平台零工劳动可持续发展

平台零工劳动采取“平台+个人”的组织方式,劳动者通过平台领取任务并完成工作即可获得报酬,二者不签订劳动合同,平台也就无需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平台企业以平台零工劳动这种灵活用工方式规避了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劳动力较集中的快递业、移动出行、外卖等行业,其从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容易遇到各种突发意外,其安全保障亟待加强,因此其对工伤保险、人身意外险的需求量较大,但是当其遭遇意外时,往往因缺乏劳动合同导致责任关系难以认定,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

我国目前对于平台零工劳动者的相关法律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未出台完整的、明确的规定和政策。同时,我国关于监督和管理平台零工劳动的部门责任划分不够明晰,劳动者遇到侵权行为,不知道该走怎样的程序。尽管一些平台针对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开通了申诉渠道,若有劳动者认为消费者对自己的投诉、差评、索赔处理行为不正确,则可通过系统填写材料,请求重新处理。但当问题发生且需要平台介入协调时,劳动者需要准备诸多材料,包括保留与消费者的聊天截图、相关照片等,再通过平台系统递交材料申请审核,手续麻烦且耗时长。

平台零工劳动是社会发展内在需求和技术创新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在未来,平台零工劳动者可能需要实现多样化的技能组合,成为“斜杠青年”。判定斜杠青年的一个标准是劳动主体需具备2个或2个以上的技能优势,即该技能至少都能达到职业交付的水准,或是能够达到专业水平。多重职业身份为零工劳动者带来了多样化的发展空间,也解放了工作场景对劳动者的束缚,促进其个性化发展,增加其经济生活保障。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为平台零工劳动的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技术保障,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网络平台造就了零工经济的兴起,也给现行的劳动法带来了冲击与挑战。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既保护好劳动者的权益,也积极推动劳动力市场的良性运转。

[责任编辑:宋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