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论坛主题为“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等专家表示，面对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才是正确方向，携手应对挑战、共谋稳定发展才是正确选择。只有世界各国继续扩大开放，推动国际贸易秩序早日回归正常，才可以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共同繁荣。
王一鸣：各方携手共同应对经济增长挑战
在经历了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回调后，进入2019年，受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市场避险情绪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大。IMF继今年4月下调全球增长预测后，7月份再次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速下调0.1个百分点，分别为3.2%和3.5%。
与2017年下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同步回升相反，目前主要经济体呈现同步放缓态势。美国经济出现减速迹象。8月制造业PMI指数为10年来首次跌破50荣枯线，服务业PMI指数也大幅回落，且10年期和3个月美债长短期利率出现倒挂，增大了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欧洲经济前景依然黯淡。7月，欧元区制造业PMI继续下降，并已连续6个月位于荣枯线下方。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表现略有改善，但潜在风险仍不容忽视。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和供应链受到冲击。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主要经济体出口增速由正转负。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最新预测，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将回落至2.6%，较去年9月预测值下调1.1个百分点。按此推算，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将再次低于全球经济增速。随着贸易摩擦规模和范围扩大，全球供应链完整性受到破坏。企业为减少风险被迫削减中间环节和供应商数量，提高内部化水平，全球供应链出现区块化、碎片化趋向。
第二，货币政策转向宽松进一步积累风险。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由收紧转向放松。7月31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2.00%到2.25%，为10年来首次降息。8月1日起，美联储停止减持所持3.6万亿美元债券，较原定计划提前两个月结束缩表进程。欧央行可能在9月降息并重启资产购买计划。年初以来，印度央行已经连续三次下调回购利率，澳大利亚已连续两次下调基准利率至历史最低的1%。货币政策重新转向宽松，有可能使全球居高不下的债务水平重新上升，进一步积累金融风险并增大全球经济脆弱性。
第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市场避险情绪。全球主要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大宗商品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均大幅波动，投资者的悲观情绪创金融危机以来新高。7月以来，受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和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多数地区股市出现大幅波动。主要经济体债券收益率下滑。原油需求预期下降令原油期货价格下跌，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跟随下跌。美元指数震荡上涨，多数非美货币对美元汇率下降。市场避险情绪上升，避险资产价格上涨，黄金期货价格攀升至1500美元/盎司之上。
第四，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空间缩小。相比较于10年前，各主要经济体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大幅收缩。从2007年9月开始，美联储在15个月里将利率降至0.25%，降息空间高达5个百分点，而当前的降息空间仅有2个百分点左右。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目前都实行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如果经济出现衰退，意味着上一轮宽松货币政策还没有退出，又需要实施新一轮宽松政策。各国的财政扩张能力也受到高债务的制约，很难再通过扩大赤字来刺激经济。与此同时，WTO的正常运行受到干扰，危机催生的G20机制也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增大。
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大了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带来不确定性，并可能拖累全球经济。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才是正确的方向，携手应对挑战、共谋稳定发展才是正确选择。各方应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推动国际贸易秩序早日回归正常，推动全球化重返正常轨道，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共同繁荣。
一是缓解贸易紧张局势。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加剧了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的那样，贸易战引发的贸易衰退是全球经济陷入疲软的关键因素。各国不应该针对双边贸易差额使用关税手段，而是应该强化规则导向的多边贸易体系，包括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找到解决贸易争端的合理方案。
二是推动世贸组织改革。虽然利益和诉求存在差异，WTO改革短期内很难达成共识，但贸易摩擦带来的巨大成本，终将使人们认识到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优于碎片化的双边或区域贸易体制，通过改革解决对现有贸易体制不满的根源问题，在不提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情况下化解分歧，终将有利于世界经济。
三是推动全球化重返正常轨道。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治理变革，使经济全球化处在调整和重塑历史关口，世界各国都需要适应新趋势，自我调适并协调彼此利益，共同打造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公正共赢的“全球化升级版”，才能携手应对挑战，共享机遇和繁荣。
隆国强：中国对外开放呈现三个重要特点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从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不断地扩大开放，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在过去的六年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先后建立数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开放领域采取了大力度的举措。归纳起来，中国现阶段的对外开放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第一，全面开放。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涉及到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全面。比如说在贸易领域，中国自主地降低了关税水平，实行了大量的贸易便利化的举措，大大地降低了通关的速度和费用，提高了通关的便利化。在投资领域，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措施。如果说和以往相比，这一轮的开放很突出的特点是以服务业的开放为重点，当然，制造业也在进一步地推进开放。除了在“引进来”领域不断地扩大开放，我们也在持续地推动“走出去”的开放，从而构建出一个“走出去”和“引进来”互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结合，贸易和投资并重的一个全面开放的新的格局。
第二，制度性开放。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开放和改革互动。在新一轮的开放里面，我们更加注重建立一些新的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比如说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始，我们试行了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新模式。这个负面清单从一开始，上海自贸区有190条，现在最新版的自贸试验区是37条，全国也只有40条，我们的开放水平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对外商投资，在便利化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转变政府的职能，营造一个内外资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我们今年制定了新的《外商投资法》，现在正在制定细则，把我们在改革开放探索中一些重要的进展，以法律的方式、以政策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形成涉外经济的新体制。所以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是这一轮开放非常鲜明的特点。
第三，自主开放。与以往的开放背景不一样，这一轮开放的国际背景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家，包括大的经济体出现了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现象，我们观察到不少的国家在贸易领域，进行了政策调整。在此背景下，中国不是说通过对外谈判，而是自主地决定扩大开放。我们自主地降低了进口的关税水平。我们自主地开放了大量的外商投资的新的领域，我们也创造性地举行了中国进口博览会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也积极地参与WTO的改革，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不断地推动全球的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完善。当然，中国的这种自主开放也需要国际社会大家共同努力，来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透明、平等互利合作的世界经济体系。
徐林：加强国际合作促进跨国贸易和投资回升
跨国直接投资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产业链高效合理分布、推动技术扩散和进步、加快全球脱贫步伐、带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但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2018年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持续下降，从2016年的1.75万亿美元依次降至2017年的1.43万亿美元和2018年的1.3万亿美元。
跨国直接投资下降对全球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不利于全球经济复苏以及世界经济平衡健康发展。过去十年，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发展中经济体最主要的外部资金来源，也是抵御经济和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支撑。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国直接投资还是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来源，占发展中经济体整体流入资金总额的39%左右。目前出现的减弱趋势毫无疑问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后劲，不利于全球经济持续复苏，更不利于缩小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距和减贫脱贫的进展。
其次，不利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是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很多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展望》表明，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对全球而言，如果得不到足够的外国投资支持，会有近五分之一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无法获得项目融资。
最后，不利于专业高效分工的全球生产和价值链建设。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全球生产和价值链的形成，这一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成，更好地利用了各国的比较优势，也促进了基于跨国间高效分工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呈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但从过去五年的数据看，这一趋势近年来正在弱化。
跨国贸易和投资对各国是多赢互利的国际合作，这是二战后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主流经济学已经证明的基本结论。面对未来，各国必须共同携手合作，通过广泛磋商和谈判，尽快建立并完善相关的国际多边体系，从制度上更好促进并保障国与国之间更多开展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活动。
第一，加快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建设。二战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多边体系，以及区域性和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安排，对全球经济增长、贸易投资、技术扩散和减贫脱贫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这些不同层次的制度保障下，各国放宽产品和服务市场准入条件，减少并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通过贸易和投资促进了全球专业化分工、产业链和价值链合理分布、技术和知识的广泛传播，以及国家间利益的相互融合，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但是，这一体系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和运行，也暴露出了相应的弊病和缺陷，使得多边机制的任何改革和完善都困难重重。多边体制面临的分裂和挑战压力，需要各成员国政府与时俱进地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制度进行认真反思和改革完善。从贸易和投资领域看，强化基于公平竞争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安排，提高WTO贸易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对各国有可能扭曲公平竞争基础上自由贸易的政策进行更严格清晰的限定，滥用安全标准进行贸易和投资限定等，都应该是完善多边体制改革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
第二，加强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国际制度建设。跨国直接投资一般都会涉及技术装备输出和转移，保护好与此相关的知识产权是跨国投资者的利益关切和基本要求。在技术日益主导竞争力的趋势下，保护好投资导致的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也是跨国企业从事跨国投资、贸易、合作的重要基础。由于知识和技术在未来国际竞争中会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的纠纷会更加突出。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更加有效的国际多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法律体系，统一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标准和处罚标准，既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也要避免知识产权保护被滥用作为贸易保护的借口，这对消除投资者知识产权风险和担忧，扩大跨国直接投资，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构建更加开放便利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空间载体。从各国的发展经验看，基于特区、园区实施专门的开放制度和政策，可以集中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网络，可以形成高效分工相互协作的产业生态体系，可以提供更好的城市功能和服务功能，形成优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投资环境，是外国投资聚集的理想空间。为了更好地吸纳外国直接投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进一步优化特区园区建设和布局，提高服务质量和聚集效率。
第四，完善金融市场的整合发展和协同监管。金融市场的服务功能在跨国投资和产业链布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动荡同样会对全球跨国投资和贸易产生破坏性作用。为了更好发挥金融的服务功能，需要各国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全球金融服务的多样性和一体性，监管部门加强跨国间金融监管的协同性，有效应对国际资本跨境流动以及各国金融市场监管规则差异导致的监管套利和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