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索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致力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的理论问题和实践主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规划，提出要将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从最初单一的“工业化”逐步转变为“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指导思想。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境界。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24.010
宋学勤，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当代中国社会史、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中共党史学概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当代解读》《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社会》《辉煌40年——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丛书·社会建设卷》《新中国70年城乡人口流动》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和历史依据，从历史维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选择和发展，是深入把握和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及特征的前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业化”目标的确立
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1]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懈探索的理论问题和实践主题。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不断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中寻求现代化发展道路，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地主阶级洋务派，到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再到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皆因领导力量的内部原因和外部条件制约而屡失现代化机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把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作为自己的历史重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规划，提出要将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早在1934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将来向前发展过程中，它将实行国家工业化政策”。[2]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工业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正因如此，他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并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历史使命。[3]1941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写给博古同志的信中，对工业化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关系作了深入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4]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向全党郑重宣布：“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5]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明确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6]自此之后，党的经济工作的中心就逐步转变成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奋斗。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的内涵，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已初步形成关于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其基本内容包括：第一，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前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7]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破除了阻碍现代化的旧制度并取得了现代化需要的民族独立，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第二，中国的工业化要求在经济上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合作并存。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后，在经济上实行国营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合作并存的格局。第三，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基于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实现工业化基础的现实考量，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搞工业化建设必须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第四，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8]这也成为此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遵循。第五，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必须积极利用外国资本。早在1936年，毛泽东同志与斯诺谈话时就讲到：“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9]这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具备利用外资重点发展工业的思想。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四个现代化”的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开展和认识水平的提高，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步骤进行了持续地探索，现代化发展战略从最初单一的“工业化”逐步向“四个现代化”转变。
20世纪50年代，“四个现代化”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总体战略和现代化目标被提出来。1954年9月，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0]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正式将现代化的目标任务明确为“四个现代化”。1956年，“四个现代化”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1]1959年末至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2]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3]这一新表述，将之前“四个现代化”中的“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先后顺序作了对调，将“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调整为“现代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方向。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一是明确提出要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反思，195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并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重要概念。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4]走中国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思想。可以说，改革开放后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和新时代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发端皆在于此。二是制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对“两步走”作了完整、准确的表述：“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5]1975年1月，周恩来同志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对“两步走”的时间作了明确规定：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6]“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时期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三步走”的战略步骤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理论来源。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时认为，“中国社会的总体转变直到20世纪中期一直是时起时伏、拖拉缓慢的”，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最终加入了少数后起国家的行列，准备快速地进行现代化。中国人一旦达到了这一步（虽然还未现代化），便努力保持其变革的势头”。[17]新中国前30年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证实了这一论断。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经过近30年的建设，到改革开放前夕，新中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成就，美国学者莫里斯·美斯纳给予高度评价，称该时期是“中国工业革命时期”，认为这个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18]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四个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形成积累了历史经验，提供了思想资源。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人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与战略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逐步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全新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9]同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同志进一步讲道：“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0]同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用“小康”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21]此后，邓小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使用并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作为对四个现代化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指导思想。
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而且作了具体阐释并不断丰富其内涵。其一，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22]针对“全盘西化”的现代化观点，他一再强调：“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23]这些论述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其二，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24]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5]在强调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重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步，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意根据形势和条件的变化，适时调整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20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的构想，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对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定了“三步走”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宣告：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并提出在20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方向。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3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6倍，外汇储备增加了1.98万倍，财政收入增长了103倍。1979到2012年的34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2.8%。1978年到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从1.7%增长为11.3%。[26]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推进，不仅成功开辟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走向“富起来”的光明道路，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借鉴。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新矛盾、新使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经验实践，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蓝图作出了系统性谋划，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论断，开辟了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境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探索上的主要成就有：一是明确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奋斗目标，并作出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的战略部署。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是推进“新四化”同步实现。党的十八大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7]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8]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加速了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为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29]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推进“新四化”同步实现，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路径，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三是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这是因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全新概念。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了分两个阶段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部署，即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与核心要素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什么是现代化，以及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如何实现现代化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其深刻的理论、历史与现实依据，具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与核心要素。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其深刻的理论、历史与现实依据。就理论依据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来源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始终，西方各类现代化理论在近代中国展开激烈交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社会发展的经典论述、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构想，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思想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新的探索路径。就历史依据而言，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得以创造、发展的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探求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始了初步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开辟了既有别于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又有别于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就现实依据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以及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必须创造并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中国之制是根本，中国之治是表现，以制度部署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不断变化的中国国情相结合，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了现代化更为丰富的内涵。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发展目的，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注重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重视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推进现代化，这就彰显出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要求和显著特征。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30]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富强、政治上民主、文化上文明、社会上和谐，还体现在生态上美丽，要求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核心要素。在价值导向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导价值。人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没有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人从一切束缚和压制中解放出来，充分激发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出更加全面、更加公平、更加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的现代化。在组织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并适应现代化的形势和任务以加强党的建设。在理论指导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行，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目标指向上，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世界谋大同，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应以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世界大同为依归。在运行机制上，当代中国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利用市场力量、发挥政府作用、尊重人民地位的道路，因此应坚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人民主体力量相结合的机制。在内外环境上，国内的稳定与安全和国际上的和平环境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谋求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应当积极维护国内的稳定与安全局面以及国际和平环境。
结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其丰富内涵和特征、中国特色和创新探索而具有伟大的意义。对中国来说，它让近代以来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走上兼具中国特殊性和人类文明一般性的发展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成就，让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为未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遵循，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于人类文明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传统思维定式，为那些既想保持自身独立又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探索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追求，中国方案的特点在于把这种追求化为在各个领域可以与西方现代化模式展开对话的实际成就，因而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将更好发展自身、造福世界。”[31]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阻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也通过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困扰人类的社会、生态、国际关系等问题提供了经验。
注释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页。
[2]《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89页。
[3][4]《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207页。
[5][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1080页。
[6][8]《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1132页。
[9]《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4页。
[10]13][15][16]《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439、439、479页。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15～316页。
[12]《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241页。
[17]［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2页。
[18]余飘主编：《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42～243页。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96页。
[20][21][24][2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237、276、250页。
[22][2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8、229页。
[2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955页。
[27]《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8页。
[28][3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22、50页。
[29]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04页。
[31]《习近平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回信》，《人民日报》，2021年8月12日，第1版。
责 编／桂 琰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Road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Song Xueqin
Abstract: Exploring a new path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and striving to realize China's modernization are the theoretical issues and practical theme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tirelessly worked on. During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CPC began to plan the goal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proposed to turn China from a backward agricultural country into a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y. During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China'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initial single "industrialization" to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the overall guiding thought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CPC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Road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and open up a new realm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Road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oder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