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促进了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及其效价的明显改善，使得人们对于劳动及其价值的认识趋于更加复杂频变。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原则立场，全面认识落实马克思关于劳动本位和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价值多影响因素和机器作用论、劳动解放论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更要重视制定实施人工智能发展应用战略，识别和克服各种潜在风险，在建构智慧社会、闲暇社会、世俗社会、规约社会中促进劳动价值的创造实现，以人工智能助推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 劳动价值 剩余价值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8.002
人从外物中分离之后，即一直致力于在实践中追索和扩展自我价值，使物为我所用，引发技术进步与历史发展的交互螺旋式上升。随着现代化过程中技术作用的突出和人的存在的削弱，海德格尔对于技术本质的深度思考试图在此在中找到一条通向技术的路，审理技术世界里的现代人必须从事何种手工，他预示了人造人时代的到来，指出技术的推广完成了世界的集置，“贯通并且统治着现代技术的解蔽具有促逼意义上的摆置之特征。”[1]这种人本的技术反思试图连接技术与人的本有联系，但难以解蔽技术与人的真正价值。
人工智能推广运用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对于劳动的替代，促使生产生活便捷化，深而究之则面临对劳动价值的追问。机器人大量进入产品生产和价值增殖过程，甚至出现大量无人工作、远程作业、机器创思场景，其中的产品价值到底如何产生认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否依然有效？如何从新时代变化中理解把握剩余价值理论？如何用劳动价值论分析解答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带来的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这看起来只是是否承认并明确人工智能条件下综合劳动成果和某一个传统理论的问题，实际上则不能不关系对劳动作用和价值源泉及与之相联系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趋势的客观辩证分析，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核心观点和基本方法，从而关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个生产流通体系和价值理念的建构。
人工智能时代必须正视的一个重大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当代发展运用日新月异，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不可忽视的人工智能技术迅速进步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崭新时代。技术智能化、生产智能化、组织智能化、治理智能化、存在智能化，成为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必然要求。在这样的时代，加强和善于学习，积极适时参与推进智能化应用和变革，自觉掌握占领人工智能理论和实践发展前沿，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竞争发展成败得失的枢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2]人工智能的虚拟化、自动化、数字化、系统化等重要特征日益不可阻挡地融入劳动方式和生产生活过程、方式和状态的诸种变革转型升级之中，促进了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及其效价的明显改善，使得人们对于劳动及其价值的认识趋于更加复杂频变，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新境遇、新问题、新疑惑，因此，对之作出客观辩证全面的本质和战略分析就变得极为关键。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境遇无法避免忽视。21世纪头20年以来，伴随计算机、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语言算法、深度学习、脑科学等的深度发展，人工智能进入人类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呈现引发新的产业革命和社会关系革命的态势。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广，给个体带来了便捷，改进了劳动工具和条件，延伸了劳动能力，大大提升了劳动效率，完善了生产和供应体系，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深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等强烈冲击下，愈发展现出独特的强大生命力。“在机器视觉、语音识别、数据挖掘、自动驾驶等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接连突破了人们可以接受的心理阈值，并第一次在产业层面‘落地’，发挥并创造出真正的价值。”[3]显然，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影响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须充分考虑的一个变量。与此同时，作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持续深入发展的综合技术进步成果的集中体现，人工智能技术变革似乎处于替代人的奇点边缘，使人更加依附于机器，影响劳动价值的实现，造成人的异化加深、人的价值虚无、人的活动固化，对人的存在形成潜在的威胁，给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带来另一层面的难度，所有这些无疑会带来诸多前所未有的实体和伦理考量。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应用带来的一些劳动价值认识的新问题需要解答。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石，在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价值的思想传统基础上，科学系统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区分了劳动二重性，说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揭示了价值规律，肯定了社会总体价值生产中多要素特别是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在此基础上论证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根本对立、消极后果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总体趋势。近现代以来的长期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及相关结论的科学性，充分说明了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供求价值论等的实质虚伪错误本性。马克思主义是始终与生动变化的实际相结合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人工智能以类人方式对于劳动过程的参与，带来价值量的明显增加，表明劳动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形式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比如，基于人工智能推广引致的形式上无人化生产等现象，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过时或需要创新等观点；贝尔认为信息和知识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马尔库塞提出技术绝对支配人，钝化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将取消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科学与技术成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成为新型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赫拉利提出人工智能将会取代人而使人成为无用阶级，认为数字穷人逐渐会丧失劳动的机会和价值；埃尔斯特论证马克思的理论建立在对黑格尔的误解之上，劳动价值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先于价格，因此应该被放弃；基辛格提出，人工智能如同启蒙运动一样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意识，将是未来的哲学挑战；卡普兰认为人工智能不断取代现有人类工作，使得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不再需要劳动。这些观点表明人工智能带来了不少新思考。另外，人工智能使得资本构成发生明显变化，理解马克思所缜密论证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需要对新的历史条件作出辩证到位的分析。
人工智能时代引发劳动价值认识的新疑惑有待探究。由于人工智能以全新方式参与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形成了由人工智能本身定位矛盾而带来的迷雾。一是价值悖论，即人工智能活动过程似乎可以无人但确实能使价值量增殖。二是主体悖论，即如果承认人工智能的类人性那就要承认其与劳动主体同等的价值创造和分享主体的地位，如果承认人工智能的机器性那就要合理解释其价值量增殖的秘密。三是正义悖论，即对人工智能活动对劳动的替代的评价交织着善与恶，需要力求实现价值与客观的辩证统一。四是解放悖论，即人工智能具有解放劳动、压制劳动的双面性，其对未来社会的历史作用取决于历史条件的逐步发展完善。
坚持认识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
人工智能尚有诸多未解之谜，辨明实践的历史性后果，直面其中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深入拓展相关研究，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原则立场，充分承认劳动主体作用，从理论与实践的双向结合转化发展中得出科学有效的基本判断和战略思路。应防止以各种形式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消解和否定，对劳动及其主体的忽视，对劳动价值论的误读，应切实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解答好时代提出的各种现实问题，促使人工智能运用与劳动价值实现的有机结合。
劳动主体本位和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强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物质生产劳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他以从事直接生产的劳动者为现实的出发点，分析光怪陆离的商品、市场、资本、金融等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联系，对各种拜物教的幻化形式给予冷静严厉批判。他在吸收古典劳动价值论合理因素基础上，阐述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指出，“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4]。抽去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5]。这正是人们共有的社会劳动的结晶——商品价值。价值量是以劳动量来计量，劳动量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单个劳动力是同一的抽象人类劳动力，其产品具有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商品二重性来自劳动二重性，这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分，商品价值由劳动创造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劳动逐渐在历史发展中取得社会形式，价值规律反映了一般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作用。
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只是发生价值的转移。货币转化为资本，价值在此成为一个过程主体，不断变换形式和数量。剩余价值不能用买卖双方的价格高低差来衡量，流通或商品交换并不创造价值。秘密在于劳动力的买卖，使得生产产品的活劳动得以让渡和被剥削。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是统一的，工人在其中既保存旧价值，又加进新劳动，以有用形式保存和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恰恰相反，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6]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不仅追求绝对剩余价值，而且千方百计扩大相对剩余价值，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不可避免。“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7]资本作为积累的劳动，是历史的产物，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价值多因素影响和机器作用论。同资本增殖的需要相比，生产资料越来越集约化，过剩人口经常存在。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节约非生产费用。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则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一般职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么是由于劳动强度增加，要么取决于工具的完善程度。机器逐渐成为总体工人本身，在缩短劳动力再生产时间时扩大剩余劳动的领域。各种分工细化，使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机器使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8]在劳动过程复杂化中，真正的机器体系代替各个独立的机器，“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阶段”[9]。自动体系日益发展，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不得不用机器生产机器。机器按自身价值使产品变贵，但像其他不变资本一样不创造价值，而是把自身价值转移到产品上。“机器的价值并不是由机器的使用价值（它代替人的劳动就是它的使用价值）决定的，而是由生产机器本身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10]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这就扩大了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也提高了剥削程度。在机器上，劳动资料成为一种工业上的永动机，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马克思充分肯定社会革命的解放作用，肯定科学技术的火车头作用，肯定创新实践对于社会物质生产的推动作用。
劳动解放论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创造了无限度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变革。马克思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机器“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1]工人开始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质基础的劳动资料本身。被神秘化为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12]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反映为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其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剩余价值的不当分割造成了贫困与富裕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促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13]。这是大资本主义时代成就基础上的否定之否定，是在机器的充分发展运用中，摆脱物的依赖关系、人的依赖关系而使每个人的价值得以充分尊重、形成全面的交往体系、促进人的能力全面提升和人的本性回归的理想未来。
马克思以上关于劳动价值论及相关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对时代条件和矛盾的深刻洞见，对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机器体系的历史作用和劳动价值论的彻底科学性作出了充分说明，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人工智能时代出现的无人工厂、智能制造、智慧治理、资本绝对主导等现象，并没有否定而是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系列判断和理论。全面认识发挥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作用，在解决资本与劳动根本对立基础上保护劳动利益、实现人的真正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方法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用人工智能来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不仅在逻辑上、实践上难以自洽融贯，带来理论和实践的更大困难，而且在历史上、战略上也难以有效抉择实施，从而丧失历史机遇、产生问题连锁效应。当然，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强调与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注重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在时代发展中使自身得到有效的运用和发展，展现与时俱进的鲜活生命力。对人工智能兴起这样的新情况，马克思主义当然也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在认识和解决与之相关的新问题的过程中积极推动实践变革和理论创新，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的新结合新飞跃，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不断检验和丰富发展。这是一项时代赋予的促进技术、理论和实践相交融的重大历史任务。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实现的风险和机遇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科学前提下，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作出及时准确预判和应对，加快制定完善和实施相关战略策略，全面分析化解相关风险，纠正各种迷误，牢牢抓住重大机遇，促使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应用，促使劳动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和有效实现，为经济社会进一步长期稳定发展、切实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提供强劲支撑，为现实中调动发挥劳动正当功能、进一步促进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必要条件。
识别和克服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实现的可能风险。马斯克认为：“人工智能正变成比核弹更危险的东西。”[14]对于人工智能的潜在挑战和风险，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态度，给予充分认识和准备，识风险于日常，化风险于未然，善于与风险共存，在克服风险中前进。一是技术风险。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化推广，处处展现技术的强大威力，产生似乎可控制一切的技术霸权，成为一种融入生产体系乃至意识形态的支配力量，对劳动价值主体的活动产生全方位全过程的影响，劳动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器械化、被迫失场化，丧失了自身本有的灵活性自主性，出现新的异化，甚至演变为简单固定的技术秩序至上的路径依赖，消弱了技术为我的原则，适当打破这种技术霸权既可以还技术以更广的发展空间，也是开发利用劳动价值的内在要求。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在继续，一些关键技术问题还有待突破，技术变革通常会面临多方面压力，技术瓶颈、技术停滞上的制约会影响价值量和总体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另外，技术发展具有不可逆性，紧跟技术竞争和变革前沿可谓一个新的系统工程。
二是市场风险。劳动创造价值，需要相应的技能，劳动产品的价值需要在市场中得到检验。马克思指出：“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追猎活动；跟随生产过剩而来的是同样急剧的生产衰落。”[15]这样的价值实现困难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是常态，是市场固有的周期性，而人工智能加剧了这种状态。价值量的影响因素多样化，提高了总体生产率，市场定价和出清机制及其运行复杂化，使得劳动价值的发现更难。生产有机成本随着固定成本增加而增加，产品趋于丰富提质，市场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劳动价值在市场中不能自动实现，市场均衡的达成变难。市场波动幅度加大，劳动力供求平衡不易；劳动受控因素增多，市场机会成本提高，劳动力就业难度加大，平均报酬降低，贫困可能性增加。
三是公正风险。“未来在绝大多数工作岗位上，机器都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好。”[16]机器替代人的不断发展，给人带来强烈冲击，激化了劳资之间的矛盾。机器对劳动过程的干预，引发新的劳动异化，使之表现出新的隐蔽形式。劳动者权利保护难度加大，社会差距加大，劳动伦理被忽视，这一系列社会后果影响着公正观念的偏向。尤其是“一旦被创造出的有意识的思维克隆人——即智能的、有情感的、活的虚拟人，成为一个普遍的人类追求，我们将面对很多新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因为它从根本上扩展了‘我’的定义”。[17]
把握和利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实现的潜在机遇。一是智慧社会建设为劳动价值的创造实现提供新载体。“人工智能在模拟人脑的智能行为，包括感知、学习、推理、对策、决策、预测、直觉、联想等要素方面，越来越强大，它已经具有从信息到知识的一个完整的系统。”[18]人工智能具备独有的特点和优势，总体上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世界各国和地区纷纷制定战略，在人工智能发展上谋求突破，自觉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9]2017年，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发展、理论建模、技术创新、软硬件升级等整体推进，正在引发链式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业融合创新，在制造、农业、物流、金融、商务、家居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开展人工智能应用试点示范，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全面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水平。”美国《福布斯》网站近日列出了人工智能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五大领域分别为能源、医疗保健、航空航天、供应链和建筑，这些显然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二是闲暇社会的到来为劳动价值的多方面创造提供更大可能性。人工智能发展应用，承担了诸多简单劳动难以完成的工作，大大改善了生产效率，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增加了劳动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的可能性，使得过去人们向往的闲暇生活成为可能，自由闲暇社会建设也成为新的问题。人们不仅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从事各种休闲活动，提升精神世界的范围、类型和层次，交往和消费更丰富更高级，趋近于回归人之价值的本原，而且还可以通过产业生态等的不断延伸而使这种丰富性获得现实的抓手和中介，同时能以价值实现机制的合理化防止闲暇增多带来的慵懒滋生。
三是世俗社会的健全为劳动价值的创造实现提供更多实际保障。人工智能在社会管理、政府服务等方面的推广使用，理顺了市场经济规则和市场体系，促进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流畅，也使市场经济的建构运转更紧密顺畅对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在人工智能条件下对劳动价值的充分承认得以可能，技术赋能效应明显，国家重视能力优先基础上的效率建设（能效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要求开发展现人的潜能，尊重和发挥创造性劳动，有效利用劳动成果，人人都能奉献聪明才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拓展人类能力的界限。”[20]智能化促使新产业不断涌现，并以深度对接日常对神圣性加以祛魅，传统的操纵普通劳动者的手法最终被彻底否定抛弃，人们越来越多共享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进步成果。
四是规约社会的愿景为劳动价值的创造实现奠定更牢靠制度基础。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需要作出系统规划调度，避免无序、无效和无度。对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面临的伦理冲击，需要在反思中加以引导规范。“如果人工智能成了一小部分人的特权，如果掌握了人工智能就可以轻易统御与控制整个人类，我们很有可能看到人工智能与人类形成对立的局面，就像在虚拟世界元宇宙中已经多次出现的情景一样。”[21]阿西莫夫1942年提出“机器人学三大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者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除非违背第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的情况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22]微软提出公平、安全可靠、隐私保障、包容、透明、负责六大人工智能原则。欧盟拟定了《人工智能法》草案。借鉴这些原则规范，世界各国在制定实施人工智能规划时都注重提出严格的伦理限制，确保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确保劳动者在此过程中享有自身的正当权益，防范化解智能算法对人的无限侵犯，通过伦理和法律规范的及时完善促使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中国也于2022年3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了“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原则，为人工智能发展划定了红线和底线。未来这方面的规范及其监督落实将会更加健全。
在真正重视劳动价值中促进强国进程与共同富裕的辩证统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化，落实新发展理念、促使发展方式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迫切要求。人工智能作为新产业变革和新技术变革的前沿代表性技术，其研发应用程度决定着其未来能否又好又快发展，而战略竞争在所难免。抓住时机和重点，明确战略和方略，确立劳动主体，走出传统的过度路径依赖，集中力量在人工智能前沿领域取得突破和领先，深化人工智能带动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想方设法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不断提升发展的综合效益和价值的合理使用，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价值的补充放大效应，继续保持发展、改革、治理的有机协同和价值迭代，成为迈向强国目标和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组中站稳胜出的重要抉择。
中国道路走的是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国道路，完成既定战略目标需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为人民谋幸福，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运用人工智能深化建设实践的时候，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承认和发挥劳动的作用，把劳动主体放在主人翁位置，让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适应智能化的要求，建立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系统协调的价值发现和实现机制；理顺收入分配体制，做到劳者有其酬，保障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提高创新劳动补偿，使各种劳动价值得到公开充分的体现；在发展跃升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层级、提升发展实效。
在此过程中，要努力破除和消除盲目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过分的乐观主义不能替代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23]对人工智能在现代化中的作用要有正确全面认识，避免极端态度，建立一种理性全面的向善进步主义。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不能忽视甚至无视，在战略失误中导致技术停滞或落后，使劳动价值弱化，在中等收入陷阱中长期徘徊；同时不能盲目过度发展，一味追求绝对的技术优势，导致技术失灵或异化。坚持历史辩证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让智能技术能够为我所用所控，为劳动价值的长远发展和维护实现创造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给予适当的预判预估，加大风险治理，构建落实规范体系，创造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客观环境和制度条件，从本源上树立弘扬劳动至上、劳动光荣的价值理念，真正促使人工智能发展应用与劳动价值尊重实现的良性循环，有效激发人才活力，逐步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注释
[1]［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4页。
[2][19]《习近平：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日，第1版。
[3]李开复、王咏刚：《人工智能》，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7年，第48页。
[4][5][8][9][12][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51、51、53、437、716、874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14]李彦宏等：《智能革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序二第Ⅶ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
[16]［美］杰瑞·卡普兰：《人工智能时代》，李盼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序第Ⅷ页。
[17]［美］玛蒂那·罗斯布拉特：《虚拟人》，郭雪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
[18]李德伟等：《大数据改变世界》，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
[20]谭营：《人工智能知识讲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9页。
[21]［韩］金相允：《元宇宙时代》，刘翀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第166页。
[22]［美］戴维·温伯格：《混沌——技术、复杂性和物联网的未来》，刘丽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第238页。
[23]［美］皮埃罗·斯加鲁菲：《智能的本质》，任莉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第200页。
责 编／肖晗题
彭劲松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哲学基础理论与文本、政治哲学、应用哲学。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利益关系分析》《创新论》《发展与发展战略的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