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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恐到社牛:青年人社交议题背后的心理分析

【摘要】随着“社牛症”内容在社交平台的传播、评论与行为模仿,其逐渐从部分网红的哗众表演转化为各大平台用户竞相模仿的流行性传播现象,最终演化为弥漫于青年人群的社交心理。从“社恐”到“社牛”的社交价值取向的摇摆与转变是青年人群现实空间的社交需求被过度抑制之后内心的呼唤。青年人群在享受社交媒体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与世界产生真实的关联、优质的连接和健康的外向互动。

【关键词】“社恐症” “社牛症” 社会传染 社会心理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2021年,“社牛症”作为新出现的网络热梗席卷了青年人群聚集的国内各大社交平台,微博、抖音、快手、B站、豆瓣和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遍布相关内容与话题。作为与“社恐症”相对立的另一极端表现,“社牛症”泛指一个人在社交方面没有任何压力的自由状态,这种理想人设击中了部分青年的心理痛点。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社恐症”文化,青年人动辄以“社恐症”自称。光明网一项对青年人群的调研结果显示:40.2%的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52.7%的人认为自己缺乏社交技巧,亦有55.6%的人对自身条件不够自信。①其实,“社恐症”本是严格意义上的医学疾病术语,却成为很多青年为自己社会退缩行为打掩护的文化标签。这一现象在以“千禧一代”与“Z世代”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中声量最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网名为“明星双喜哥”的网红2021年在社交空间出格的社会展演让“社牛症”行为突然爆火,覆盖了此前几年由“社恐症”主导的流行性传播与意义消费。“社牛症”取代“社恐症”成为青年人群聚集的各大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并被广泛化用,在青年人群中掀起思想波澜。如何看待各大社交平台上“社牛症”的话题升温,其背后隐藏着哪些传播学规律,“社牛症”行为受到青年人群关注的背后是什么社会心理在起作用,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与探讨。

社交跃迁:从“社恐症”自我标签到“社牛症”全网封神

据各处网络踪迹考证,“社牛症”一词出自一位网名为“明星双喜哥”的初代网红焦双喜的网络视频及其评价。他从2006年开始在网络上发布在公共场合“制造尴尬”的原创视频,比如在餐馆吃包子的时候旁若无人地大喊“太感动了,是妈妈的味道。”其代表作有《B哥的一天》与《人在江湖》等,内容风格以恶搞为主。随着互联网上各代网红“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明星双喜哥”也与其他初代网红一起湮没于互联网深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明星双喜哥”于2021年初再次“翻红”,他在视频平台抖音上发布的“社死行为”视频一度获得高达900万的关注量和6077万的点赞量。有网友考证,“社牛症”概念首次出现于2021年7月26日B站上出现的对“双喜哥支持鸿星尔克”视频的评论;也有网友泛泛指出“社牛症”是由“明星双喜哥”开启的一些化名演绎而来。总之,“社牛症”一词由“明星双喜哥”及其模仿者催生并开始在各大社交平台传播开来。

由此,以“明星双喜哥”人设为主要参照,“社牛症”在网络上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内涵。一般来说,“社牛症”行为由真实社交空间里的出格行为和人群反馈双因素构成,这也是“社牛症”行为与其他网红表演的区别所在。有网友将“社牛症”概括为无差别聊天、C位存在感、全方位交友与自信感爆棚“四大表现”;也有网友将其总结为无门槛式交友、百科全书式聊天、海王式打招呼、王熙凤式大驾光临、打鸣式悄悄话、C位式存在感与狮子座式自信“七大症状”;还有网友将“社牛症”行为概括为当众拍视频、当众表白、自在地和路人唠嗑和对奶茶店的店员唱歌等。无论经验层面的差异有多大,“社牛症”的共识性涵义指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肆无忌惮地与身边的陌生人互动乃至做出让人大跌眼镜的举动的行为。

通过对“社牛症”词语网络踪迹的分析发现,“社牛症”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明星双喜哥”的视频在B站疯传,各大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少量模仿“社牛症”行为的视频,及至2021年3月,各大视频平台上的“社牛症”视频逐渐增多。以B站为例,除了“明星双喜哥”的混剪视频占主导之外,原创的“社牛症”内容也开始喷发,代表性的UP主有樱萍Apple、小花MEMES、孰可司与在下啵啵君等。其它社交平台也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账号和内容,如抖音“邢三狗”创作的“尴尬系列”和“宇宙最强心理素质安峰”创作的“社死行为系列”等。

“社牛症”传播的第二阶段呈现出从各大社交平台的线上传播向线下行为及讨论转移的趋势,形成了更广圈层的流行性模仿与传播现象。有人在红绿灯前手舞足蹈;有人与广场舞大妈斗舞;有人和服务员进行客气竞赛;有人在商场向保安鞠躬敬礼。“社牛症”模仿行为演变为“含有炫耀、表现自我、传达思想情感的意味”的流行性行为传播现象。②更有不少网友参与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讨论,有人关注“社牛症”的职业变量,如出租车司机和理发师的“社牛症”特征;有人关注“社牛症”的地域变量,如东北、天津、四川人的社交表现;还有人关注“社牛症”的代际差异,普遍认为自己的父辈或祖辈拥有更强的社交能力。至此,“社牛症”从线上传播迁移到线下现实社会中并引起较为广泛的讨论。

相比前文提到的“社牛症”线上传播与线下行为模仿,“社牛症”传播第三阶段的明显特征是文化心理的生成。随着“社牛症”网络热梗不断扩大声量,“社牛症”的讨论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的同频共振,在微博、抖音、豆瓣、知乎和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一些严肃化的讨论。不少青年网友认真提出“人类社交天花板”和“如何才能拥有社牛症”等问题,“社牛症”从网络热梗演变为一种复杂的社交心态与群体心理。

“社牛症”的“所指”生成经历了一个群体阐释与意义转化的过程。“明星双喜哥”的“社牛症”视频一开始因其行为“出格”而饱受批评与奚落,但后期模仿者的娱乐化与无害化演绎则逐渐受到了青年网友的接纳,尔后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发生的“社牛症”信息内爆与意义沉淀最终形成了一种正向解码,使其完成了一次接受美学式的“意义旅行”。在这个过程中,网民选择性地屏蔽了“社牛症”侵入式社交的粗鲁意义,转而在现实需求框架内赋予“社牛症”以优秀社交能力的意义。至此,“社牛症”原有的负面认知与道德判断经由青年网友的社会实践进行了新的意义注入与群体阐释并完成了逆转性的意义跃升,从讽刺意味转向了褒义肯定,成为部分青年人群梦寐以求的“社牛症”。

流行性传播:群体共鸣、社会传染与流量生产

社会共鸣:“社牛症”的行为认同与群体幻想。“社牛症”流行性传播的首要因素是切中了青年人群的“社恐”共态与社交困境。社交平台上关注“社牛症”议题的青年个体往往倾向于声明自己具有“社恐症”,这表明两类社交取向相反的人群其实在本质上高度趋同,皆是关注社交困境的青年人群。他们对“社牛症”的传播、转发与热评本质上反映了其渴望拥有正常社交能力的底层心理。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对青年的年龄定义为14-35周岁之间,相对应的人群以“千禧一代”和“Z世代”为主。该群体习惯用手机、iPad和电脑进行社交实践,微信、QQ、微博等“数字化生存方式”一度满足了其社交需求。然而,“数字化生存”不能代替“现实化生存”。爱尔兰利默里克学者杰西卡·肯尼迪(Jessica Kennedy)等人分析了爱尔兰青少年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和孤僻行为关系的问题后发现,虽然网络社交参与可以扩大个体的社会联系,但面对面的社交关系更有价值。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社交媒体“是桥不是墙”,它扩大了社会交往,甚至培养了一种媒介素养意义上的社交能力;但在另一种意义上,社交媒体“是墙不是桥”,它造成青年人群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退缩与社交能力赤字,使他们处于孤立状态并阻碍了个人的正常发展。

缘于上述背景,“社牛症”内容的出现与传播叩响了青年人群一直以来发自内心的渴望与呼唤,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社交媒体上因此形成各种关于“社牛症”的意义宣示与价值讨论的内容,诸如知乎上“社恐的人如何练成社牛症”和豆瓣上“为什么小时候社牛长大就变社恐”等话题引发大量回帖与留言。社交平台上关于“社牛症”的传播与互动反映了青年人群的真实痛点,生成了该群体渴望拥有和谐人际关系与正常乃至卓越社交能力的共同幻想。正如笔者所写的诗歌《冥想》中一句所言:想遇见一群陌生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开心的容颜真诚相拥\那都代表着人生的一种温暖。青年人群对“社牛症”内容的观看、转发与评论等行为扩散了社交压力议题并使其得到快速传播。

当前处于青年阶段的“千禧一代”或“Z世代”的成长过程伴随着独生子的“优越—孤独”悖论与巨大的学业压力,这些时代与社会因素抑制了他们正常的社交需求。其实自定义为“社恐症”的青年人群并非真正的“社恐症”患者,而是由孤独和封闭造成的疏离性心理感受。“社牛症”流行性传播反映了他们内心对和谐人际关系与正常社交能力的向往。复杂的是,这种价值宣示与社会认同并不是直抒胸臆式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传播过程:从数年前“社恐症”自我标签化的第一波声量,到惧怕社交场合的“社会性死亡”第二波声量,再到当前“社牛症”热梗传播的第三波最强音,青年人群以一种曲线演化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社交困境和希望积极解决问题、加强社会情感连接及与社会共情协作的群体心理。

社会传染:“社牛症”传播与模仿的心理机制。青年人群处在积极探索世界、思想活跃和充满好奇心的特殊时期,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处在一个由不稳定向稳定过渡的重要形塑时期,容易因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波动。在“社牛症”的传播过程中,社会传染、同侪效应与社会比较等传播机制起到了重要的生成作用。

《麦克米伦心理学词典》将社会传染定义为通过暗示、八卦或模仿等方式在社会或群体中传播思想、情感和神经症的过程。《心理学百科全书词典》将社会传染定义为情绪和行为模式迅速传播并被群体成员无批判地接受的集体兴奋的过程和形式。④社会传染机制在“社牛症”内容的扩散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助推作用。各大社交平台“社牛症”主题的账号不断递增,“社牛症”网红的不断涌现,各种“社牛症”内容的不断生成与转发,“社牛症”行为的不断被模仿、演绎与传播,是部分青年将“社牛症”作为“社交货币”的社会传染行为促成的。

同侪效应是指个人行为受到包括虚拟的参照群体的周围人群行为影响的现象,个体行为与参照群体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学者茨维特科娃(Tsvetkova)的研究表明,观察慷慨行为可以显著增加个体对陌生人慷慨的可能性。⑤对部分青年而言,目睹同龄人的“社牛症”行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交平台上,其“社恐”心理会逐渐被同龄人的大胆与勇敢所驱散。一位从不敢在街头画素描的网友就是因为看到一段“社牛症”视频最终克服了“羞耻”心理。在同侪效应作用下,一些青年因为受到同龄人“社交勇敢症”的鼓励进而形成了正常社交的心理期望与行为模仿。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是在与相似的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自我评价的。社会比较分为向上的社会比较与向下的社会比较两种方式。向上的社会比较指个体把自己与那些在某些方面地位比他们高的人进行比较。青年人群认识到卓越的社交能力能够培养适应力、自主性、自我效能感和身份认同。在“社恐症”文化流行的时期,他们进行的是向下的社会比较;而“社牛症”模仿则预示着一种向上的社会比较,他们将比自身优秀的“社牛症”网红作为模仿对象和潜在的社交偶像,在对“社牛症”的推崇与学习中不断推进了相关内容的传播。

流量制造:“社牛症”内容传播的商业驱动逻辑。“社牛症”内容的传播不仅反映了青年人群对其社交赤字的心理反弹,还是一种由平台推动的网红现象与媒体经济行为。“社牛症”视频及衍生内容既是网红、博主的流量货币,亦是社交平台及其内容创作者的流量制造机与盈利来源。“社牛症”内容切中青年人群社交心理,能够引起青年人群广泛共鸣、主动传播、跟风模仿与积极互动;“社牛症”叙事脚本包含人物、冲突等戏剧性要素,能够引起青年人群对“天不怕地不怕”的博主或网红的“感情投资”以及对“打破常规”和“解除社交压抑状态”的故事情节的代入和共情。这种内容类型是流量时代下社交平台不会放弃,也不敢放弃的内容“风口”。

于是,随着“社牛症”视频及其衍生内容的流行,各大社交平台纷纷打着“社牛症”的标签推出相关原创内容、集锦甚至专题以收获流量进而增加盈收,这进一步促使网红或博主等内容创作者以“社牛症”为主题进行创作并引起内容裂变。据2021年10月的截面数据显示:“社牛症”相关视频内容在抖音、快手、B站和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收获了百万级关注与数亿级播放量;“社牛症”相关抖音号增加到2291个,抖音话题产生21亿+的播放量;“社牛症”相关话题同时登上微博热搜和B站热搜榜首,微博话题达到3亿级的阅读量并霸屏B站热搜榜。媒介经济的本质是“注意力经济”或“眼球经济”,在流量逻辑的驱动下,各大社交平台投入资源生产“社牛症”内容,创造强关注和大流量的“社牛症”产品进而转化为经济收益。

社交平台的本质决定了其必然是追求社会热点的,平台青睐“社牛症”内容的另一原因是“社恐症”的舆情风口正在改变方向。经过数年的流行,青年人群对“社恐症”的文化消费已然出现疲态,转至新出现的刺激社会神经的“社牛症”话题是其“喜新厌旧”的逻辑使然。各大平台的内容团队也深谙青年人群社交心理,量身打造满足和刺激其痛点的“社牛症”叙事可以很好地满足其心理需求。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由社交平台培育的“社牛症”视频通常只是一种媒体策划与社会表演,无论是“社牛症”还是“社交勇敢症”多系刻意制造,算法更是锦上添花,完成对目标人群的精准推送。更需要警惕的是,一些极端“社牛症”行为,如有博主踢了一脚共享单车后等警报响起伴随着警报声尬舞,类似低俗内容可能分裂社会,而把周围人群的尴尬反应录像制成“作品”赚取流量的做法也面临触犯媒体伦理的风险。

从生产到分享:现实渴望、效能想象与文化狂欢

“新兴成年人”对社交能力的现实渴望。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入,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把个人高度整合进了一个总体性的社会结构之中,个体日益变得原子化和碎片化。⑥原子化的青年人群离开家庭庇护开始独当一面,独立处理工作与生活问题。一方面,他们的社交工具不断升级进化,另一方面,他们现实的社交能力却不断降级。“千禧一代”与“Z世代”曾经是“未成年人”的代名词,如今皆已成为“新兴成年人”。成年人需要承担更多、更大的家庭与社会责任。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工作问题还是个人问题都需要他们采用现实的社交方式而非虚拟空间的非接触社交方式解决。

然而问题在于,与高速发展的中国互联网为伴的青年人群长期疏于现实社交,已经习惯了虚拟世界的“电子对话”及其提供的社会支持和情感抚慰,因而一些人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进行高质量的交往。一如在电影《本X》中,主人公本在游戏《霸王》中所向披靡,现实中的本却是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少年,甚至因为社交能力低下而受尽同学欺侮。重度的“网络社交”习惯让部分青年成为现实社交生活的“跛行者”甚至“残疾人”。社交意识退缩,社交能力退化和社交意愿退减是相当一部分青年的真实状态。

华盛顿州立大学教育领导与咨询心理学系学者莎拉·乌尔里(Sarah Ullrich)的一项研究表明参与以身体活动为基础的社会联系有助于建立个人和社会资本。⑦真实、生动、充满魅力的社会生活需要青年人群积极主动地发展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这就需要他们具备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能力。“社牛症”内容的传播与讨论作为社交平台上自发与自觉混合的一种议程设置现象,把优秀、大胆、健康的社交能力作为一个热点议题矗立在青年人群社会生活舞台的中央,促使青年人群反思真实社交在建立亲密关系与争取自身利益等方面的价值。无论是B站的弹幕,或是抖音的评论都显示了青年人群互相鼓励从“社恐症”变成“社牛症”的社会心理,反映了他们从恐惧内向到积极主动的心理转变。

自我效能想象与当代青年的人格自信。曾经流行的“社恐症”与当下流行的“社牛症”是从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反映了青年人群对社交困境的普遍关切。从第一波的“社恐症”声量、第二波的“社死”声量到当下的“社牛症”声量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了身处社交困境的青年人群社交心理的逆转。

其一,对“社牛症”的消费、评论与传播体现了青年人群关于自我效能信念的加强。自我效能信念并不代表个体的实际能力,而是个体执行某些行为来引导社会互动的信念,包括表达自己的意见、与他人良好合作、分享个人经历以及能够有效地处理人际关系等。⑧诸多研究证实,强烈的社会自我效能感与积极的社会结果相关,青年人群对“社牛症”的积极评价反映的正是这种自我效能的信念。诸如“玩梗的大部分人只是想通过它鼓励自己更自信”就是自我效能信念的展示。青年人群认识到社会能力极大地影响个人的社会流动性和机会获取,“社牛症”内容恰逢其时的出现让他们“忽然获得了动力”。

其二,对自我效能感的想象与实践与部分青年的自信人格有关。大多数将自己定义为“社恐症”的青年其实并不是医学定义上的“社恐症”。“社恐症”在医学意义上指一种伴有自主神经症状的精神障碍,会直接影响患者的正常活动。自定义“社恐症”的青年人群并不符合上述情况,通常仅是长期的孤独与疏离感形成的社交倦怠而已。这种孤独与疏离感的形成正是缺乏现实社交关系的结果。在此情况下,新的“社牛症”偶像很容易激活青年人群内在的自信特质,让他们做出勇敢的改变。

其三,我国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促成了这一转变。今天的中国社会包容度增加,文化环境宽松,社会对多元文化的接受度较高,人们对于陌生人所表现的奇特行为很少抵触或反对,这为“社牛症”在各种公共空间的展演提供了社会前提。我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与文化上的更加开放促使青年人群思想、心态与行为总体呈现出对国家充满信心与认同,对个体化的个人追求更加开放。在此背景下,青年人群便可以“放飞自我”。可以说,社会与时代因素是“社牛症”内容传播和青年人群自我效能信念发育的土壤。

文化狂欢:精神宣泄、社会逆反与心理补偿。青年人群是一种复杂的异质性组合,其中既有自我效能信念高涨的“社牛症”青年,也有为社交问题所困的“社恐症”青年。《2020独居青年生活洞察报告》数据显示:高达38.56%的受访者表示独居是因为“享受独处,喜欢自由”,这种独居状态可能直接导致社交技能的弱化。⑨另一项以青年社交生活为主题的调查显示青年人的社交态度分别为:社交无用论9%,社交环境混乱65%,社交恐惧症17%,尴尬5%以及其它4%。⑩此般结论并非无根之水,工作压力与情感缺失让部分青年封闭疏离,频繁加班与“赶工”生活让其无时间和精力进行社会交往。于是,使用社交媒体成为青年群体的便利选择。然而,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缓解青年人群孤独感的同时又加强了青年人群现实中的疏离感。

在现实生活中,竞争激烈的工作、科层制文化以及板结、保守的人际关系使部分青年处于社交窒息或休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部分青年人群参与“社牛症”传播与文化创造的背后表现出的其实是一种发泄式的狂欢心理。“社牛症”直白、粗俗、破坏、打破常规的行为和话语为其提供了一种宣泄性的“心理按摩”。在对“社牛症”的恶搞、整蛊、无厘头行为的文化消费中,日常生活中板结、保守、窒息的秩序被暂时“悬置”,为部分社交需求被抑制的青年人群提供了精神宣泄的出口。⑪

考虑到青年人群复杂多棱的心理构成,逆反和无聊心理也是部分青年人群青睐“社牛症”叙事的心理动因。逆反心理指客观环境与主体需要不相符时产生的具有强烈抵触情绪的心理活动。无聊指外部活动或环境与个体价值或标准不匹配时让个体体验到的缺乏意义感的现象。部分青年对自身所处的疏离与冷漠的社会关系不满却又无法突破,“社牛症”的调侃与破坏穿透了一些虚伪、板结和僵化的人际关系,产生一种“很解压”与“看着看着仿佛自己都牛起来了”的心理补偿。一个流行的视频是:一位“社牛”在一辆共享单车旁边大喊“我买新车了”,这种行为宣示了自身的反主流价值的文化立场,挑战“神化”和“物化”的“奔驰”或“宝马”主义的价值秩序,让他们从屏幕上体会到了打破社交禁忌的快乐,打破了日常的无聊状态,由此获得了一种心理慰藉。

余论:社交议题作为青年问题

“人类不能不传播”,正常的社会交往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也是青年人群有所作为的前提条件。从“社恐症”标签到“社会性死亡”的传播,再到网络热梗“社牛症”的突然爆火,反映的绝不仅仅是前台的肤浅网红文化秀,而是后台的青年人群感同身受的现实社交赤字。当代青年在获得国家发展与社会变革带来的福利的同时也感受着变革产生的陌生感和作为“新兴成年人”不断加码的社会责任。与其他时代的青年人群不同,他们的特殊性在于伴随着中国互联网一起成长,实践着尼葛洛庞帝式的“数字化生存方式”。他们曾经在网络世界偏安一隅,但随着其不断加入“新兴成年人”行列,新的社会角色需要他们不断在现实生活中经纶世务。他们可以在特定阶段聚集在“社恐症”大伞下寻求庇护,但随着社会发展与自身角色的转变,他们需要变成解决问题、舍我其谁的中坚力量,于是参与、传播、评论、模仿和反思的文化生成。社交取向的跃迁反映了青年人群在社会交往中“用魔法战胜魔法”的心理,是其发自内心的对现实社交的呼唤。

无论是“社恐症”的共鸣还是对“社牛症”的认同,关键的解决之道是回归现实、回归社会和回归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指出要“引导青年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培养良好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促进青年身心和谐发展,指导青年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⑫这为青年人群的社交观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指南,青年人群一方面要拥抱社交媒体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更要拥抱没有滤镜和柔光的现实生活世界。需要强调的是,“社牛症”不等于卓越的社交能力,不能将“社牛症”变成在社交平台上受到批评的“社交恐怖主义”,变味成破坏社会规范的代名词和哗众取宠的审丑文化。我们应该呼吁青年人群建立真实的自我认同,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对社会发出建立真实社会关联、优质人际连接与健康互动的自信邀约。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导,国际非虚构写作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非虚构写作群体及新闻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1M002)、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团队项目课题“数字出版视域下公有领域的产业实践与衍生应用研究”(项目编号:TD2020013Y)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⑨《超四成青年称自己存在社交恐惧症,“社恐”是病吗?》,光明网,2020年12月21日。

②杨立川:《流行性传播现象初探》,《今传媒》,2006年第2期。

③Jessica Kennedy &Helen Lynch.A shift from offline to online: Adolescence,the interne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Volume 23,Issue 2,2016.

④Paul Marsden.“Memetics & Social Contagion: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Journal of Memetics,1998(2).

⑤Milena Tsvetkova & Michael W.Macy.The Social Contagion of Generosity,PLOS ONE,February 13,2014.

⑥[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著:《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⑦⑧Sarah Ullrich-French et al.Social Connection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in a Physical Activity-Based Youth Development Setting,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Volume 83,Issue 3,2012.

⑩《当代青年社交现状:在社交里生活 而不是在生活里社交》,搜狐网,2018年9月7日。

⑪袁文丽:《在对话中传播 在传播中对话——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传播学意义》,《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⑫《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中国青年报》,2017年4月14日。

责编/靳佳(见习) 美编/薛佳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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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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