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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好人主义的虚伪面相看本质

作者:王立峰,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着“打虎”“拍蝇”“猎狐”的力度不断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突出成效,党风、政风、民风焕然一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新时代的形势任务,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着力构建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随着党风廉政建设的不断深化,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任务,基层治理、疫情防控、精准扶贫等多个领域、多个行业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得到有效整治,但实践中仍存在着一些变种异化的形式主义现象需要引起注意,党政机关内部的“好人主义”就属于此类。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及好人主义恶习:“对共产党人来说,‘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没有公心、只有私心,没有正气、只有俗气,好的是自己,坏的是风气、是事业。”因好人主义隐蔽性强,善于伪装和笼络人心而容易被忽视,其危害同样会直接污染地方或行业的政治生态、侵蚀党的肌体健康、损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和党员干部工作作风,必须刺破好人主义的虚伪面纱,拔除好人主义的毒瘤。

透视好人主义的虚伪面相

“好人主义”不是“好人”和“主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反语讽刺意味,专指表象上、形式上、虚伪的假君子、真小人。好人主义之所以被称为“主义”,是因为其是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相提并论的一种行为方式和生活作风,具有特定性、专有性与典型性。毛泽东同志曾经专门为好人主义画像,“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好人主义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常常表现为一种“好人哲学”处世观,在周围人眼中表现出“好好先生”的模样,极具伪装性,需要揭穿其面纱。

一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型。这是生活中最为典型的“好好先生”画像。“好好先生”这一典故出自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古今谭概》,描绘的是那种无原则、无底线的好人哲学。实践中有些党员干部也奉行这种处事风格,见谁都说好,不得罪任何人,这种表面上的和和气气、相安无事,实际上是对同志的不负责任。

二是“少说为妙”的息事宁人型。这类党员干部奉行平安哲学,醉心于“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太平官”状态,凡事只要涉及到责任,就想办法避开、绕开,生怕自己的一言一行招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留下口实,引起他人嫉恨。“谨小慎微”是一种美德,但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在面对同事或领导的错误或违法行为时,不敢讲真话,怕受到打击报复而不作为,都是失责与失德的表现。这类人的“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不愿为、不敢为,只是短时间内把矛盾加了“盖子”,并没有彻底消除问题隐患。

三是“多栽花、少栽刺”的相互捧杀型。这一类型的好人主义奉行“吹捧文化”,做人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没有立场,完全背弃“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在民主生活会上,这类党员干部对人对己只讲优点,不讲缺点。放空炮、讲套话,隔靴搔痒、避重就轻,使得组织生活流于形式,更无组织纪律性可言。这种对待工作失误和他人错误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行事风格,其实是一种“捧杀技”,贻害无穷。

四是“永不出头”的明哲保身型。这一类的好人主义秉承着中庸之道,擅长玩“太极推手”,认为“枪打出头鸟”。在工作中,一旦遇到腐败现象或不正之风,总想着绕道走,避其锋芒,小心为妙,这类人都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唯个人利益至上。这种明哲保身其实并不能“独善其身”,只是因为不关涉其个人利益得失,别人的好坏与自己无关,属于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好好先生是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是讲私情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的庸俗官风。其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背后,打的却是个人的‘小算盘’,算计的也都是一己私利——保住职位、搞好关系、留足后路、获得利益。”

五是“积攒人气”的左右逢源型。这种类型的老好人其实是想通过营造自身的好人人设,博取周围同事或领导的“好人缘”,实现自己绩效评估或民意测评的好结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曝光的一起案件就是这种情况,杭州市富阳区洞桥镇某村原党委书记王某某充当“好人”,套取5000元村集体资金,补偿受处分的干部何某某,后受到党纪处分。在选人用人领域,一旦把“唯内部选票论”“唯人际关系论”“唯群众呼声论”作为评判标准,就一定会导致有些党员干部苦心孤诣地钻营和伪装自己的老好人形象。这些人的处世之道就是广交朋友、营造圈子,坚信“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有的时候拿公家利益为自己铺路、送人情。

六是“抹灰和泥”的是非不辨型。这类党员干部的特点是凡事都不计较,一律“和稀泥”,可以牺牲原则,但不能得罪同事和领导。经常的口头禅就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对原则问题也搞一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段,对违纪违法现象奉行“看破不说破、知人不评人、知理不争论”的官场生存哲学。这一类型的党员干部不是真的是非不辨,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骨子里其实是“大奸若忠、大恶若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就被中纪委点名,称其“老好人”实为老害人。作为党的十八大后第一位因玩忽职守而锒铛入狱的高官,他在庭审上辩称自己“没贪一分钱”,但正是在他的任上,他面对举报不断并没有及时严肃查处,而是继续奉行“好好先生”之名,居中协调、是非不辨、欺上瞒下,导致衡阳市发生严重贿选。“童名谦案”提醒人们,“老好人”式的是非不辨、没有原则,其危害丝毫不逊于腐败犯罪。

好人主义病灶的产生根源

《孟子》中对“好好先生”也有评价:“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非之无举也,制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好人主义误人误事,害人不浅,一旦这种处世之道出现在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之中,不仅会扼杀共产党人的组织纪律、损害党的肌体健康,更会败坏党内政治生态环境。党内好人主义是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和明哲保身的庸俗哲学观所致,其产生根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精致利己主义思想作祟,公家利益送人情。好人主义的“好”是有分别的,是表面上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但实质并不是为了他人好、大家好,真正的好处只留给自己,是一种市侩型的自我利益最大化。有些党员干部混淆了公与私的界限,在处理组织生活中出现的违纪问题或违法行为时,公私不明、情法混淆,不惜牺牲原则谋私利。为他人开脱、替他人抹事、行一个方便的目的显然在于图将来的利益交换或人情债务,是为礼尚往来地偿还“人情债”。

二是信奉传统庸俗人生哲学,明哲保身求安稳。中庸之道讲求的是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但实践中,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把中庸之道庸俗化了,将其等同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虚与委蛇”的厚黑关系学,认为官场之道“保全自己”才最安稳,对下级要哄着护着,对同级要让着包着,对上级要抬着捧着,保持一团和气,才能保证自己平安一生。这种“中庸之道”实质是一种官僚主义的体现,这类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只务虚、不务实,做事情避重就轻、四处讨好。这类人是官场中的“老油条”“老狐狸”“滑泥鳅”,遇到问题就调头,不敢得罪人;看见责任就撂挑子,不敢为不愿为,宁可机会丧失,也永远不出头。

三是极力营造人脉圈子文化,广交朋友求上位。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以“好人”形象四处逢迎,广结人脉资源,营造各种小圈子。同事之间称兄道弟拍肩膀,攀龙附凤讲派系。这些人经常以各种由头与他人建群、混饭局,以本家、同学、战友、老乡为名号四处建群拢团,搞圈子文化。一旦小圈子、小团体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些人就会相互勾结、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排挤和打压那些敢说真话、坚持原则、坚守正义的党员干部,从而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局,败坏党内政治生态。长此以往,这类圈子和团体就会形成腐败共同体,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更有甚者会导致塌方性腐败。

四是考核监督机制成效不彰,清静无为不担责。为什么好人主义屡禁不绝,总会在某些党政机关内部潜滋暗长,总能找到其生存空间?这与少数地方考核监督制度真空或监督失位不无关系。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但是好人主义把相互批评变成相互吹捧;民主生活会因好人主义而变味,有的只追求形式化、表面化,甚至变成了娱乐会;有的谈心谈话制度不走心,变成假谈、空谈,成了可有可无的差事应付。有的党员干部秉持着“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的心态,所谓的“清静无为”实际上是一种逃避主义,不敢担当和作为。究其根源,还是理想信念蒙上了灰尘,思想路线出现了模糊。“好好先生”私心太重,就会罔顾人民利益,时时处处以自身利益为考量。而一些地区、部门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督问责,奉行好人主义的党员干部也极少被追责。从现实来看,一些地区、部门的考核监督机制“脱实向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团和气,不是真正的团结,而是缺乏党性原则的表现,最终只会消解奋进的锐气,丧失创新的勇气。

根治好人主义必须标本兼治

一是强化理想信念教育,补全思想之钙。好人主义能在党政部门中找到栖身落脚之所,归根结底还是一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问题,从而导致理想信念动摇,政绩观、价值观严重扭曲变形所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会决定其外部行为,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认知,必须强化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就需要从思想源头消除主观认识上的错误思想。一方面,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地加强党性教育,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另一方面,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党性修养,提升道德境界,不做老好人,而要做老实人。

二是整治圈子文化,净化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拔除好人主义的毒瘤,彻底根除好人主义滋生的土壤,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惩治圈子文化,防范小团伙的一团和气、小圈子的沆瀣一气,从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一方面,用好民主生活会制度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有效的整风武器,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工作方针,弘扬整风精神,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党员领导干部应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实事求是,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严肃认真提意见,满腔热情帮同志,让“好好先生”无处遁形。另一方面,开展专项思想教育整改活动,以典型事例曝光、主题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向党员干部讲清楚好人主义的危害,让广大党员干部认清“好好先生”的真面目,有的放矢地破除好人主义现象。

三是完善正向激励机制,端正用人导向。老好人排挤老实人、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一些地区、单位的干部选人用人机制有问题,从而导致“唯选票”“唯测评”“唯人缘”的“好好先生”总能混得风生水起、步步高升。而那些敢碰钉子、敢于直言、踏实做事、本分为人的老实担当的党员干部反而成为单位内部不合群的人、领导不待见的人。久而久之,破窗效应一旦形成,老实人必然会被淘汰,老好人的作派反而为人所效仿。破除这种效应,必须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一方面,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的要求,要把区分优劣、奖优罚劣、激励担当、促进发展作为干部考核工作的基本任务,针对那些干事创业精气神不够,拈轻怕重、患得患失,不敢直面矛盾、不愿动真碰硬,不担当不作为的党员领导干部,一定不得予以重用和提拔。另一方面,深化落实《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确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大力选拔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干部。同时要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鼓励干部勇于试错、担当有为。

四是补齐制度实施短板,强化监督问责。好人主义屡禁不绝,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执行流于形式,无法落地,导致无法有效地预防和惩治好人主义的作风问题。如果在实际工作中,能干的不如不干的、干得多的不如干得少的,干得好的不如干得不好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鞭打快牛”,使能者多劳、庸者清闲,导致“快牛”负重不堪。如果党员干部的考核只注重同事意见、领导评价、人缘好坏,那么必然会导致好人主义盛行,“好好先生”一路顺风顺水。这就需要:一方面,完善政绩考核制度,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防止只重形式、面子工程的不良工作作风,重点惩治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的好人主义问题。另一方面,把监督问责作为克服好人主义的一把利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予以问责:“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不力,好人主义盛行,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领导巡视巡察工作不力,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走过场、不到位,该问责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保证监督问责的有效性,必须层层传导压力,分级负责每一块责任田,做到有权力不放纵、有问题必追究,达到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从而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成效。

[责任编辑:王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