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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资流入再创新高的原因及意义

【摘要】2021年,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容量、完备的产业体系等有利条件,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外资流入再创新高。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外资企业在华长期发展的信心,有利于外资企业深度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有利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下一阶段,我国仍要毫不动摇地把持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引导外资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等工作做细做实。

【关键词】引资排名 营商环境 新发展格局 监管

【中图分类号】 F11-0 【文献标识码】 A

2021年,在全球经济增长持续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等不利影响的大背景下,中国疫情控制得力,围绕“六稳”“六保”和“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部署,推出一系列稳外资政策,包括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增强了对外资的吸引力。202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149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为近10年来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不仅圆满完成了全年稳外资的工作任务,引资规模更是再创历史新高。

规模增长的同时,我国吸引外资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从流入产业看,服务业特别是高技术服务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6.7%和19.2%,高于全国引资增速。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4%和29%,大幅高于全国引资增速。从目的地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西部地区引资优势和市场潜力不断挖掘,平均增速超过东部约2.8个百分点。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多国家出现反复,全球经济复苏并不均衡,我国“稳外资”工作仍然面临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在坚持统筹平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我国还需在扩大外资市场准入等方面持续深化,采取有力措施切实降低企业成本,进一步提升外资制造业企业的投资信心和预期。

我国对外资吸引力不断提升的原因

在世界多国投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的情形下,我国在前期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容量和超大规模要素供给等有利因素,切实采取措施鼓励和促进外商投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外资的吸引力显著增强。

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针对内外资企业复工复产、正常运营的不同情况,我国重点出台了包括减税降费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帮助企业减轻综合成本上升带来的困难以及消除各类企业复工复产中存在的堵点。出于疫情防控需要,世界各国对人员和物品的跨境或跨区流动都进行了较严格的限制,这导致企业正常运营需要的人员、原物料等无法得到保证,为此,我国在通过特定通道尽最大努力解决内、外籍员工复工问题的同时,还针对一些重点企业和关键产品提供国内外物流、供需的精准对接。

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为稳外资提供了强劲的引力。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551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人均水平下限;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0823亿元,虽然仍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我国汽车、家用电器等家庭耐用消费品的人均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相关领域消费仍有巨大增长空间。而且,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还在不断增长,这导致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向发展型、享受型和品质型消费升级,服务化、品质化和多样化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对质量更优、性能更佳和内容更丰富的消费需求增长更快。另外,随着城市更新改造、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我国还有巨大的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这无疑会给外资企业创造更多市场机会。

我国具备完整的产业体系,为稳外资提供了独特的支撑。作为世界工厂,我国在产业体系完备度和便利性上拥有竞争优势。首先,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能够自主生产绝大部分中、低端和部分高端工业产品。其次,我国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早在2011年工业产值就已经超过美国,位居全世界第一;目前,我国在全球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00多种制造业的产量水平排名全球第一,并围绕高端装备、先进材料、时尚消费品等产业,形成了多个涵盖生产网络各环节的大规模产业集群;在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高端领域更是发展迅速,某些产业已表现出全球领先的态势。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8.8亿;其中,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1.7亿,劳动力红利正逐步从传统的数量红利转变为质量红利。

我国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为稳外资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改革,外资“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政府职能加快转变,为实现内外统一、平等保护的外资管理新体制奠定法律基础。《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相继落地,正式确立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以及外商投资安全的审查范围、申报机制、审查程序和审查时限,在降低投资准入门槛、提高外商投资便利化程度、加大外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的同时,还提高了外商投资审查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全国各地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出台了众多因地制宜的投资便利化措施,使营商环境优化不断走深、走实。

我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稳外资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持续吸引外资的关键。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态度不会变,努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投资兴业热土的目标不会变。疫情期间,我国加快出台多项重大举措,实施更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2021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按照只减不增的原则,在仅剩不多的旧版负面清单条目中进一步减少了限制,继续加大开放力度;今年还将继续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年版)》,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以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高新技术、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领域。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指出,中国“将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

高质量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意义

有利于增强外资企业在华长期发展的信心。2017年—2021年,我国连续五年修订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条目数分别由93项、122项减至31项和27项,特别是国内外非常关注的金融等服务行业,更是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极大地提振了外商投资信心。过去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和反复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许多国家保护主义情绪高涨,而我国继续通过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深化外商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投资领域多边合作,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增强了外国投资者对投资中国的信心。而且,因为率先有效控制疫情、实现复工复产,我国尽最大努力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需的各类防护物品和设备,为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运转作出了巨大贡献,展示了助力世界经济复苏的担当,也更加坚定了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的信心。

有利于外资企业深度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方面,外资企业是国内大循环的供给主体之一。外资企业广泛分布于国内多个行业,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参与者,通过引进外资,吸引高端生产要素在我国进一步汇集,包括资金、技术和服务等,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外资企业的产品也丰富了国内的消费选择,给广大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消费体验。另一方面,外资企业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接和高质量互动的最重要主体之一。外国投资能够确保我们在很多领域与国际市场持续保持充分沟通和联系,依靠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拓展国际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更大的空间。

有利于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长期以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低端,产品的附加值不够高,品牌效应不够强,某些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性强。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补齐短板,不仅需要内资企业发力,也需要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一方面,外资进入带来的激烈竞争迫使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内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实现不断攀升,成为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增强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我国产业体系完备,配套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集群效应和协同效应明显,生产环节在我国布局越多的外资企业,其因疫情封锁和物流延误导致产业链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也就越小。

有利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虽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世界银行标准,已达中高收入国家水平,消费模式和结构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以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为主要特征的消费升级的趋势愈加明显,但国内供给主体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尚未完全跟上需求,产业转型和升级仍存在诸多制约;另外,我国人口生育率降低、老龄化加快以及未富先老等问题带来的不利影响日益凸显。外资越来越多进入文化、旅游、体育、健康、养老、教育等消费热点和供给短板领域,吸引集聚全球优质商品和要素资源,不仅有助于优化国内供给,弥补国内高端供给不足,而且有助于供需两端更有效率、更有质量地动态适配,更好满足人民消费升级的需要和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持续推进我国外资存量结构调整和增量结构优化的政策要点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并不均衡,西方大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溢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尽管我国2021年外资流入再创新高,但同期美国的FDI总额以及历史上的年度峰值仍比我国现有水平高,而且近年来印度、越南等新兴市场吸引FDI的增速也十分明显,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稳外资”工作仍然面临大量挑战。为了更好推进我国外资存量结构的调整和增量结构的优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需要继续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持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尽快在全国推行已在自贸区经过试验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定自贸试验区和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全面清理取消未纳入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限制性措施,及时修订或者废止有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时完善有关办事程序;在深化制造业开放的基础上,深入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不断推进以教育、文化、医疗等为代表的,与人民群众生活品质息息相关领域的开放;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为外国投资者转移先进技术、知识产权等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好的保护;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条件。

更好引导外资融入新发展格局。全面提升外资企业对国内外需求的适配性,引导外资开展多层次的产需对接,通过绿色、安全、优质的新消费引领新供给和塑造新市场,更好满足既有需求和开创新需求;完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支持外资加大对中高端制造、高新技术、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现代服务、节能环保、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和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鼓励外商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投资,推动中西部地区外资经济的快速发展,优化外资区域分布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招商引资工作评价体系,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主,逐步形成招商引资的正向引导机制。

切实推进产业链招商。高度重视跨国公司产业链外迁趋势,与外国在华商会和大型跨国公司建立密切联系,指导各地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推动国际国内产业链对接融合;健全外商投资服务机制,强化重点外资企业联系服务,确保产业链供应链重点外资企业稳健运营,推动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和建设;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纵向合作和相关产业链企业之间的横向互动,探索发展基于国内的国内国际产业配套体系,释放产业集聚效应,促进国外高端产业向国内延伸和跨境融合,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合作,稳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中的枢纽位置。

加强对外资合法权益的保护。继续完善外资法律体系,坚决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完善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监管执法等领域政策措施,强化监管政策执行规范性;提高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透明度,提升对外商投资的服务水平,保障境外投资者的利润自由汇出和其他合法权益;加大对外资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建立健全外资投诉机制,认真对待外资企业关切的各类问题,特别是加强对新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积极落实“竞争中立”原则。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与国际投资规则的接轨,加快向制度型开放转变,营造稳定、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良好投资环境;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简化外资项目核准手续,进一步提高外商来华投资及开办企业的便利化程度;完善自贸试验区布局,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推动国家级经开区创新提升,从制度、技术、规则上打通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痛点和堵点;加快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完善中欧投资协定,积极开展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构建新的多边投资框架范本,建立更加完善的双边和多边投资体系。

进一步完善外资监管体系。健全外资预警监测体系,提升外资监测和预警能力;完善外资进入对我国各领域、各类别安全影响的评估机制,加大重点领域的监管力度,持续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警惕外资对我国部分行业的直接或间接垄断,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加强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监测,加快与国际监管标准和规则的对接,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宏观政策协调和监管合作,切实做好外部金融风险向国内传递的防范和应对,确保金融安全与经济社会稳定;加强监管方式创新,完善信息化监管模式,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推进各监管部门信息共享,提高监管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注: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全球动荡背景下跨境投资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高凌云、臧成伟:《全球价值链发展趋势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5期。

②李晓嘉:《疫情形势下外资缘何持续看好中国》,《人民论坛》,2020年,第24期。

③路甬祥:《走向绿色和智能制造——中国制造发展之路》,《中国机械工程》,2010第4期。

④荣晨、盛朝迅、易宇、靳晨鑫:《国内大循环的突出堵点和应对举措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21年第1期。

⑤宋大伟、郭雯:《我国服务型制造发展和“十四五”展望》,《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年11期。

⑥王永中、王雪婷:《经济持续向好增强中国对外资吸引力》,《经济参考报》,2021年6月23日。

责编/马宁远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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