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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竞争”的美国叙事及其谬误

核心提示: 美国版“大国竞争”极尽歪曲之能事,其实质是“美国优先”。无论如何,美国的话语霸权都无法掩盖“大国竞争”的实质和真相。作为一种过时的观念,一种短视且危险的战略,“大国竞争”必将被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所抛弃。拜登政府只有摒弃“大国竞争”的思维和战略,才能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摘要】美国版“大国竞争”极尽歪曲之能事,其实质是“美国优先”。无论如何,美国的话语霸权都无法掩盖“大国竞争”的实质和真相。作为一种过时的观念,一种短视且危险的战略,“大国竞争”必将被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所抛弃。拜登政府只有摒弃“大国竞争”的思维和战略,才能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关键词】美国 “大国竞争”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自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大国竞争回归”以来,“大国竞争”就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与之相关,“大国竞争时代”“大国博弈”“中美博弈”等话题也接踵而至。然而,“大国竞争”究竟从何而来,因何而起,以及它是否符合当今时代潮流的问题尚需深入探究。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预判“大国竞争”的前景。

2021年9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在通话中,习近平主席聚焦合作,重申“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强调“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两国有关部门可以继续接触对话,推进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经济复苏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同时挖掘更多合作潜力,为两国关系增添更多积极因素。”拜登则关注“管控竞争”,双方的着眼点差异立显。美方坚持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这正是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的症结所在。2021年10月6日,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在会晤中,杨洁篪指出,“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事关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攸关世界的前途命运……美方应深刻认识两国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正确认识中方的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这一表态直击导致中美关系困难的要害问题——美国对华关系定位,这理应成为美方重新审视美中关系并与中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的出发点。

“大国竞争”的美国叙事

毋庸讳言,“大国竞争”的叙事一直为美国所主导,体现了美国的话语霸权。凭借其话语霸权,美方从方方面面铺陈其关于“大国竞争”的叙事:

从“大国竞争”的缘起来看,美方认为,“大国竞争”缘于美国霸权的衰落及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遭遇来自中、俄等国的挑战。美国国会研究局的一份题为《新一轮大国竞争对国防的影响》研究报告认为,“冷战后美国的单极霸权在2006—2008年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到2014年,二战以来一直运行的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遭遇来自中、俄等国的挑战。在此背景下,2015年6月奥巴马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承认‘大国竞争’重新开始。”新一轮“大国竞争”是由特朗普政府在其2017年12月18日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提出的。该报告声称,“在被视为上个世纪的一种现象而被忽视之后,大国竞争又卷土重来。中国和俄罗斯开始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重申其影响力……美国必须为这类竞争做好准备。”在此,美国意在传递的信息是,“大国竞争”是由中、俄等国挑起的,而美国只是被动参与方。

从“大国竞争”的演进来看,美方日益倾向于将“大国竞争”聚焦于对华战略竞争。不仅特朗普政府将“大国竞争”的核心目标指向中国,拜登政府也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唯一有可能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避免使用“大国竞争”,而代之以“战略竞争”的表述,但其强调“竞争”的本质没有变化,且其仍沿用前届政府将挑起“竞争”的责任推给中方的做法。2021年2月4日,在就任后首次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讲中,拜登表示,美国将直面中国对美国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带来的挑战,同年2月19日,拜登发表演讲时说,“与中国的竞争将十分激烈。这是我所预料的,也是我所欢迎的,因为我相信欧洲和美国,以及我们在印太的盟友在过去70年中努力建立的全球体系。”上述言论都意在表明,中国是挑战一方,而美国只是准备应对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

从“大国竞争”的性质来看,拜登政府意在强调,这场长期“战略竞争”是一种意识形态较量,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竞争。2021年3月3日,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报告,声称“美国要在长期竞争中战胜一个更加自信和专制的中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投资于我们的人民、经济和民主”。在就职总统半年之际发表的演讲中,拜登说,美国“正在与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展开21世纪的决定性竞争。这些国家中的许多人相信专制是未来;民主国家无法与专制国家竞争。”上述观点既歪曲事实,又强加于人,理应引起我方高度重视。

从“大国竞争”对美国与其盟国关系的影响来看,特朗普政府强调,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迫使欧洲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2020年6月20日,蓬佩奥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的视频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我知道欧洲有一种恐惧,那就是美国希望你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是中国共产党在迫使(你们)作出这一选择。(这种)选择不在(中国)与美国之间;(而是)在自由和暴政之间。”不过,蓬佩奥的这番辩解是否能够说服欧方并化解后者的疑虑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大国竞争”的美国叙事谬误

美国版“大国竞争”极尽歪曲之能事,其实质是“美国优先”,目的是服务于所谓的美国利益。具体而言,“大国竞争”的美国叙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不可辩驳的谬误。

谬误一:所谓“‘大国竞争’由中、俄等国挑起。”事实相反,“大国竞争”是由于美国固守霸权思维、冷战思维和追求“单极霸权”的结果。冷战结束后,在苏联解体、华约解散的背景下,为了巩固“单极霸权”或曰“全球领导地位”,美国主张维系北约的存在,推动北约东扩,而这在俄罗斯看来则是不断挤压其战略空间。与此同时,美国不断推动战略重心东移,遏制中国发展。2011年11月17日,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美国正在将注意力转向有巨大潜力的亚太地区。……(美国)将通过坚持核心原则并与我们的盟友和朋友密切合作,在塑造这一地区及其未来方面发挥更大、更持久的作用。”此后,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不断加强对华遏制打压。

谬误二:所谓“中美‘大国竞争’关系是由中方构建。”事实相反,中方一直致力于积极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且这项努力本身正是为了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避免重蹈“大国竞争”、对抗与冲突的覆辙,走出一条大国交往合作而非竞争与冲突的新路。2013年6月,在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精辟阐释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双方就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此后,中方利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高层互访等多重外交渠道不断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17年3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时公开表示美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构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积极的中美关系。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重启“大国竞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遭遇逆流。

谬误三:美方将“大国竞争”定性为意识形态之争。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主要原因在于,本轮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大国竞争”不过是为了达到其“霸权护持”的目的。与此相关,就“民主”与“专制”而言,不但“民主”不是个别国家的专利,不能只用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定义,而且,美国也无权为其他国家贴上“专制”的标签。

谬误四:所谓“中方迫使欧洲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这种说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联手盟友和伙伴一道应对所谓“中国崛起”一直是美方的既定政策。而且,这项政策通常都是大张旗鼓推行的。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向欧洲各国施压,围堵中国的5G技术。拜登政府时期,美方更强调与盟友一道进行对华战略竞争。2021年2月19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拜登高调宣布,“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同时呼吁盟友“共同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好准备。”同年3月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次发表外交政策演讲时表示,“美国与中国在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在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在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共同点是需要从实力的角度与中国接触。这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合作,而不是诋毁他们,因为中国很难忽视我们的综合实力。”上述言行使蓬佩奥的所谓“是中国迫使欧洲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的说法不攻自破。

美国歪曲“大国竞争”叙事的原因何在

然而,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围绕“大国竞争”,美方为何一再歪曲事实?这个问题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回答。从理论上来说,主要原因在于,美方陷入了三个思维定式而无法自拔:其一,陷入了传统地缘政治的思维定式,以“世界岛”“大棋局”“边缘地带”等理论为指导,以致倾向于误读其他大国合理的安全诉求和发展成就,不断强化其谋求维持自身地缘政治优势的紧迫感;其二,陷入了“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式,为此,将处理中美关系视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其三,陷入了冷战的思维定式,将“大国竞争”,特别是与中国的所谓“战略竞争”描述成了意识形态之争。

从实践上来说,其一,美方将中国说成是其“世界霸权”或“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者或潜在替代者,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凝聚国内支持采取强硬对华政策的共识,缓解当下美国政治极化严重的困境;其二,美方将当今所谓“大国竞争”渲染成为“自由和暴政”“民主与专制”之争,以期最大限度地拉拢盟友和伙伴,以巩固其所谓“全球领导地位”;其三,美方凭借其有关“大国竞争”的话语霸权,将中国描述为“大国竞争”的发起者,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在国际上混淆视听,以达到最大限度孤立中国而壮大其自身力量的目的。

此轮“大国竞争”的脚本源自美国,它由美国推动上演,其实质是“美国优先”,即兼顾“美国第一”或曰“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和“美国利益至上”。拜登政府时期,美方避免提及“美国优先”,代之以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但其追求“美国利益至上”的实质没有改变。2021年3月3日,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报告声称,“在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向美国人民清楚地表明,领导世界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而进行的投资。这是我们如何确保美国人民能够生活在和平、安全和繁荣之中。这符合我们不可否认的私利。”然而,一味追求美国利益至上只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其结果也不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利益。

归根结底,美国企图利用话语霸权将世界拖入其维系全球霸权的战略计划,并将挑起“大国竞争”的责任推给中、俄等国。与此同时,还试图占据管控“大国竞争”风险的道德制高点,这一点在白宫于2021年9月10日发布的关于中美元首通话的通稿中得到了印证。在这份通稿中,美方强调,“正如拜登总统所明确表示的,此次(两国元首进行的)讨论是美国为了以负责任的方式管控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而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尽管这份通稿所表达的美方意在“确保竞争不会演变为冲突”的立场值得肯定,但是,美方一面推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一面管控这一“战略竞争”,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无疑是一场危险的“战略游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赵橙涔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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