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专题研讨会上表示，减税降费要着力发挥好引导预期的作用。稳预期的减税降费，能够更好地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稳预期的减税降费能更好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刘尚希通过梳理近些年来的减税降费将其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扩内需的减税降费，二是降成本的减税降费，三是引导预期的减税降费。这三种类型的减税降费也可以指三种效应，可能有扩内需的效应，可能有降成本的效应，可能有引导预期的效应。三种效应也可以理解为三种政策目标，一个是扩内需的政策目标，一个是降成本的政策目标，一个是引导预期的政策目标。
刘尚希对这三种减税降费类型进行了分析。首先，扩内需的减税降费是最容易操作的。政府的税收收入少了，老百姓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就增加了，也就扩大了内需。其次，降成本的减税降费有一定的针对性。这种方式更多的是针对企业，在税种的选择上也要针对企业来考虑。由于企业在不同的产业，在设计减税降费时要考虑产业类型，是普惠式地降还是结构性地降，这也是不一样的。最后，稳预期的减税降费的操作难度是最大的。以前的减税降费，减了就意味着增加了可支配收入、扩大了内需、减轻了企业负担。但引导预期就不一样，既要考虑短期预期，也要考虑长期预期，这就涉及减税降费的方式问题。
“要发挥引导预期的作用，这就对减税降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是只把税减了、把费降了就行，而是如何让减税降费真正地降低不确定性，给企业创造一个更具确定性的、风险更低的环境，从而增强企业对未来盈利的可预期性。”刘尚希表示，从当前来看，微观主体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都是企业无法防范化解的，这就变成了预期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减税降费，去对冲一些不确定性因素，降低企业的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
刘尚希进一步指出，过去减税在税基上的操作比较多，如税前扣除，对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抵扣上的政策支持等。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负担，扩大了内需。但通过税基来减税，很难起到引导预期的效果，因为在税基上的减税，透明度不高，政策容易碎片化，会有很多人不清楚如何享受减税政策，不利于整个社会心理的稳定，对企业来说操作成本也比较大，难以达到稳预期的目的。而当前从税基减税转到从税率减税，从过去的特惠式改成普惠式减税，从理论上看更有利于稳定企业的未来预期。
通过降低税率来减税，其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讲，心理效应更大。税基式的减税和税率式的减税方式，从结果上来看，可能减少的税收差不多，但给社会心理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其原因就是税率上的减税将减税摆在了明处，大家能感受到税率的变化，短期的获得感更强。其次，减税透明度变高，这样有利于引导预期。最后，确定性更强，有利于增强企业对长期的可预期性。
刘尚希表示，这种税率式的减税同时还能实现减轻企业负担、降成本，增加纳税人可支配收入等。能稳预期的减税降费，势必也会产生扩内需、降成本的效应。所以，从当前更需要稳预期的角度来考虑，从税基式的减税转向税率式减税是正确的选择。此外，从特惠式减税转向普惠式减税，也更能有效引导预期。
政策与改革结合形成整体的预期引导效应
如何判断减税降费的效果？在刘尚希看来，从短期观察，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经济产生了积极作用。今年增值税税率降低实施以来，对一些行业和企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利润增加、研发费用增加、雇佣人员增加、工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销售价格下降等。但从整体看，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企业预期不稳仍是最突出问题。如何增强信心，进一步稳定企业预期，是当前宏观政策，也是减税降费政策完善的方向。
刘尚希认为，要考虑整个税制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以及社保给付的标准、年度的增长率以及整个社保体制、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等。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整体设计，才能真正完善税制和社会保险制度，既能减轻企业负担，又能有效引导预期。
刘尚希说，税收制度的完善，要从整体出发，逐步实现整体性重构。当前减税，就结合了税制改革，而不仅仅是将其作为一项短期政策来实施。从完善税制的角度去考虑减税政策，把税负降下来，实现短期政策目标，同时税制得到改善，使税制简化，透明度更高。如何重构税制，形成“创新友好型”的税收制度，是税改的重大任务。“低税率、宽税基、严征管”的税制架构应是未来税改的目标模式。通过税收制度的完善、征管能力的提升，微观主体可以更好地来规划未来、明确预期，这样才能从整体环境的优化上更好地促进微观主体预期的稳定。从这点考虑，减税降费要结合政策、税收制度、征管制度、社保制度、征缴制度等来综合考量，形成整体解决方案。因此，减税降费与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揽子方案，更有助于稳定预期。
此外，稳预期不仅要考虑市场预期，也要关注如何稳定地方政府的中长期预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地方税体系健全、可持续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改革都是难题，要有前瞻性考虑，加快启动相关改革，以改善地方的中长期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