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国际法所法治战略研究部主任）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不”机制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败斗争的一大创新成果。近年来，党中央大力加强“三不”制度建设，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深入推动反腐败斗争，建议用经济人假设理论来重构“三不”制度。
经济人假设是1776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提出来的，是指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以最少付出获得最大收获。这种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尽可能逃避工作；人的行为动机源于有利可图，只有金钱和地位可以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人是理性人，根据成本和收益作出行为选择。经济人假设反映了人性的某些特点，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同时要看到，这种理论把人当经济动物，主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些观点不合时宜，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必须扬弃。
为什么要用经济人假设来重构“三不”制度呢？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甘于奉献，没有自身利益。因而在进行反腐败制度设计时，认为无需建立一套严格的制约监督机制，一些制度出现跑冒滴漏问题，造成转型期的腐败。比如，一把手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得不到有效制约监督，腐败机会成本低；党委决策规则尚未出台，有的领导干部以集体名义规避责任；一些领域大问题、轻处罚，造成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成为执政党，首次在全国范围执掌权力。古今中外历史经验表明：利益总是靠拢权力，权力总是追逐利益，异化、变质是权力的固有属性。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干部面临养家糊口压力，宪法法律允许个人拥有合法财产，社会普遍以收入、待遇、职位作为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风气冲击，党员干部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成本和收益比作为行为选择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些摆不正个人利益和群众利益关系的党员干部，他们将心思和精力用于个人发财和职务升迁上，甚至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收贿行贿、以权谋私，成为不折不扣的“经济人”。此外，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应当看到，“经济人”型党员干部在党内只占一小部分。同世界上其他政党党员相比，中国共产党党员无疑更具先进性和纯洁性，不同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像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那样的优秀共产党员。但制度设计必须从短板入手，用经济人假设理论来重构“三不”制度，以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杜绝党内不合法、不合规的“经济人”现象。
笔者认为，可借鉴经济人假设理论，从以下四方面重构“三不”制度：
一是，认识要改变。一方面，必须用强制、惩罚的办法，在制度安排上把党员干部置于监督之下，使其不敢腐、不能腐。另一方面，要承认党员干部合法利益和发展诉求，关心党员干部个人生活，关怀帮助困难党员干部，使其不想腐，尽心尽力为群众利益服务。
二是，待遇要合理。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公职人员收入过低是其罔顾法律红线、铤而走险贪赃枉法的重要原因。为预防腐败，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公务员高薪养廉。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公职人员基数庞大，我国并不具备实行高薪养廉的条件。但应保证公职人员享有适当收入和福利待遇水平，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相应调整，奠定其不想腐的物质基础。
三是，权力制约监督机制要严密。其一，建议进一步健全我国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制定完善党委决策规则，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从源头上降低贪腐的机会成本，形成不敢腐、不能腐的制度环境。其二，盯紧腐败高发地带，补齐制度短板，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其三，充分发挥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审计、网络举报、媒体监督等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加强各种监督贯通融合，使监督全覆盖、无死角，彻底消除潜在腐败人员的侥幸心理。其四，进一步健全党务、政务、司法等公开制度，适时试行财产公示制度，使贪腐无处遁形。
四是，奖惩要分明。通过科学合理的奖励、惩戒，形成公职人员不想腐的利益导向机制。人有望梅止渴心理，利益预期可有效克制贪腐欲望。建议试点建立廉政年金、廉政退休金制度，公职人员年度、任期内廉洁奉公，年终、退休后可领取一笔数额不菲的奖金，以此激励他们廉洁奉公。与此同时，加大惩戒力度。建议全面梳理反腐败制度，修订或废除有关腐败得利的规定，降低腐败收益和腐败成本比率，倒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权力、谨慎使用权力、不敢滥用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