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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照料危机审视照料劳动的社会价值

【摘要】照料危机正在成为全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照料服务的供需严重失衡,并伴之以照料资源与服务在地区间和人群间的不均衡、不充分。照料危机的发生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和家庭转变密不可分,人口转变增加了照料供需缺口,家庭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照料供给,为照料供给增加了难度。照料劳动的社会价值被忽视或低估加剧了照料危机。充分利用科技进步和制度安排改变照料服务供需不均衡的困局是化解照料危机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照料危机 照料劳动 社会价值 人口转变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照料是照顾、料理,是关心、看护,是一份责任和负担,也是一种商品和稀缺资源。照料劳动作为家庭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基础,是实现家庭再生产、社会再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重要途径。人的生命历程中,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来自家人和社会的各种形式的照料;在一些特定时期或者一些特殊人群则需要额外的照料:比如在婴幼儿时期和高龄失能失智时期,比如病人和残障人士等。围绕照料需求者、照料提供者、照料资源、照料条件、照料方式、照料质量等,有一系列重要问题值得研究和回答。

照料危机主要表现为照料服务的供需严重失衡

照料危机正在成为全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照料服务的供需严重失衡,并伴之以照料资源与服务在地区间和人群间的不均衡、不充分。

照料服务的供需存在严重失衡。一方面,不断增加的照料需求者无法得到所需的照料服务;另一方面,照料劳动的社会价值被忽视或低估,照料提供者无法得到足够的尊重和体面的报酬。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15年,全世界有21亿人需要照料,绝大多数是儿童和老人,这一数字到2030年将攀升至23亿人。2021年,中国0-3岁婴幼儿数量约为4200万人,国家卫健委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三分之一的家庭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5.5%左右,存在极大的婴幼儿照料供需缺口。根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6》相关数据,中国有45.6%的半失能老人没有得到家庭照料,有近20%的完全失能老人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

家庭成员是家庭领域照料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其中女性成员首当其冲。婴幼儿照料使母亲遭遇“母职惩罚”,被迫在退出职场做全职妈妈或加重工作家庭冲突两者间作出艰难选择。前者的代价是职业生涯的中断、社会劳动报酬的减少和可能的婚姻变故风险,后者的代价是时间精力的过度损耗和顾此失彼的狼狈不堪。在此情境下,现代社会女性选择不生或少生孩子来降低自身风险,低生育的风险转而由社会承担。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持续低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婴幼儿照料困境,其后果是在中长期削弱了照料人力资源供给。祖辈参与婴幼儿照料固然能够减轻父辈的育儿负担,但可能以祖辈付出健康和晚年生活的自由选择为代价,也蕴含着三代同居更可能产生的代际冲突风险,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背景下低龄老年人还会面临自身的工作家庭平衡问题。病人、残障人士和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料需要更多的耐心、更专业的技能。一些高龄失能失智者的照料者本身就是老年人,长时期高强度的照料使照料者的身心健康承受较大压力。

引入社会资源首先考验家庭的经济能力,因所用时间有限,雇佣月嫂或许还可勉强支撑,雇佣育儿保姆或老人看护保姆则需要更仔细的权衡,特别是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照料工作繁重而耗时漫长。其次是对照料质量的担心,屡屡曝光的保姆虐童或虐待老人案件加重了家庭的顾虑。然而,从社会照料提供者的角度来看,人手不足、负担过重、工时长、报酬低导致的过劳与怨艾可能成为雇佣关系中纠纷和冲突的根源,更导致了照料行业从业者极强的流动性。在很多城市的“用工荒”中,家政服务员与餐馆服务员、保安、保洁员等其他低薪服务业都属于人员更为紧缺的职业。

与此同时,照料资源的获取与照料服务的提供在地区间和人群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服务设施的区域分布不均衡,照料服务越来越商品化,获得服务的机会取决于个人和家庭的居住地域及其支付能力。照料提供者往往来自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人群,能够购买照料服务的照料需求者则通常在发达地区或是高收入人群。来自乡村或欠发达地区的保姆、月嫂、护工等填补了城市照料供需的缺口,但为留守乡村的儿童和老人留下了更严重的照料供需不足问题,也加大了城乡照料服务的差距。因教育程度、知识水平、人脉资源等差异,照料服务提供者的内部也存在分层。较高收入岗位竞争激烈,如工资更高的月嫂、管家等多由本地人或受过系统培训者承担,大多数没有更多一技之长的进城务工者只能被迫在薪酬更低的家政岗位寻找机会,小时工则是其中看似自由却更无保障的工作。

少子老龄化与家庭转变凸显了照料危机

照料危机的发生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和家庭转变密不可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人口转变增加了照料供需缺口,家庭转变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照料供给,或者为照料供给增加了难度。

人口转变是20世纪人类社会所见证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在人口转变中,死亡率率先下降,平均预期寿命普遍延长;出生人口规模随生育率下降趋于缩减,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程度。因此,“少子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和高龄人口增多意味着潜在的照料需求增加,而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少子化”局面,则意味着未来能够提供照料服务的人力资源更为稀缺。

中国的少子老龄化形势正在加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数连续5年下降后再创新低,只有1062万人;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突破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14.2%,这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中等老龄化社会。1962年到1975年出生高峰时期,中国每年新生婴儿规模超过2000万人,未来十余年随着这些出生队列人口陆续进入老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在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诸多因素中,“孩子没人看”是一个重要原因。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则预示着对养老照料资源需求的增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2019年中国平均健康预期寿命为69岁,占当年平均预期寿命77.43岁的89.11%,意味着人的一生中平均有10%左右的时期处于不健康状态,存在潜在照料需求。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2019年实施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发现,中国65岁老年期痴呆终生患病率为5.56%,以此推算,中国老年痴呆症患者超过1000万人。预计到2040年,这一数字将突破2000万人。

在传统社会,婴幼儿照护和为老年人提供照料的责任主要由家庭承担。特别是在具有浓厚家庭传统的中国,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提供“反哺式”的照料。如在祖辈、父辈、子辈、孙辈共存的四代人中,照料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往复流动。子辈协助父辈赡养祖辈,父辈协助子辈参与孙辈婴幼儿的照料。然而,家庭转变正在发生: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结构趋于简单化、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更加平等、家庭功能逐渐社会化。迁移流动的普遍性、住房商品化市场的发达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分散居住,单人户规模和比例不断增加。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户平均规模从2010年的3.1人降为2.62人。信息时代的通讯技术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家庭成员间情感交流的问题,但照料服务的特点就在于照料需求方和照料提供方一般需要在同一个场域,具有某种接触且双方互相信任。家庭成员分散居住,为贴身的和面对面的照料服务提供增加了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转变消减了家庭照料资源,对社会化照料资源提出更高要求。而无论是使用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和人力资本生产家庭所需的照料服务,还是使用货币去购买市场上专业化的照料服务,本质上都是对家庭资源的一种分配与消耗。①

2020年以来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某种程度上使照料危机雪上加霜。新冠肺炎疫情对具有慢性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冲击更大,同时使医疗资源更加紧张、人员流动受到限制、社会化照料资源获取不便,家庭劳动年龄成员的工作不确定性增加、收入风险加大,照料服务的支付能力更弱。

忽视或低估照料劳动的社会价值加剧了照料危机

照料劳动的社会价值被忽视或低估是造成照料危机凸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现代市场体系下,照料劳动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职业。按照市场规律,无酬或低薪劳动不被人们重视,更多人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有酬或高薪劳动中,挤压了对照料劳动的时间投入,也挤占了可用于照料劳动的人力资源。根据照料服务的供给来源,照料劳动可分为传统型和市场化两种。传统型照料劳动主要在家庭内部由女性家庭成员提供,一般是无酬劳动,被视为家务活或身为主妇的分内之事,属于非正式照料;市场化的照料劳动多指来自企业、政府、社会团体的正式照料服务,虽然有偿,却往往处于社会职业序次的底部,薪酬和职业声望都很低。

“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的家庭劳动性别分工模式,女性操持包括抚幼、伺疾、养老在内的大部分家务。由于女性是生育主体的特殊角色,婴幼儿照护往往是女性的专责;而女性更为细心温柔的性格特质,也使其在老人或病人照料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作为家庭主妇的女性一般默默承担这些职责,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维系一个家庭的正常运转,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家庭的常态。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正规教育,广泛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女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意识被开启,女性人力资本也不断提升,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的个人价值与男性的个人价值一样可通过货币体现。越来越多的女性重新审视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模式和其作为无酬劳动的性质,重新认识照料劳动的使用价值和市场交换价值,夫妻之间就照料责任的分担进行博弈;同时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使家庭的照料劳动资源变得紧缺。

祖辈参与育儿照料是中国家庭的特色,能够极大地缓解子代家庭的压力。但家庭成员分散居住以及子代更可能居住在城镇地区的特点,催生了一代“老漂族”。一些老年夫妇为了照顾孙辈离开家乡常住地,甚至为了照顾多个子女家庭或兼顾养老抚幼责任而不得已多年分居。“含饴弄孙”或“儿孙绕膝”通常被认为是值得羡慕的老年生活场景,老年人在孙子女照料上的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必要的补偿。若非健康原因,老年夫妇一般很难拒绝子女提出的帮助照料孙子女的请求,否则会造成关系紧张,甚至不被亲朋理解。

市场化的照料劳动作为家庭功能外化和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和补充,往往被视为低端的、临时的、不体面的工作,这是公众对市场化照料劳动的刻板印象。而事实上,包括育儿辅助、心理辅导、紧急救助、运动康复、老人看护、临终关怀等相关的照料劳动不仅需要专业知识,也对从业人员的耐心、细心和爱心具有更高的要求。在英国,2018年每7位老年人中就有1人未能接受到所需的照料服务;与之相对照的是,照料劳动者往往签署的是“零小时合同”,这意味着其需要随时待命,但并不保证必然有工作和固定的工作时间,工作没有相应的保障待遇,工作机会的获取是随机、低酬且高强度的。②医疗照护领域的劳动从业人员往往培训不足,质量也参差不齐。照料劳动的雇主和雇员之间有时关系紧张,时而爆出的保姆虐待被照料者的新闻加剧了这种紧张,监控保姆行为似乎成为雇主的一种必备的保护措施,去养老院则成为很多子女或老年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对于照料需求者或其家庭而言,通过公共服务获取或通过市场购买照料劳动,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或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并非总是可及。但与此同时,如养老院或福利院等照料机构却需要依靠政府拨款或者社会捐助才能正常运营,因待遇低下、工作繁重、职业声望欠佳等,护理人员的招聘往往相当困难,人员流动性也极强,因此很难对其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提供令人满意的照料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机构管理者的觉悟、照料提供者的自我激励与约束、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管以及舆论的监督。

提升照料劳动价值有助于化解照料危机

随着少子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女性就业率提升等人口和社会经济变迁,照料危机在世界很多国家陆续出现,照料需求者的照料不足与照料提供者的负担过重并存。面对这一严峻挑战,需要多措并举化解照料危机。

重新评估并提升照料劳动的社会价值,加强对照料提供者的支持,改善其待遇,是化解照料危机的直接手段。照料劳动与社会其他任何一种劳动一样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且随着人力资源的紧缺愈显珍贵,需要重新评估并给予其合理的定位。政府要将照料责任规范和成本分担纳入政策议程,对作为婴幼儿抚育和养老责任主要承担者的女性、对参与孙子女照料的祖辈、对看护病人和协助残障人士的医护人员等多元化照料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和补偿机制,承认照料劳动对维持家庭乃至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贡献,将照料劳动的社会价值显性化,通过津补贴和税收减免等各种经济支持手段补偿、填补供需缺口,通过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等制度政策保障照料提供者的时间弹性和身心健康。强调男性承担家庭照料的责任和义务,鼓励男性积极参与育儿照料。关注照料服务提供的可及性和可持续性,多来源吸纳和充实社区照料服务提供者。

平衡家庭内部和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照料资源与服务,是化解照料危机的重要措施。低死亡率背景下不断延长的寿命增加了家庭成员多代共存的时间,然而,家庭关系的平等化和家庭资源的向下倾斜对老年人照料产生不利影响。现代社会中老年人为子女付出更多,得到的更少。现代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在经济和人力资源上支持了城镇的发展,空心化和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国家应通过制定相应的家庭支持政策,引导家庭内部资源的代际合理分配;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加速城镇对乡村的反哺,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通过城乡建设和就业、住房等政策鼓励家人团聚或就近居住,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缓解照料资源与服务不均衡和不充分的问题。

利用科技进步和制度安排改变照料服务供需不均衡的困局,是化解照料危机的根本途径。如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过程中,针对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不断增长的必然趋势,除了从全生命周期角度提倡健康老龄化,提升个体的自我照料能力之外,还可以通过辅助器械和科技产品提高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延长自理时间,推迟和减少需要照料服务的时间,减少照料服务需求的强度。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将照料服务产业化和专业化,提供更加规范、精细和个性化的照料服务,以满足不同类型个体多样化的照料需求。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发展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服务业,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品牌化建设”。这些建议为包括照料劳动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相关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照料危机是在人口转变和家庭转变背景下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其不仅揭示了困境与风险,也蕴含着机遇与发展。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结构与要素转换的过程,在服务经济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背景下,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正视危机,化解危机,危中见机,这也是我们透视照料危机、重新审视照料劳动社会价值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高质量发展视域下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理论建构与多维测度研究”(项目编号:20&ZD173)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刘二鹏、张奇林、韩天阔:《照料经济学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8期,第99-115页。

②Emma Dowling.The Care Crisis:What Caused It and How Can We End It?London;New York:Verso,2021,P1-2.

责编/靳佳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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