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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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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权势:印度外交战略的不改初心

【摘要】印度独立以来,大国权势和安全利益共求成为了其对外战略的一条主线。究其根本,不仅在于其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还在于其将“有声有色的大国”梦想演绎为国际政治宿命,并据此指导对外政策。结果,在崛起过程中,印度逐渐确立起了以大国和扩展中的邻居为对象的两大类外交模式,它们共同作用于印度的世界大国地位追求。毫无疑问,印度特质的大外交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印关系。为此,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和谋划中印关系便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课题。

【关键词】印度 外交政策 大国权势 安全利益

【中图分类号】 D835.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1.002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印度的外交体现出了强烈的权势政治色彩。这种色彩既有其历史的逻辑,又有现实的根据。就历史而言,经久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一直在印度激荡,并被现当代的印度领袖们所阐释和演绎,与时俱进地用以指导其对外战略行为;就现实来说,印度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其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梦想的能力和意愿日益提升,其强势外交的传统终于有了坚实的力量基础。结果,大国权势和安全利益共求,便成为了当今印度对外战略的一条主线。历史地看,尽管印度政府不断更替,其外交范式推陈出新,其战略视野渐次扩大,但这条主线始终未变。换言之,在印度外交决策者中,一个广泛的共识是:首先,基于“有声有色的大国”这一国际政治宿命,始终不懈地致力于将印度建成“领导性大国”(a leading power),并据此塑造于己有利的战略环境;其次,印度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的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其关键一环在于促使南亚地区国家和域外国家、特别是大国接受印度的地区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拥有决断权。所以,在大国博弈和扩展中的外交两大方面,印度表现出了特有的积极、进取和强势。

毫无疑问,印度特质的大外交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印关系。正因为如此,对于有着长远重大意义的中印关系,中国不仅不能掉以轻心,还应从战略的高度,根据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确保稳定进而较大地促进中印关系向前发展。

印度外交思想传统中的现实主义逻辑

在印度的外交思想传统中,现实主义历史久远且影响深厚,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当数“曼荼罗”地缘政治概念的提出者、古印度孔雀王朝战略家考底利耶及其经典作品《政事论》。作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1]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构建了一个古印度地区的国家体系模式及其运行逻辑。他声称,在遵循“鱼的法则”(Matsya nyaya,即“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国王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因为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帝国,才能遏制“大鱼”或外来入侵者。为此,考底利耶设计了六条“外交法则”以供君主选择:和平共处、战争、中立、进攻、联盟、双重政策。通过单独或综合运用这六种手段,就能建立强大的帝国。[2]

正如一项研究所说的,“强权欲望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源于一种富有活力的文化,这种文化表现为国家急切地要求在近邻地区和世界扩大它的权势、利益存在和影响力。”[3]实际上,印度历来就不乏强权欲求。除了历史久远的考底利耶现实主义思想传统外,[4]无论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还是在独立后,印度在古代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一整套现实主义话语逻辑。也就是说,为了获得更大的地区权势和影响力,印度的政治家和战略界清晰地转向强权政治。这方面,寇松勋爵和尼赫鲁总理可谓最为人们所熟知。在英印时期,出任英属印度总督的寇松曾指出:“很显然,印度在现代条件下必然会成为亚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印度的中心地位、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巨大的贸易港口、军事力量储备以及可以向亚洲和非洲任何地方迅速派遣军队的能力都是非常宝贵的资产。在西面,印度能够对波斯和阿富汗的命运产生支配性的影响;在北面,印度能够否决在西藏的角逐;在东北面和东面,印度能够对中国施加重大的压力。他是暹罗自主存在的保护者,在海上,它控制着到澳大利亚和中国海的航道。”[5]寇松的此番言论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首先,印度的天然禀赋必将使其成为世界大国;其次,印度不仅是陆上的中心,在印度洋也拥有优势地位,这意味着印度对大周边地区可产生重要影响。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强权逻辑,英属印度政府以维护安全为理由,在主要方向不断地扩张。

独立后,虽然印度在宣传对外政策时极力抹去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影响,但“寇松主义”是个例外。[6]尼赫鲁曾这样评价寇松:“在其他几位总督都被遗忘之后,寇松将被铭记,因为他修复了印度所有的美好之处。”[7]尼赫鲁大学的拉贾·莫汉(C. Raja Mohan)教授则提出,所有梦想着一个大印度——以静默和非正式的方式影响南亚和印度洋的大部分地区——的印度人都会发现,寇松是“战略灵感的源泉”。[8]像寇松一样,独立后的开国总理尼赫鲁继续鼓吹“印度中心论”。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尼赫鲁对印度的权势欲求作了最为经典的概括和演绎:“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9]也就是说,在尼赫鲁的眼中,印度除了成长为世界大国外别无选择。为此他坚信:“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10]

毫无疑问,与悠久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相伴随的,是印度强烈的“天定命运”意识。一位研究者指出,像其他国家一样,当印度的精英们论说他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时,他们都有同样的、关于他们国家在亚洲或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一概念。“印度人,无论个体还是整体,都从绝对中心地位出发进行思考和论说……从这种中心观出发来评估世界和全人类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某种优越感。”[11]一位战略评论家指出,印度人的等级社会观成为他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他们相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权势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世界观”。[12]所以,冷战后,无论是国大党政府领导人,还是印度人民党政府,坚信并坚称印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在即将到来的世纪里,印度必将扮演一个伟大的角色。[13]用印度前国防部长K.C.潘特的话说,在追求大国目标问题上,“印度需要的仅仅是等待其他国家对印度大国地位的理解和认同。我们意识到,这种态度上的改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做到。然而,我们乐观地认为(它们)注定要发生。”[14]

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出现了一位印度学者所说的下述情形:“印度人相信,全世界应该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特别是美国,其行为应顾及我们的利益。不仅政治家们和普通百姓这样思考,整个知识界也这样认为。没有一个人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为什么要按印度的要求去做?”[15]

印度的大国雄心与根本战略诉求

为了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独立后印度的政治领袖特别是尼赫鲁总理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一是较为成功地帮助印度树立了“有声有色的大国”这一印度国际政治宿命;二是通过实施不结盟政策抢占国际政治的道义高地,使印度在战后的国际体系中获得了远高于自身实力所能支撑的重要地位;三是在经济建设和国力发展上获得了来自两大阵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以至于尼赫鲁自豪地宣布:印度受到国际社会如此的重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16]之后的印度历届政府,同样把目标锁定为“有声有色的大国”。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成功地肢解巴基斯坦、1988年出兵斯里兰卡卷入其内战,无不说明印度作为地区大国的世界雄心;1998年通过核试验获取实际核国家地位之后,印度的大国抱负再度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而21世纪印度实力的强劲崛起,更是使得国际社会将印度视为理所当然的大国。[17]

在追求世界大国地位问题上,印度始终认为:国际社会的现实仍然是“国家中心论”占主导地位,因而首要的根本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