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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生产与审美判断的基本原则

——写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

【摘要】毛泽东文艺思想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亦即文艺创作生产根植于能动的反映论的美学原理。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上阐明了文艺美根源于社会生活、文艺美宗旨要为人民服务、文艺美的建造需要学会使用辩证法、文艺工作者需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等基本原则,并彻底贯彻历史唯物主义,讲求知行统一观,突出强调“人的社会性”以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主体性,高举起人民美学的旗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美学 文艺工作 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8.011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解答了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的“根本方向问题”。[1]80年后,再度将《讲话》与毛泽东同志其他文艺著述一并研读,真切感受到其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意义。“凡事有经有权”,[2]《讲话》有针对性,更包含着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规律性认识和对文艺工作的普遍性倡导。

文艺美根源于社会生活

什么是美、什么是文艺美?《讲话》没有直白问答。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3]他悬置何为美而发问美从何而来,然后透彻地讲了三个“经常的道理”[4]:一是文艺美来自社会生活。凡属文学艺术,作为观念形态的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5]。二是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这是自然形态的文艺矿藏,尽管粗糙和分散,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6]三是文艺美更高于生活之美,更为人民群众所需要。尽管社会生活比文学艺术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群众还是不满足于一般生活感触,要求对于文学艺术的鉴赏,从而产生文艺美的社会需求。这说明自然美和生活美跟文艺美同样都是美,然而,“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7]。
在这里,毛泽东文艺思想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亦即文艺创作生产根植于能动的反映论的美学原理。这种“能动的革命反映论”首先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8]就此,毛泽东同志曾经阐明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同样适用于文艺活动以及文艺美的创造,包括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的目的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的认识只能来之于社会实践,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辩证地依存发展。早在1937年7月,毛泽东同志就在《实践论》中,讲了一段鞭辟入里的话,令文化艺术界常学深思。他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9]
解决文艺美的根源问题,《讲话》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基,由认识论指导文艺创作的社会实践,还突出强调其“人的社会性”以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10]的主体性,并且讲求知行统一观,彻底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故而《讲话》的文艺美学观顺理成章通向实践美学、人民美学。

文艺美宗旨在为人民服务

文艺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社会生产构成了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之中,认识以实践为基础,其最终目标还是要付诸实践,而任何形式的认识和意识形态都带有价值属性,都会在实践中发生“应该如何”的指向。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艺术活动为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而产生,就是文艺工作者用一种审美观念支配和指导,通过发现、感受、体验现实美、生活美、社会美,进而将之典型化、情感化、理想化,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用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抒发情感,供应社会大众鉴赏、体味、感悟,引发受众的愉悦共鸣和情感升华,产生文艺的美学社会效应。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工作者的价值观起着统御作用,决定着文艺创作传播的取向、导向、指向,通过受众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形成感性的和理性的皈依。
价值观由政治立场和哲学世界观决定,所以,《讲话》在引言部分第一个问题讲“立场问题”,在结论部分第一个问题讲“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毛泽东同志从列宁的观点出发,重申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并对有关理论原则作出深化和具体化,强调革命文艺就是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当时即为工人(领导革命的阶级)、农民(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兵士(革命战争的主力)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革命的同盟者)服务,因为“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11]他要求文艺工作者一定要解决立场问题,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12]
《讲话》把“文艺为什么人”作为首要问题,揭示了文艺美不仅具有客观性还有主观性,文艺活动应该重视社会效应。毛泽东同志曾经批评一些旧戏颠覆了唯物史观,把王侯将相表现得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是他们的,劳动人民却不过是跑龙套的。他强调,“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13]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14]要“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15]。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把文化革命、审美革命纳入社会革命的范围之内,致力于“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6]正是秉持革命战略和历史视阈,他高度称赞“五四”以来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赞扬他们推动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极大的发展”,[17]批判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唯心论,强调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要以“共产主义思想去指导”[18]。另外,毛泽东同志明确主张,不能强迫艺术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19]。

文艺美的建造需要学会使用辩证法

1957年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评有些文章形式主义严重,气势盛而内容空,倡导写作要克服片面性,学会使用“辩证法”。[20]以《讲话》为代表,对于文艺生产以及美的建造,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提出科学把控几对辩证关系。
政治与艺术。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房子,经济是地基,至于文化,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21]文化与社会不可分割、不能游离于外,政治是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美具有社会属性和时代特征,自然离不开政治。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提出审美判断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首先,文艺创作及文艺批评要坚持原则立场,艺术性不能舍弃政治考量。对于文学艺术作品,先要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看其有无进步意义。“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22]同时,也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反对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其次,毛泽东同志始终认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也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具体方法。艺术是表达美的手段,对于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他强调:“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不仅如此,还要根据群众的需要和现实的需要,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达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23]
普及与提高。从文艺美的专业素养和日常鉴赏来看,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差别和区隔。这就有一个用文艺向群众普及、从群众中提高的任务。一方面要从群众出发进行普及,急群众之所需;另一方面要在群众的基础上提高,沿着群众前进的方向提高。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美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把文化场域内的劳动付出与积累称作“文化资本”,用以解释拥有文化资源得到相应收益。文化资本使拥有它的人能够提升文化素养和文化能力:正如有羽毛的动物比有皮毛的动物有更多的机会拥有翅膀一样,那些拥有实际文化资本的人比那些缺乏此类资本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博物馆的参观者。[24]在现代社会中,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几乎是完美的对应(homology)”[25]。文化艺术上的不均衡需要文艺工作者普及提高普罗大众,赋予他们文化资本。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为了民族民主革命,工农兵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26]发展地看,普及和提高又不能截然分开。人民要求普及,跟着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27]毛泽东同志强调,“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28]
借鉴与创造。文艺作品源自社会生活中的素材及其加工创作,这决定了文艺美具有当下性、现实性,但这并不排除对于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资源的有效利用。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要“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29]借鉴古人和外国人的文化遗产,其中一种方式是直接继承,毛泽东同志特别注意到不能忽视这种继承,他本人写的诗词在形式上就是如此。1956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30]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31]他警示道,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要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32]他特别强调,“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33]

文艺工作者需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

通过文艺创作及其服务群众的路径可知,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提高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毛泽东同志对先做学生再做先生的道理,更是谆谆教诲。他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34]在此之间,文艺工作者要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对于不同性质的文化加以分析吸收。毛泽东同志指明了文艺工作者创作和成长途径,将文艺美的创造落实落地。不仅如此,这里更是寄托着他致力毕生建设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远大理想。
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的根据”[35],同时注重充分发挥文化、理论、文艺的能动作用。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就有文武两个战线,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36],建设新中国,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文化人、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的作用,把他们作为“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37],告诫全党“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38],并且号召“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39]。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期望兴起一个新的文化高潮,一方面更加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化,提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40]另一方面,更加明确地要求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他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41]在毛泽东同志心目中,新型知识分子和作为中国现代化领导力量的党员干部具有共同一致的标准要求,亦即“又红又专”。他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42]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战略部署,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拓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有机知识分子”思想相通相似。这至少在理论上佐证了,毛泽东同志在文艺战线上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文艺美的建造者可谓念兹在兹、期望殷切。

注释
[1][13][14][15][18][20][21][30][31][32]《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2、126、273、126、32、181~183、104、146、151、147页。
[2][4]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0、60页。
[3][5][6][7][11][12][22][23][26][27][28][29][33][34][3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3、860、860、861、855~856、855~856、868~869、869~870、861~862、861~863、863~864、860、860、860~861、848页。
[8]许全兴:《牢牢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党建杂志》,2019年第6期。
[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7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296页。
[16][17][39]《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663、697~698、619~620页。
[19][40][4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0~272、309、351页。
[24][25]薛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4、36页。
[35]《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37][38]《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87、1270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35页。
责 编/肖晗题

陈锋

,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社会思潮。主要著作有《文化资本研究:文化政治经济学构建》《文化的文明作用举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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