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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思维方式及认知的提升

作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管健

莎士比亚在《麦克白》的台词中说:“所谓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便在喧嚣之中黯然退场。这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嚣和躁动,却找不到任何的意义。”1925年,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创作了诗歌《空心人》,成为描绘当代人精神状态的代表作,刻画了现代人无聊、空虚、焦虑的精神生活,将人描绘成“空心人”和“稻草人”,精神残缺、情绪悲哀、情感孤独,充满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这种内心空洞、精神贫瘠、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找不到意义存在而苦闷的感受被现代人称为“空心病”。“空心病”的核心是缺少对生命意义的感知。生命意义是一个冗长而颇具哲学意味的概念,关注的是“人类为何存在”这样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是人们发现并理解自己生命的含义,以及确定和追寻自己生命中的目标。人类终其一生都在其生命历程中追求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它是个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度理解,它基于个体生命经验又萃取出个人生活目标。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创立了意义疗法,他认为大多数人感觉无意义是因为人类的生活存在意义真空。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说过,当我们感到所有可能的科学都能得到解决时,唯有生命意义的问题尚未解决。

当代青年“空心病”的表现与特征

生命意义感赋予青年长远的目标和指向,给予青年动力和价值,也影响着青年的心理和行为。空心病正是缺乏意义感的表现,既显现为缺乏存在意义,也显示出缺乏探索意义。存在意义是个体的存在、存在的本质与感受到的意义,探索意义是个体为建立并强化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努力。

空心病在情绪上体现为颓废消极、情绪低落、悲观绝望。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当代年轻人面对生存性焦虑选择用躺平方式消极抵抗,不想上班、不想恋爱、买房很难、生育无期……现代人的焦虑无处不在,生活太难导致焦虑,生活简单造就无聊。柳叶刀网页显示,2020年,全球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患病率有了明显增长。心理治疗师卡尔·荣格说,在他的患者当中,有1/3的人并不是真正临床意义上的神经症患者,而是因为感到生命没有意义,找不到生活的目标。研究生命意义的学者迈克尔·斯蒂格研制了著名的检测生命意义的量表,他发现意义寻求对表征积极结果具有一定的心理指标,如生活满意度、正性情绪、动态调适多有很强的直接作用和预测性。也就是说,拥有生命意义感的个体态度更积极,心理更健康,生活满意度更强,更容易感受快乐和幸福,对未来充满希望,更容易乐观,社会适应性更好。反之,则容易体验更多的孤独感、焦虑感、抑郁情绪,甚至有的人会有自杀意念。

空心病在认知上表现为缺乏存在感和价值感。“空心病”源于缺乏生命的意义感,意义感从定义上看包含不同涵义,诸如“生活的连贯性”“目标的指向性”“存在感和存在的重要性”“觉察生活的重要性和统合一惯性”。总体上看,它包含两个维度,即目标和重要性。目标是具有指向性的动机,重要性是实现目标对个人的价值,目标×重要性=意义感,目标越具体越重要,越具有重要价值,对个人的意义感越强烈。现实生活中,青年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但精神性目标尚待清晰,理想似乎可有可无,常用“小确幸”替代长久的幸福感,难于找到稳定而持久的意义感。东野圭吾在《解忧杂货店》里写道:“这些人内心破了个洞,重要的东西正在从破洞逐渐流失。人的忧虑,就仿佛心上的洞,忧虑越多,洞越大,人心里面的喜乐就会一点点被吞噬,直到失去生活的盼望。”只有当个体较为清晰地确立个人一生中要实现的目标,且该目标对个人极其重要,才会在不断地追求中感受到强烈的意义感。当一个人拥有存在感时,生命的意义自然会显现。

空心病在行为上表现为无欲无求的躺平主义。空心病多无欲无求,看似是追求内心平和、云淡风轻的“佛系”,实则笼罩着悲观、颓废的“丧文化”。2020年,《欧洲社会心理学期刊》发现,存在主义危机的标志是无聊感、无意义感,而当出现该行为的时候往往采用不经思考的行为去逃避,如酗酒、游戏、性行为、过度饮食甚至药物依赖等放纵行为,而无意义的行为大量累积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无聊感,以致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青年“空心病”的影响因素

“空心病”绝非某国或某地区特色,就全球意义而言,青年群体从一战之后的“迷惘的一代”到二战后“垮掉的一代”,从20世纪60年代“愤怒的一代”到21世纪初期开始“低欲望的一代”,“空心”似乎成为时代青年的社会表征,成为理解社会与文化嬗变的草蛇灰线。

从文化思潮上看,“空心病”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强调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罔顾他人和集体,缺乏责任和担当,价值感倾斜,显现出精致的利己主义。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衍生出的文化思潮以“经济人”范式为起点,强调人的利己性,认为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叠加,倡导个人主义,一切活动均以利己为核心,只关心个人快乐与否,将个人满足感作为首要驱动力和终极价值。但是,认知神经学者Bojanowska和Piotrowski在2019年的研究发现,幸福和意义系统包括外周系统和内核系统,外周系统中物质财富、感官刺激、权力地位等都可以给人带来短暂的快乐体验,进而产生一定的意义感。但是,外周系统的刺激无法持久,满足可以带来愉悦,缺憾则出现焦虑、遗憾、愤怒。这说明,物质带来的幸福感其边际效应逐渐递减,想要持续地获得幸福体验,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幸福增长点,且旧的欲望满足后新的欲望不断加以替代,进而循环陷入更大的空虚和迷思之中,出现欲壑难平的情况。外周系统所带来的幸福和意义总是波动的,波峰时快乐满意;波谷中痛苦失望,进而产生强烈的“空心病”。事实上,人们常常忽略了一点,内核系统才是根本的意义来源,它能超越眼前的利益和欲望,凌驾于个人私我和小利之上,以宏大的视野为目标,青年在追求内核意义的过程中才能体验到持久的幸福感和价值感,哪怕在追求的过程中苦乐相伴,但是意义感不会消失。

当前“空心病”蔓延,也提示当代年轻人更应关注内核意义,仅以生活中是否有“小确幸”的满足为衡量标准必然落入意义的波动曲线,被其异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若被私欲蒙蔽,行动若被喧嚣裹挟,个人很容易陷入“小我”的迷茫之中,进而认知纠结、情绪消极、行动无效。“‘公’道远,大我背;‘公’道近,大我入”,古人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才是根本。

从心理素养上看,“空心病”侧面反映出当代青年心理韧性尚待提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心理韧性,也被认为是抗逆力、复原力,是个体从挫折和逆境中获得有效应对的能力,是从困境中恢复和反弹的特质。当个体面对负性情绪或消极事件时,心理韧性强的个体才能具备稳定心理健康水平和成功应对的胜任特质,也不容易患上“空心病”。韧性,是弹性,包含“反弹”“弹回”的意思,也即愈挫愈勇的能力,是独特的心理过程和系统的反应能力。心理韧性之所以可以获得意义感,是因为经历挫折后,人的身心机能不但能通过有效应对加以恢复,同时还能得到提升,心理机能水平不仅可以反弹至原来的水平,甚至可以超越先前的水平,感受到个人成长的意义。这就是尼采在《天才的激情与感悟》中所说“但凡不能杀死我的,最终都使我更强大”的原因。弗林效应发现,就全世界范围内而言,在当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是青年的智商迅速提升,思维方式和认知的进步在二十余年中日新月异、出人意料,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越来越优秀,反而人类的逆境商却显著下降,心理韧性越来越脆弱,抗逆力越来越差。

当代青年成长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青年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也是最核心的利益共享者。在青年成长的过程中,物质极大丰富,家庭呵护有加。心理学家发现,越是外在物质生活极大满足,个体反而越容易产生抑郁、无聊和无意义感。由此,心理学存在“幸福悖论”,即“伊斯特林悖论”。也就是说,随着人均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的幸福水平并不会持续不断上升,相反经济发展对幸福的贡献是边际递减的,会经历“幸福拐点”,这意味着成就和收入增加最初会给个人带来快乐和满足的体验,但是人们会存在“享乐适应”,幸福感的预设水平会越来越高,想要维持就越来越难。心理学家Fossas在2019年通过研究指出,人类的意义感在关注改善物质条件带来的幸福感之后,必须关注从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中去获得,应该由外部因素转向内部因素去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实现幸福优化。生命意义的成长模型也发现,心理弹性对于获得生命意义感具有建设性意义,如果个体能够把所遭遇的负性事件和痛苦经历整合到个体正性意义系统中,从而可以拓展自我结构,丰富人生体验,得到更深阅历感,获得积极性结果,其生命意义感便会得到维持和提升,进而促进个人自我性成长。所以,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其实人与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青年越是经历砥砺,越是历经淬火,才能丰厚底蕴,有所作为。

青年“空心病”的破解与应对之策

意义是人类的现代性反思,也是终极性命题,人对世界的意义就是世界对人的意义。生命意义感具有整合的双系统性。也就是说,生命意义不仅从快乐中来,也从痛苦中来,不仅从顺境中来,也从逆境中来。从顺境中人能得到愉悦的体验,产生对自身成长和生活经历积极的价值感,其积极情绪让个体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这是在积极生活中发现意义;应对系统是个体在逆境和消极条件下挺身而出,刚毅坚卓,这个过程包括勇敢面对、自我悦纳、促进成长,挖掘逆境中潜在的成长因素而获得,这是逆境转化的创造意义。由此,提升生命的意义,避免“空心病”,应从发现意义、创造意义入手,并追寻生命的终极意义。

第一,于平凡生活中,发现意义。就个人而言,在现实生活中,积极与他人建立联系,培养意义感;与志趣相同的人温暖分享,可以从友谊中获得意义;提升个体对生活的控制感,可以强化自我的效能感;关注美好的点滴细节,可以从微小之处发现存在的价值。当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能不断且经常得到满足时,生命意义随之可以经常被感悟和体验,否则就容易自我否定、内心痛苦、自我怀疑并伴有无意义感。2018年,《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发表的文章《生活的常规和意义》指出,生命意义感不一定要经历非凡事件和非凡体验,在日常的世俗生活和世俗经验中常常也可以挖掘,即对当下发生的事情投入、沉浸、有所察觉、有所关注。如若每一刻时间点滴都能体验其中的美好,便能在益处寻求和意义建构中发现随处可得的意义感。

第二,于逆境挫折中,创造意义。没有什么东西是好的或坏的,只是思想使然。对意义的深刻认知是创造意义的基础,生命的意义起源于信念。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认为,意义是人觉醒的明镜,可以映照个体生活道路的步履方向和脚步深浅,可以看清个体生命旅程的智慧和勇气。意义感包括顺境中的体验性和逆境中的实现性。前者以自我为圆心,当自身获得满足感即产生正强化的刺激性作用,产生积极性、令人愉快的情绪,这种微小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可以在一定程度达到某些意义的体验。后者的意义以应对挫折为起点,在逆境中获得成长的力量,能够体验到更为持久的意义感。由此,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生活的弗兰克尔创立的意义疗法,其核心便认为,意义是生活的中心,生命意义不仅存在于成功的喜悦中,对人生经历的苦难接纳、对挫折逆境的顺应也可以获得意义感。积极生活中的小美好是发现意义,而逆境中的面对则是创造意义。鲁迅说过,青年“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意义感和存在感常常在愈挫愈勇中得到滋养。青年重新认知生命韧性,提升个人复原力是十分有必要的。尼采哲学观最重要的使命也是关注生命,给予生命以解释,探讨生命的意义问题。他提出强力意志说,人生虽然短暂,但只要青年具有强力意志,创造意志,便能成为精神上的强者,进而实现个人的价值。

第三,小我融入大我,获得生命终极意义。生命意义是青年对自己生命目的、目标的认识和追求。青年需要对个体有清晰的认知,需要知道想要什么和将要做什么,并努力达成目标。就获得幸福和意义而言,既包括自我增强,也包括自我超越。生活中点滴的愉悦感和获得感可以提升意义感知的自我增强,但是想要获得更深层次的意义自我超越,则需要超越个人范围,将自身利益与群体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乃至人类利益等宏大价值观相结合,重视个人给予他人和社会乃至人类所带来的福祉和需求,为他人造福的过程中个体的意义感是持久而稳定的自我超越。心理学者Morelli等人在2018年通过记录参与者每天的情绪体验,发现具有自我超越价值取向的个体常常拥有更多的人际联结,可以报告更多的积极体验,更少焦虑感,心态更为积极,其原因在于他们更重视他人和群体的福祉,重视个人为宏大福祉所做出的努力,而非将目光仅仅停留于个人的金钱、享乐和社会地位的无穷追逐中。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个人若是仅注重个体利益、个人竞争,必然伴随着追逐过程中的消极情绪,而将个体放置于与国家、社会、他人的共鸣中,心态才能更加积极和开放。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完成人平均年龄只有44岁,这些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人才在从“0到1”的原始创新中心无旁骛、潜心钻研,从未有“空心”之感。航天嫦娥团队、神州团队平均年龄33岁,北斗团队35岁,他们用青春点燃科技,创新激发潜能。创造大的意义,需要将“小我”动机融入“大我”洪流,动机和激情驱动了人们对生活的渴望。笔者所在的课题研究团队在2021年初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对我国青年发放问卷,共获得2356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942人,女性1414人,年龄集中在16-25岁范围内。研究发现,女性相较于男性而言,无论是存在意义还是探索意义均表现更好。同时,对未来发展越充满信心的个体其生命意义感越高,将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的个体其感受的意义感越强烈。这说明,意义感是更为持久的幸福感,需要更多地从自我转移到他人、社会和整体上,即从“小我”走向“大我”才能获得持久的、稳定的意义感受。青年,有大视野、大格局,才能有大舞台、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当代青年寄语,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任何小我都是微不足道的,而放置于宏大蓝图中,在中国梦实现矢志奋斗中凝聚青春力量,内心明澄,志向高远,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才能真正诠释青年存在的真正意义,激活大境界、大格局,才能实现内心真正的山高海阔。

[责任编辑:王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