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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顺: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前沿意识”

“哲学”这个概念,在现实中有时候指它的“学说”形态,有时候指它的“学科”形态,也有时候指它的“实践”形态;说到“前沿”时,还涉及它的“历史形态”。那么,整个哲学学科现在是什么代表前沿呢?这恐怕要让哲学与人类的历史、与当今时代的问题结合起来,才能明确。不然就只有学说前沿,没有学科前沿。学科的前沿,主要应该是从哲学高度上观察思考人类社会实践的深层问题,也就是哲学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的时代所要面对的新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剧烈动荡变革的时代。旧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感情尚未退出,仍然在起作用,但已经脱离历史进步的主导趋势,落后于科技进步和实践的启示,这是实情。有时候看到网上争吵得很激烈、很胶着,不仅很难深入,而且还很伤人的时候,我就感到有点可惜。在那些很具体的、自己未必知根知底的事情上死磕,而且一定要究出个我对你错、你死我活。这种“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争论,已经很久了,我们仍然走不出它的泥潭,我觉得是个悲剧。

而走极端——不管是走向哪个极端——的思维方式,是旧的“丛林规则”以及“阶级斗争为纲”和“冷战”时代的思维方式。而在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我们需要超越过去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超越那种心态,首先对分歧本身,它的来源、基础和它所代表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才能辨清当今的时代和时代呼声,使我们的思想方法和思想理念在这场变革中辨清方向,找到解决和回答问题的方向和出路。我认为,这才是当今时代哲学的“前沿”所在。

怎样达到这个哲学的前沿?我觉得主要需要超越两大障碍:一个是研究和治学方式的障碍,即要超越“经学主义”;另一个是目标取向的障碍,即要超越以观点和结论为目标的“前沿”意识,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前沿意识。

经学主义是中国传统治学方式。它本来是用来治中国经典之学,如四书五经等等的。但现在却要成为一种普遍的治学方式,连西学和马学也都用经学主义的方式去研究,就成了学术进步的阻碍。按我的看法,经学主义的特征和弊病是:“崇拜权威,迷信经典;学统至上,门户森严;规范主义,结论在先;剪裁历史,话语迷恋;远离大众,蔑视民间;落后时代,自哀自怜。”

从冯友兰、贺麟一直到汤一介等几位先生大家,都曾指出“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区别。哲学需要哲学史家来理清学术发展的脉络,但更需要哲学家。哲学家是面对人类的哲学处境、问题和出路进行思考,并且提供自己研究成果的人。而这些年我们的哲学有点停滞并落后于时代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干扰,出现了一种“趋史避论”的导向和误区,把哲学研究和哲学史研究等同起来,仅仅用训诂考证的方式去研究古今中外的经典。仅仅以某一家、某一派、某一著作为孤立的中心和重点,不关心其发展演进和当代表现,实际上也是用史的研究代替了哲学思考。

确立“问题意识”需要超越经学主义,才能走向哲学发展的前沿。我们前进的起点,一定不是某个现成的观点和某个经典人物。能够代表“前沿”的,也一定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现时代凸显出来的新问题。马克思说:“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的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话很有意思。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提出新问题,是在老问题的基础上的深入,而不是对老问题的回归和重复。当然,解决老问题又会带来新问题,不是终结问题、消灭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也讲过:历史从来只提出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一旦作为问题被提出来,那么解决问题的因素,就已经存在于现实当中了,我们的任务只是找到它。我们研究和解决问题,就是要在产生问题的地方去找答案和出路。这跟中国民谚“解铃还须系铃人”有点相通。

任何学术研究、理论研究的前沿,一定是自己学科、专业领域或社会实践领域中最迫切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说过“问题就是矛盾”。研究是要发现矛盾,解决问题,不是把学过的东西当作知识,拿来与现实对号。如果仅仅看到事物之间有相似性,或有共同的原因、共同的表现,就认为是一种历史的重复,于是把现成概念或结论挂上去,这叫“贴标签”,实际是把前人的“后沿”当成了自己的“前沿”。我们要与前人“接着说”,就得知道接到哪,找到“接口”。从这个接口出发,去解决前人没有提出或没有回答的问题,才有真正的问题,才能“接着说”。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责任编辑:焦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