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伊朗是中东地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疫情初期，伊朗政府在疫情防控上反应迟缓，除了技术性原因外主要是过多考虑政治稳定，同时也低估了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及其严重危害。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伊朗随后的表现可圈可点，这从侧面表明，伊朗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体制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好得多。疫情不仅改变了伊朗，也存在改变整个中东局势的可能。
【关键词】伊朗 新冠肺炎疫情 中东局势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新冠疫情蔓延至整个世界。其中，伊朗是中东地区疫情最严峻的国家。尽管这些年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极限施压”，但是在当前面临疫情对极限生存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时，伊朗的表现可圈可点。这也从侧面表明，伊朗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体制，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好得多。
伊朗成为中东新冠疫情“重灾区”的原因
伊朗是中东地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自2020年2月19日出现首例新冠疫情病例后，伊朗的确诊病例人数直线攀升。截至3月15日，伊朗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达13938例，累计死亡病例达724例。更让令人揪心的是，伊朗高官确诊人数及死亡人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2月25日，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哈里奇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是伊朗首位感染新冠病毒的政府高官。此后，包括负责女性和家庭事务副总统、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文化部长穆内森、工矿部长拉赫曼尼、前司法部长在内的多名高官确诊。伊朗290名议员中有23名确诊。伊朗高官的死亡率也令人震惊。据不完全统计，伊朗最高司法副总监哈拉斐、伊朗全国合作团结战线主席恰玛尼、最高领袖高级顾问委员会成员穆罕默德·米尔默罕马迪、前高级外交官侯赛因·谢赫霍斯兰和哈迪·科斯罗萨西、前驻梵蒂冈及埃及大使霍思鲁沙伊、国家确认利益委员会成员穆罕默迪、前外交部长助理谢赫伊斯兰、德黑兰省议员法蒂玛-鲁赫巴尔，以及国会副议长、革命卫队反间谍部门负责人、革命卫队前政治部副部长等重量级政客，先后死于新冠肺炎。议会也有多名议员死亡。伊朗疫情如此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错失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2020年2月19日，库姆最早确诊的两名新冠肺炎病例并无外国旅行史，甚至没有离开过库姆。同一天，一名从伊朗返回加拿大的女性也被确诊。这两件事说明，在2月19日之前，新冠疫情已在伊朗相当范围内蔓延。有媒体指出，早在2020年1月，伊朗就已出现新冠疫情。库姆议员法拉哈尼便指责政府隐瞒确诊和死亡人数，并表示库姆每天有10人死于新冠肺炎，到2月23日当地死于新冠肺炎人数已超过50人，超过250人被隔离。
在笔者看来，伊朗政府在疫情防控上反应迟缓，除了技术性原因外，主要是过多考虑政治稳定，低估了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及其严重危害。对伊朗来说，2020年从一开始就多灾多难。1月3日，特朗普政府公然刺杀伊朗“革命卫队”高级领导人苏莱曼尼，伊朗旋即向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算是扳回一局。但“革命卫队”忙中出错，误击落一架乌克兰民航客机，由此颜面尽失。在这种血雨腥风的背景下，伊朗特别需要营造稳定祥和的政治氛围。伊朗2月11日要举行伊斯兰革命胜利41周年纪念活动，2月21日举行四年一次的议会选举，因此伊朗低调处理新冠疫情，国庆游行集会和选举投票照常举行。事后看，延后发布疫情信息，错过了疫情防控的最佳窗口期；大规模人群聚集，加快了新冠病毒四处传播。
另外，伊朗这些年来很少经历烈性传染病疫情。无论是此前的SARS疫情，还是中东呼吸综合征，都未在伊朗本土大规模扩散。这使伊朗朝野对新冠病毒的来袭均有点麻痹大意，缺乏正确的应对方法和经验。2月24号，伊朗官方召开疫情发布会时，卫生部副部长哈里奇连口罩都没戴。民众仍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商店正常营业，民众在街上几乎没人戴口罩。据媒体报道，在2月21日伊朗选举投票现场，很多人聚集排队，却极少有人戴口罩，投票站按手印的公共印泥也被反复使用。待到疫情全面扩散，多位高官确诊乃至死亡后，伊朗上下才如临大敌，全力应对，但这时已错过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
二是美国制裁加剧了伊朗医疗物资短缺。理论上说，伊朗的医疗卫生条件在中东地区并不算差。据2019年10月发布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指出，在中东国家中，排名最高的国家是以色列和阿联酋，分列54和56位，伊朗排在97位。这次疫情发生后，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部长拉哈玛尼宣布，全国13家主要口罩厂商将24小时开工，每天能生产约200万只口罩。但伊朗医疗卫生物资不能完全实现自给。据伊朗卫生部官员称，本国药品97%都可以在国内生产，但药品原料的50%需要进口。而用于治疗罕见、慢性疾病以及癌症等疾病的大多数药物和医疗设备，包括医用的N95口罩，只能通过进口解决。
美国的制裁机制直接影响了伊朗获得医疗物资的能力，进而影响了伊朗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2018年5月以来美国重启对伊制裁，不仅使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对外交往严重受限，也极大限制了伊朗进口重要药品和医疗器械。2020年2月21日，国际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又将伊朗列入黑名单。这意味着与伊朗的所有交易都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尽管药品和人道主义物资不在上述制裁之列，但由于伊朗对外贸易结算受到监督和限制，许多外国公司因担心遭受美国惩罚性制裁，不愿与伊朗进行任何生意往来。
目前，伊朗目前已出现医疗物资短缺问题，包括检测试剂盒、个人防护物品和呼吸机及其他医疗设备。甚至连口罩、酒精、消毒液等基本医疗物资都面临短缺。带呼吸阀的口罩价格上涨十倍，但仍一罩难求。伊朗医疗设备进口商协会理事法拉2月23日表示，许多国际企业愿意向伊朗提供检测新冠试剂盒，但由于美国的制裁以及反洗钱监督机制，导致伊朗无法向他们汇款。伊朗总统鲁哈尼公开称，美国持续制裁严重妨碍伊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努力，是对伊朗人民的集体惩罚。伊朗议长拉里贾尼也表示，美国对伊朗医疗设备、制药和实验室的制裁，是伊朗对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一大障碍。
三是传统观念束缚助长疫情蔓延。伊朗是政教合一国家，宗教价值观无处不在且根深蒂固。我们知道，宗教本质上只是人类面对现实苦难的“安慰剂”，并不能真正解决现实问题。这次伊朗新冠疫情的暴发地库姆，正是高级教士和宗教学校云集的什叶派宗教圣城。不少教士和民众寄望于“真主保佑”，对新冠病毒并未做好自我防护。在首例新冠病毒病例确诊后，伊朗政府下令关闭库姆的圣坛和清真寺，但遭到该市神职人员抵制。库姆圣墓管理人萨伊迪教长反对关闭圣墓，反而主张应鼓励信众前往，因为“圣地是治愈人的地方，不是让人染病的地方”。库姆作为疫情重灾区至今没有封城，市民出行没有管制。尽管伊朗卫生部建议暂停宗教活动，但疫情发源地库姆及各地的朝拜据点仍正常对外开放。商场、医院、地铁的祈祷室也都正常开放。由于这些宗教活动大多是在密闭空间里进行人群聚集，还包括亲吻和触摸圣坛等宗教仪式，很容易变成一个巨大的传染源。回过头看，没有关闭宗教场所，没有采取严厉的封闭措施，是导致伊朗疫情扩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伊朗的后期应对值得称道
汤因比曾经从“挑战与应战”的视角，揭示文明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他认为，文明产生于人类对各种困难与挑战的应战。如果一种文明能够有效克服应战，就有可能走向繁荣，如果应战失败，这种文明将趋于消亡。对当前伊朗来说，新冠病毒就是看不见的可怕对手，防疫斗争就是看不见战线的总体战，这场疫情是对伊朗执政理念和国家动员体系的“大考”。
在中东地区，伊朗的政治制度还是有独特优势的。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建立起一套特殊的政教合一政体，该体系将伊斯兰与现代民主有机融合。一方面，伊朗实行普选制和三权分立，总统、议会都由直选产生，且有任期限制，使伊朗政体充满现代感，并保持较强的政治弹性。另一方面，伊朗实行教士治国，最高领袖凌驾于一切权力机构之上，是伊朗内政外交重大方针的最后决策者，其享有任免宪法监护委员会、司法总监、军方高官、宣战或停战、委任和罢免总统等重大权力。这种特殊的政治体系使宗教与世俗两大系统对立共生，既保守又现代，既稳定又灵活。由此使伊朗既比信奉世俗主义的埃及等国更具道义合法性，也不像其他中东国家那样畏惧伊斯兰革命。这使伊朗成为中东诸国中政局最稳固的国家，因而能够安然度过2011年中东“政权更替潮”，并在面对美国长期围堵（尤其是策动“颜色革命”）时始终屹立不倒。
这次疫情暴发之初，伊朗有点反应迟钝，乃至延误时机。但随着疫情加重，伊朗整个国家机器日益动员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日渐显现。这些天来，伊朗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防疫举措。
第一，统一指挥调度，实行全国总动员。2月23日，伊朗总统鲁哈尼指示卫生部长成立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该机构由卫生部长、交通与城市部部长、内政部长、教育部长、科技部长、旅游部长、警察总长、军方总参谋长、伊朗声像组织主席等组成，统一负责疫情防控工作。随着疫情加重，革命卫队已进驻该国灾情严重的德黑兰、拉什特和库姆市。他们搭建临时医院、并成立抗疫总部，配备了专门应对生化武器和网络攻击的“现代战争部队”，伊朗革命卫队还参与了打击囤积医疗用品行为的活动。伊朗还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口罩等紧俏医疗物资进行统一调配。2月23日，伊朗政府向全国的医用物资生产商、分销商、行业协会乃至药店签发指令，规定不得从事任何口罩的销售与分发，所有口罩的分发工作将由伊朗卫生部下属的公益组织赫雅特·奥玛尼·阿尔兹理事会来负责。伊朗境内现有口罩存货只能以合理价格卖给该理事会，然后由该理事会免费向伊朗公民发放。
第二，减少公众聚集，最大限度减少病毒传播。2月21日，也就是伊朗出现首例感染者两天后，伊朗政府宣布停办音乐会、体育竞赛与所有文化活动，要求疫情严重省份的高中、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停课，取消德黑兰在内的疫情肆虐区的清真寺周五聚礼、禁止咖啡馆与水烟店使用共享烟嘴等。2月23日，伊朗又下令全国包括库姆、马尔卡齐、吉兰、阿达比尔和首都德黑兰在内的14个省份的学校和教育中心关闭，还下令暂时取消全国各地的演出和电影放映。3月5日，伊朗将学校及各种教育机构的停课时间延至20日，并禁止官员进行国际旅行。议会也将无限期休会。为避免集体聚集感染，伊朗政府3月9日宣布释放了7万名符合条件的囚犯。此外，伊朗还在多处边境口岸累计设置36个检疫点，严防病毒携带者入境。
第三，加大收治疑似和确诊患者力度。2月24日，伊朗卫生部宣布，政府将承担与新冠肺炎有关的医疗费用，每个城市至少有一家医院专门接收、检测和治疗相关病例。伊朗政府已指定约230家医院从事传染病治疗。此外，伊朗还效仿中国的做法，建立方舱医院以应对床位紧张问题。为加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3月5日，伊朗卫生部宣布启动国家动员计划，计划建立1.7万个卫生中心以及9000个医疗和临床中心。伊朗政府派出一支由30万人组成的特殊医疗队伍，对民众进行挨家挨户的检测和调查。截至3月15日，伊朗已完成1000万人的疫情排查工作。正是采取了这些举措后，伊朗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开始大幅攀升，治愈率明显高于意大利等疫情国家。
第四，破除阻碍疫情防控的传统观念。伊朗教士阶层强大，且深受传统宗教束缚，一些陈腐观念已妨碍疫情防控（例如，库姆圣墓负责人称，来库姆疫区朝觐能治病）。为打破观念束缚，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两次就应对新冠疫情发表讲话，除慰问医护人员，要求军政各部门配合卫生部门抗疫工作外，还表示“凡是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健康、阻止疫情传播的行为都是善举，相反，凡是所有助长病毒传播的行为都是罪过”。这番话显然是针对疫情初期，部分教士和信众以信仰之名抵制抗疫措施的拨乱反正。3月8日，卫生部发言人透露，伊朗所有教法权威联合作出fatwa（教法裁决），禁止任何形式和目的的宗教聚集。这种做法显然有助于打破陈腐观念，使民众正确应对新冠疫情。
疫情改变了伊朗，也改变了中东地缘格局
首先，伊朗经济“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些年来，伊朗经济本来就面临高失业、高通胀、低增长的问题。2018年5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后，伊朗经济更加困难。据伊朗议会研究中心评估，美国制裁导致伊朗2018—2019财年的GDP下降0.8%，2019—2020财年下降2.5%。伊朗总统鲁哈尼近日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给伊朗经济造成约2000亿美元的损失。石油出口过去一直是伊朗外汇主要来源，但美国制裁使伊朗石油出口量从此前每天280万桶，降至现在的每天50万桶。伊朗外汇短缺、本币贬值、通胀加剧等问题日趋加剧。由于经济形势不好，近年来伊朗民众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经济2018年将下降1.5%，2019年将下降3.6%，并预计2020年将进入滞胀。
这次新冠疫情对伊朗更是飞来横祸，使伊朗原本十分困难的经济形势进一步雪上加霜。这些年，伊朗一直大力发展旅游业，但当前这场严峻疫情对伊朗旅游、餐饮、旅馆等行业影响巨大。据伊朗商会副会长提供的数据显示，关闭全国大型商业设施，一天的损失就达1.64亿美元。工业生产也受到极大影响。3月12日，因出现工人感染，伊朗主要汽车制造商Khodro公司（IKCO）决定停止所有工厂的生产活动。此外，伊朗成为中东疫情“重灾区”，还使中东地区共有12个国家暂时关闭了对伊朗的陆地或空中交通。这种内外经济联系的中断，无疑会使原本苦苦挣扎的伊朗经济更趋萎缩。3月15日，伊朗里亚尔与美元的市场汇率较2月19日首次宣布出现确诊病例时贬值了7.7%。3月12日，伊朗央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50亿美元紧急资金，以应对该国不断增加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这是伊朗首次向IMF申请贷款，意味着伊朗抗疫已面临资金枯竭。
需要指出的是，疫情蔓延固然会加剧伊朗经济衰退，但尚不至于到政权垮台程度。这些年来，为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伊朗一直尽可能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哈梅内伊多次强调，伊朗必须依靠自身经济能力才能提高经济水平，反对依靠外力发展经济。2014年2月，哈梅内伊正式提出“抵抗型经济总政策”，即利用伊朗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求发展的决心，最大限度实现经济自力更生，从而战胜所有经济困难，打赢与西方的经济战。此后哈梅内伊在历年的新年讲话中都强调贯彻和落实“抵抗型经济”。因此，伊朗具有很强的韧性。
其次，伊朗地区扩张势头放缓。伊朗素有大国抱负。这些年来，伊朗利用美国反恐战争造成的地缘格局变动，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留下的“权力真空”，不断在阿拉伯邻国扶植代理人，扩大自身影响：在叙利亚，伊朗每年向巴沙尔政权投入30-60亿美元，并有350人阵亡。据伊朗前外交官曼苏尔·法汗估算，伊朗在叙利亚至少投入了300亿美元军事和经济援助。中东学者纳迪姆·沙哈迪估算，伊朗每年向叙利亚投入就达150亿美元，总额达到1050亿美元。除上述开销，2017年伊朗还通过出口开发银行向叙利亚发放10亿美元信贷额度。另外，伊朗支持真主党的费用每年约为7—8亿美元。在也门，伊朗为胡塞武装提供资金和武器。
伊朗的地区扩张使伊朗地区影响力达到空前高峰。但伊朗毕竟国力有限，加之近年遭受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因此伊朗地区扩张政策使经济形势更加困难，由此日趋引发民众不满。2018年初，伊朗爆发全国性规模抗议运动，抗议者打出“撤出叙利亚”“离开叙利亚，多想想我们吧”“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只要伊朗”等口号，批评政府过度关注地区事务，对国内难题不闻不问。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使伊朗元气大伤，自顾不暇，对地区盟友扶助力度必然会相应下降。而叙利亚巴沙尔政府、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等一旦外援减少，其行动能力很有可能大打折扣，由此使原本形成气候的“什叶派新月地带”重新出现萎缩迹象。
最后，疫情扩散恐引发中东地缘格局连锁反应。伊朗地处欧亚大陆“十字路口”，还是什叶派新月地带核心国家。疫情暴发地库姆市为宗教圣地和旅游城市，每年接待超过2200万游客，其中约250万来自国外。因此，伊朗的库姆出现疫情后，疫情很快扩散到整个中东。黎巴嫩、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等中东6国的首例病例，均有伊朗旅行史。当前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都已出现疫情，疫情大暴发已是大概率事件。
中东正值百年不遇的动荡期。部分国家冲突动荡不断（也门、阿富汗、叙利亚等国仍在战争状态），人员流动频繁（包括难民、极端分子和宗教朝圣者），这为新冠疫情扩散提供了理想温床。相比于整体国力和动员能力均很强大的伊朗，中东许多国家国力衰微、政府孱弱、财政困难，因此防疫形势极不乐观，并由此使中东地缘格局出现更多“黑天鹅事件”。以伊拉克为例。据世界卫生组织称，伊拉克每一万人中只有不到10名医生。一名伊拉克医生称，伊拉克甚至没有符合条件的医院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伊拉克是世界重要原油出口国，其日出口量达到385万桶，因此伊拉克一旦暴发规模疫情，不仅可能引发严重人道主义灾难，还很有可能引发国际石油市场的新的“多米诺效应”。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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