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这一战略性的新发展格局构思是在我国进入新的百年发展阶段，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契合当下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内需潜力巨大的现实背景，指明了后疫情时代提振我国经济的宏观架构和基本方向。双循环新发展阶段不是封闭的国内大循环，而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因此，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对于中国开拓区域合作共赢新局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安全稳定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世界各国都处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自给自足的时代早已结束，任何一个国家很难仅凭本国的资源制造出满足本国居民需求的所有产品，每个国家或地区只从事生产流程的特定阶段。如印度尼西亚的汽车制造厂需要从日本进口汽车零部件来完成汽车的生产，柬埔寨的服装厂需要从中国进口面料和布料来生产服装等。中国的发展也是如此，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是由我国紧抓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发展机遇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稳定、持续、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开放的市场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必须立足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世界上生产网络最早出现在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亚洲生产网络最早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需求量的迅速增长，是亚洲工厂形成的最初原因。在1985年，亚洲只有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共享生产网络。到20世纪90年，韩国、中国台湾和泰国相继加入和共享亚洲生产网络，这时亚洲工厂开始形成。2000年后，亚洲工厂加速发展，从2000年至2005年，亚洲工厂开始形成规模，被世界关注，但这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是欧洲， 2005年以后，亚洲工厂开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亚洲工厂主要是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亚洲经济体通过开放而自然形成的。但亚洲各经济体之间相邻或相近，这种天然的有利的地理因素是亚洲工厂产生的一个非常有利要素。亚洲经济体间不断地签订并生效自贸区协定，是亚洲工厂产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不仅参与亚洲工厂，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亚洲工厂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在亚洲工厂的产生的诸多原因中，中国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亚洲内部的生产网络非常深厚，尤其是亚洲工厂对于亚洲经济发展来说十分重要。对于中国来说，维护亚洲工厂的稳定，并不断扩大规模、提升复杂度成为我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由于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完善的加工能力，成为这一国际生产网络的中心。然而，近年来两个大的冲击使人们开始担心亚洲全球价值链的稳定，首先是2018年上半年开始的中美相互加征关税，随后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的传播。
亚洲工厂的稳定性
2020年初，经过一年多的相互加征关税，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紧张的贸易局势开始得到暂时的缓和。但是，此时新冠疫情全球蔓延。
2019年至2020年，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的北美工厂中间品贸易对自身的依存度下降较明显，从0.42下降为0.40，说明在动荡的形势下，北美工厂的自给自足程度出现下降。相比之下，亚洲工厂和欧洲工厂中间品贸易对自身的依存度略有加强，欧洲工厂从0.599上升为0.602，亚洲工厂自身依存度从0.57上升为0.58。总体上，截至到2020年，世界三大工厂的一体化程度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2008至2020年亚洲工厂对自身依存度变迁趋势看，亚洲工厂的一体化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之后便开始呈逐渐下降趋势，尤其中美贸易战处于最激烈的2019年，亚洲工厂的自身依存度下降幅度较大。应该注意的是，2008年以来，亚洲工厂自身依存度的下降是渐进的，目前自身依存度仍然能够保持在0.57以上。出人意料的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亚洲工厂的自身依存度却出现回升的势头。
2020年亚洲主要经济体在中间品贸易上仍然保持很高的依存度，其中对亚洲工厂依赖程度最高仍然是中国香港，依存度高达0.79，从长期看，中国香港的中间品贸易对亚洲的依存度一般都在0.7以上并有上升趋势。其他经济体中间品贸易对亚洲工厂依存度高的依次是：印度尼西亚（0.73）、菲律宾（0.72）、韩国（0.66）、马来西亚（0.66）、泰国（0.64）、越南（0.64）、日本（0.61）、新加坡（0.61）等，只有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对亚洲工厂的依存度在0.5以下，分别为0.44、0.43。从2001年至2020年看，尽管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对亚洲工厂的依存度都是呈逐年递增的，如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特别是印度从最初的水平开始，通过积极参与亚洲全球价值链，对亚洲工厂的依赖从2001年的0.26增加到2020年的0.43。
总体上，尽管有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的冲击，截至2020年底亚洲工厂的相互依赖模式仍保持稳定。
中国在亚洲工厂地位稳定
2019年至2020年，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工厂依赖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提高，如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越南对中国的依存度从2019年的0.29、0.32、0.15、0.27、0.18、0.14、0.18、0.18和0.28到2020年的0.31、0.33、0.17、0.34、0.21、0.14、0.21、0.19和0.30。同时，欧盟、北美、CPTPP、RCEP对中国零部件产品依赖程度在增长，分别从2019的0.08、0.16、0.20、0.13上升到2020年的0.10、0.18、0.22、0.14。相反，中国对亚洲其他经济体的工厂依赖程度普遍较低，中国对欧洲工厂、北美工厂、亚洲工厂的依存度保持不变，而东盟各国主要零部件贸易主要依赖中国、日本和韩国，远超过东盟成员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2020年，中国仍然是亚洲工厂的中心，仅从零部件产品贸易看，中国是韩国的3.6倍、日本的2.9倍、东盟的1.5倍，如果加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那么中国的零部件产品贸易额比东盟、日本和韩国更大。
亚洲已经应对过许多问题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和泰国洪灾等，尽管到如今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与新冠疫情叠加对全球价值链形成重大影响，但对亚洲区域价值链的影响要少，亚洲主要经济体仍高度依赖亚洲工厂，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仍然是亚洲工厂的中心。中国在亚洲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尚未出现明显削弱的迹象，但由于亚洲工厂自身依存度呈长期下降趋势，进一步深化亚洲内部市场改革正在变得紧迫。
亚洲全球价值链的基本格局是中国主要生产最终品，在中国市场销售，其他周边经济体为中国提供原材料和中间品。而我国之所以在这一生产网络中能够占据中心的位置，也主要是由于我国所具有的特殊优势，其中目前最突出的是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还有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虽然外商投资企业总是在抱怨，但是纵观世界，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少数不多的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因此，过去二十多年所发生的重要事件都加速了产业链向我国的转移。上世纪九十年代全球价值链的格局在东盟已经形成，我国尚处在成长阶段。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全球价值链加快向我国转移，为我国赶超东盟奠定了基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又一次促进全球价值链向中国迁移，使中国转变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心。此次新冠病毒全球传播，由于我国措施坚决，实际上为我们迎来了全球价值链向中国迁移的又一个新机遇。（邓世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