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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工作者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使命要义

【摘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对文艺工作者的品性修为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德艺”二维之“德”这一维度具体内容的精炼概括与准确把握,是从“文艺行风”建设的高度,对扭转文艺界各种失德乱象发出的又一次警示与提醒,是对以往提出的“德艺双馨”理论在新语境中的一次有针对性的发展和推进。

【关键词】文艺工作者 讲品位 讲格调 讲责任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12月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理解“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内涵意义,并将其与文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结合起来,是我们认识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定位、明确文艺工作者时代任务乃至历史贡献的重要依据,对推动新时代文艺事业持续繁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对文艺工作者而言,品位表现为人格魅力与艺术风格的融合,格调侧重独特的艺术气质,责任是使命感在义务范畴内的表现

按照现代汉语的解释,品位可以用来指物,也可以用来形容人,指物时意在说明事物的品质、水平、档次、等级等,形容人时则主要描述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和态度,表现为一种由内涵而外露的气质。对文艺工作者而言,品位更具体地表现为艺术家人格魅力与作品艺术风格自然天成的融合,人格魅力是内在动力,艺术风格是外在表现,“无魅力,不风格”。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艺术家独特的人格魅力,那么想要拥有一种独特的艺术品性,只能是天方夜谭。这一理论逻辑,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着深厚的渊源。“品”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它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品藻之风发展而来,经过钟嵘《诗品》的尝试,相继出现了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沈约的《棋品》等艺术品第之作。他们通过对不同艺术作品的等级定位来宣扬自己心目中的艺术理想和审美典型。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如果再深入探究,我们也可以说,所有对艺术之美的评赏背后都有着对其人格之美的赞赏。例如,钟嵘在《诗品》中把曹植的诗歌列为上品,认为其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所谓的“骨气奇高”,一方面是对其诗歌所蕴含的慷慨激昂之情感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其人壮阔胸怀和豪迈气概的赞美。由人品之高到图画之生动,是古人朴素的品位逻辑。因此,在当下,我们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讲品位,必须首先明确,品位是由内而外的道理,它不是装腔作势的摆拍,而必须是个体人格魅力的外在显现。

格调主要是指人所表现出来的风格、气度,就是凡事要有境界、有大局、有格局,它体现为一种较具个体性的存在方式和文化选择,具体可以呈现为追求什么、欣赏什么的问题。格调是个体内在格局情调、生活认知的一种外在表现。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同讲品位一样,讲格调是指艺术家的素养、胸襟、抱负、学识等的外在表现,对于作品而言就是要高雅向上,讲求境界。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格调与品位的不同之处。如果说品位强调的是文艺工作者的内在人格魅力的话,格调侧重的就是不同作家艺术家独特的艺术气质与艺术表现,自成格调需要达到一定的艺术境界之后才能实现。格调更强调文艺作品直接呈现在眼前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风貌,有艺术个体之风格,也必然有一个时代的艺术整体表现之风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艺术风格和风貌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尺尺寸寸于前人,而必须自立门户、自成一格。换言之,品位强调的是“守”,格调强调的是“变”,古代文论中如“格调清新”“格调清越”“格调清拔”“格调清迥”之类对于诗人风格的评点和看法即反映出这一点。艺术家个人的才情禀赋、胸襟气度,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艺术生态,都直接影响着格调的生成。今天,我们强调“讲格调”,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每部艺术作品都应该讲出独特的故事,于这个时代而言,就是要讲出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讲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宏伟篇章。

责任的意思就是要做好分内该做的事,就是对某件事情负有责任,是个体的使命感在义务范畴内的一种表现。总体上看,讲责任,就是要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讲责任则具体表现为要对自己的作品质量负责,对大众负责,对作品的社会效益负责,对作品的艺术成就负责等,就是要站在多维的角度去思考创作、认知作品,以负责的态度、从多维的视角对自己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进行关照,摒弃一切可能的负能量、负影响、负效应。讲责任,强调的就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感。这是由文艺创作的基本使命、文艺作品的流传与传播规律、文艺创作必然具备的审美化育作用所决定的。

品味、格调、责任三者之间有其内在的共同性和共通性。三者都有内化于心、外显于形的特点,体现为一个人由内而外、表里如一的一致性,是内外完美结合的一种状态呈现。当然,这里的内外不是共时产生的,而有先内后外这样一个顺序过程,也正是这一过程让我们看到,这种内在涵孕的坚韧和自由以及外在表现的可靠和真诚。总之,虚假的表演于此是格格不入的,讲品味、讲格调、讲责任都是个体内在品质和德性的外在表现。不仅如此,讲品味、讲格调、讲责任三者之间也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讲品味缘于有喜好,讲格调缘于有境界,讲责任缘于有使命,而只有讲品味、讲格调的人,才可能最终成为一个讲责任、重使命的人。也就是说,讲责任也是内修的结果,它首先源于有品味、有格调,三者之间有着难以分割的内在联系。文艺工作者品味、格调的高下最终要落到他对文艺创作责任的认知上来,而一个有责任、敢担当的文艺工作者,也一定会极其重视其在品位和格调上的修炼与养成。

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共同指向创作主体的个体素质与德性修养,这在我国古代文艺思想中也多有论述

文艺工作之成败取决于作品的好坏,而作品的好坏又是由创作者所决定的。对于文艺创作而言,优秀作品或精品可谓来之不易。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优秀文艺作品的质量最终还是要由文艺创作者来决定,文艺创作者的生活追求、艺术观念、思想素质和艺术修养状况等,是决定其能否真正创作优秀作品、多出精品的关键性因素。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先是指出:“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然后又进一步提出:“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集中强调文艺工作者个人的德性修养问题。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领域内出现的“不务正业”现象进行了批评和驳斥,指出,“如果只想走捷径、求速成、逐虚名,幻想一夜成名,追逐一夜暴富,最终只能是过眼云烟”,“低格调的搞笑,无底线的放纵,博眼球的娱乐,不知止的欲望,对文艺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刻认知自身道德修养锤炼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筑牢了根基。可以说,“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对文艺工作者的品性修为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德艺”二维之“德”这一维度具体内容的精炼概括与准确把握,是对以往提出的“德艺双馨”理论在新语境中的一次有针对性的发展和推进。

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共同指向的是创作主体的个体素质与德性修养,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首先就是讲德,只有德立才能言立,才能业成。这一点在我国古代文艺思想中也多有论述。《周易·乾》中有“君子进德修业”之说,所谓“进德”就是修养自身的德行,强调立德是为人、行事的根本,只有德立才能业成。《论语·宪问篇》中的“有德者必有言”,强调德、言对举,德、言一致,呈现出德充才能文昌、德正才能文正这一非常明显的内外、因果关系。关于这一点,在《乐记》中也有类似表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这句话点明了“德”如一棵大树,“乐”就是这棵树上开出的花朵。如果再进一步推想,这棵树上开出的花朵是否丰硕、鲜艳、芬芳,则与这棵树是否生长茂盛、是否养料充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的“德行”与“音乐”的关系一如孔子所说的“德”与“言”的关系,前者都是作为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可以说,德言一致,立言必先立德,这是我国传统文艺思想的主流。历代文论家对此有多种多样的论述,如王充的“弸中彪外”、刘勰的“瞻彼前修,有懿文德”、韩愈的“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欧阳修的“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等等,都是在主流理论逻辑之下的补充和丰富。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就是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时代使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境界相结合的突出表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接续中华文脉、弘扬传统精神,最终把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落实到了对其德行的具体要求上来,彰显出“德”是人格魅力、艺术风格和社会使命获得实现的基石和底色这一宏旨。

要想做一个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文艺工作者,重在于“修”。世间之事,往往知易而行难,德行对言辞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修德之业道阻且长,绝非朝夕能够功成。这一道理从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一“养气说”中可以窥见一斑。首先,“浩然之气”的培育,需要“配义与道”,所谓的“义”和“道”都直接指向人的德行,所以“养气”就是“修德”;其次,这种“浩然之气”需要摆脱个体的名利私欲,实现个体之超越,如朱熹所言,就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气便浩然”;再者,此“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也就是说,它的培育需要久久为功、积微成著,它的出现不是偶然性的、突发性的。正是因为修德之路道阻且长,所以我们对历史上的德言兼备者才致以最高的敬意,无论对其人还是对其言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得出,是文人之“德”成就了文人之“文”,正如刘勰所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离骚》的艺术成就与屈原正道直行、志行高洁的个人品质相得益彰、互为表里,屈原的品性塑造了《离骚》,也成就了《离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大凡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就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即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当然,对于作家艺术家而言,这种“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决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闭门修行,而是将个人“德艺”素养的提高与人民群众的人生命运、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在时代前行的大风浪中接受锤炼的过程。

个人的德性修养不仅对于创作优秀文艺作品意义紧要,同时,个人德性修养的提升对于文艺界良好行风的形成也有着直接影响。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不只是个人私事,文艺行风的好坏会影响整个文化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生态。文艺界名人多,社会影响大,加之今天我们处在网络新媒体传播高速发展的时代,粉丝文化的推波助澜,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多元多样,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强修身、重修养的必要性、迫切性。

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和本分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文艺在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进程中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巨大作用。近代以降,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将拿“笔杆子”的队伍与拿“枪杆子”的队伍相提并论等,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文艺在重大历史阶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的希望,指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这些期盼和要求就是文艺工作者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实现途径。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不仅仅是艺术家个人的事情,更是时代需求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和本分。在这个意义上,“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诚可谓是新时代的“艺术家三昧”,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高度。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以往对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基础上对德性修养的又一次强调,是从“文艺行风”建设的高度,对扭转文艺界各种失德乱象发出的又一次警示与提醒,其意旨是深刻的,意义也将是深远的。

创作主体是能否创作出优秀作品、多出精品的决定性因素。就当下的文艺创作群体而言,作家艺术家们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和从事文艺创作方面的技艺技能,但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网络新媒体、各种文化思潮、创作思潮的多维多重影响,以及社会生活多元价值观的包围与干扰,部分文艺工作者对于文艺创作的宗旨初心、职责使命或许还没有形成自觉明确的价值判断,对于作家艺术家“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也许还不能完全形成十分清晰的答案,其中有些人的国家观念、集体意识可能还比较淡薄,这些都造成他们既有的一些创作或成为金钱和市场的奴隶,或成为自娱自乐以供消遣的游戏,或成为“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近些年,虽然相关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受诸多原因掣肘,加之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许多文艺工作者对于自身价值、社会使命的认识仍然不够深刻,不够到位,甚至仍然存在强调“个体化写作”,存在“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等情况。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文艺工作者不能真正地从自我剖析做起,不能积极地寻找个人的不足与差距,以敬重之心对待他人的批评并乐于接受他人的批评,恐怕将很难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文学家、艺术家,也绝不可能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因此,如何使文艺创作更好地服务于时代需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力尽责、作出贡献,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思考、坦诚直面的时代命题,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40年文学理论学术史研究与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ZDA26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责编/赵橙涔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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