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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的百年历史抉择

【摘要】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实践,不同阶段党在“三农”工作上的重点顺序,首先是农民,其次是农业,最后是农村;解决问题的先后顺序首先是农业,其次是农村,最后是农民。该实践过程中存在国家由汲取到给予、农村由贡献到振兴的历史轨迹。未来农村工作需要走出一条更可持续、更能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新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历史选择。通过农业与农村优先发展,促成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应牢记三点历史经验:农民富,国家富;农业兴,百业兴;农村稳,天下稳。

【关键词】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 三农 “两个一百年” 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F320/D42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2.006

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村金融。主要著作有《极化的发展》、《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与金融增长(1978-2000)》、《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国的百年乡村振兴实践》(论文)等。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员令,“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1]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正处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历史关口。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的百年历史,展望乡村振兴未来,我们需要切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促成农业农村现代化早日实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解决好“三农”问题多次被强调为全党工作、全国工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三个“重中之重”的工作重点,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已经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当前,“三农”工作一方面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另一方面要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站在2021年回望建党百年,中国的“三农”工作经历了巨大变化。经过百年努力,中国已由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农业占国民经济绝大部分比重,农村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国家,成长为一个正在建设现代化强国、与世界领先国家日渐取得平等地位的国家。笔者将在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百年历程的五个阶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以期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过程中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

百年领导、五个阶段

百年来,党领导“三农”工作的重点顺序首先是农民,其次是农业,再次是农村;解决问题的先后顺序首先是农业,其次是农村,最后是农民。虽然各个阶段并非截然分开,但阶段间国家由汲取到给予,农村由贡献到振兴的顺序,是明显存在的。按照详近略远的叙事原则,本文将1921~2021年这一百年来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划分为五个阶段。

农民组织化为主,发动农民闹革命,夺取政权阶段(1921~1949)。这一阶段,党的工作路线经过多次曲折反复,最终确立为农村包围城市,发动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动员农民参与革命,就要抓住农民的最根本诉求——土地。从建党初期在闽西、瑞金、大别山等苏区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减租减息”,到“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土地革命和斗争策略,在人们通常认为的“善分不善合”或马克思所言的“一袋子马铃薯”[2]基础上,通过知恩图报、情景动员、革命话语建构等,党探索了汲取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各种方法。党在征粮派款、投工投劳、征兵征夫等多项基层工作上,积累了丰富经验。虽然部分时期和部分地区存在“过度动员”问题,但很快被纠偏,进而形塑了后来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各种做法。[3]在此基础上,看似一盘散沙的农村社会,在党的基层工作深入有力地推动下,成功组织了农民,凝聚了信任,夺取了革命政权。这一阶段,以农民工作为核心,组织发动农民,是党的主要工作手段。

数千年来,中国农民一直处于晏阳初先生总结的“愚穷弱私”境地,没有宏大的历史观和世界视野。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其历史担当,则没有办法将一盘散沙的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逻辑,农民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体,“因为无论从藐视农民而瞩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还是就人们关于中国农民心胸狭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严重、自私自利、蒙昧迷信的一般观念而言”,农民害怕革命、不敢革命,或者说“不是造成革命的材料”。然而事实上,中国农民恰恰参加了革命运动,于是,中外理论家们都感到特别惊奇:“中国革命的结果都太出人意料了。”[4]这有赖于党在农村十分深入的基层工作,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方面将农民组织起来,使得农民从一盘散沙或“一袋子马铃薯”境地走出来,激发了其主体性,发挥了农民作为占有绝大多数人口的阶级的主导性作用。

农业组织化为主,促进农业发展,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阶段(1949~1978)。在第二阶段,党的工作重心由组织农民闹革命,转向提高农业生产力。实际上,从1931年瑞金中央苏区政府成立时起,发展农业就成为保障供应的首要工作。在这块党治国理政的最初的试验田里,已经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减租减息”等尝试,以巩固苏维埃政权。从长征时期到延安时期,从大生产运动到树立南泥湾模范,更显出农业生产在稳住根据地、养军备战方面的重要性。然而,无论如何,这时的农业生产必须服从支援战争、夺取政权的需要,因而并未处在党工作的首要地位。

1949年全国陆续解放以后,在“一化三改”这一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农业组织化成为党在“三农”工作中的核心,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国家为完成工业化目标而动员农业资源,农业被组织起来。人民公社组织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在大跃进时期又被总结为“一大二公三化”,即组织规模大;财产公有;生产和生活方式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5]这些明显的战争动员机制,有时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然而,数十年对农业实施战争动员机制,其效果和后果可想而知。一方面,长时间地汲取农业资源,农业为支援国家工业化提供了粮食、原材料、劳动力、资金、外汇等;另一方面,农村温饱问题长期无法解决,以至于不得不重新进行生产关系的方向性变革。

农村改革为主,向农民和农业陆续放权,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阶段(1978~2005)。在第三阶段,农业和农民的去组织化是主旋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将农业生产的自主权逐步还给农民;以宣布人民公社体制解体,确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为标志,将农业组织化权利还给村社;以实行村民直选为标志,将农村治理权利逐步还给农民。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放权改革之后,工作重心转移到以地方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建设上来,对农村的放权改革正向效应持续了不到十年,各种抽取农业农村资源的负向效应显现出来,使得“三农”问题显化,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用脚投票”,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成为城乡间、工农间不平衡的突出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三农”作为综合性问题,也在被强调为全党工作、全国工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后,从2004年起成为中央文件的主题。此阶段的放权,也被周飞舟等研究者形容为由“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的转型,[6]政权悬浮而不下沉,使得计划生育、农业税费、“三提五统”等国家和地方建设目标被持续贯彻;而只抽取不给予,多抽取少给予的作法,不断导致基层干部污名化,基层工作难以开展,干群矛盾日渐突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7],成为对这一阶段“三农”问题的典型表达。

农村综合建设为主,党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夯实解决“三农”问题基础阶段(2005~2017)。虽然“三农”问题数次被强调为“重中之重”,并且自2002年开始,党中央以“多予、少取、放活”为其“三农”指导思想,但真正标志着农村综合问题开始得到解决的,是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两个反哺”为方针的新农村建设。2005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基本要求,真正开始了对农业、农村、农民由汲取到给予的综合尝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为标志,使农业再组织化,并实现农业现代化,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内容。水路电网气等各类“村村通”工程,使得城乡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走向均等化,带来了真正的山乡巨变。经测算,截至2017年底,对农村约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