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词是宋代城市经济繁荣的产物，是流行于宋代城市的音乐文学艺术。宋词彰显城市的宜居属性，歌咏城市对居民身心需求的满足；描述城市深广的空间，歌咏居民情感舒展与交流的无限可能；慨叹城市的盛衰，歌咏历史兴替的经验教训。宋词这种显著的都市人文精神，满足了城市居民物质富足之外的精神需求，也构成了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宋词 都市 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宋词传唱于城市和乡村，它是都市的颂歌，也是都市风景的一部分；它能够超越传统的诗、文，而成为一个时期的代表文学，既是其吸纳了众多艺术形式之长、与时俱进地反映时代风貌所致，也是其流播中不沉溺声色、弘扬都市人文精神的结果。风行于宋代都市的歌舞吟唱，有其满足身心娱乐、享受生活的一面，更有其在富足生活中观照现实、探索人文情怀的一面。显著的都市人文精神，是形成宋词艺术性和生命力的重要特征。
宋词歌颂以城市生活为代表的盛世，多维度、多层次反映城市生活
传唱于城市乡村的歌词，风格固然多种多样，但秉承为时代发声的传统，歌颂以城市生活为代表的盛世，则是宋词履行的历史使命。北宋前期处于国力上升时期的词作，多属此类。早期最负盛名的词人柳永（985？—1055？），其所作《望海潮》（东南形胜），讴歌江南杭州的繁华，将杭州居民区、商业区的富庶，西湖内、外湖的美景，官民同乐的融洽，展示于一支歌曲中，这是弘扬城市富足精神的名作。杭州西湖“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所体现的都市风范，甚至令金主完颜亮动心，欣然兴起投鞭渡江之志。南北东西，城市的繁荣盛况都在宋词歌声所及范围之内，仁宗庆历三年（1043）柳永在成都，作有《一寸金》（井络天开），其中对于这座位于天府之国的都市的蚕市、还云山、浣花溪等几个点进行了描述，蚕市是蜀人春季进行生产物资、生活用品贸易交流的场所，还云山、浣花溪则是蜀人三四月份娱乐游赏之地，词中说：“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当春昼，摸石池边，浣花溪畔景如画。”不经意中记录了蜀中人烟稠密、生产发达、人人悠闲从容的景象。
柳永的词以细致描述见长，但宋词表现城市生活不仅仅是简单的摹写，它在审美取向和内涵表现上，既继承了传统小桥流水的自然属性，又强化了灯火楼台的社会属性，使得城市生活多姿多彩，呈现出多种风格。词中的城市生活在满足人们身心需求上，也呈现出多维度姿态。如此，宋词运用各种技法拓展容量，增强都市歌谣的表现内容，以适应更加丰富的城市生活，这成为宋词发展的动力之一。宋词发展进程中的几个标志，如柳永“以赋为词”、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客观上都适应了歌词增加表述密度、扩充表述内容这一趋势。而宋词中以同一词调、从不同角度描写同一对象的联章体的创作，对于反映城市生活的丰富性来说，更是绝妙的形式。宋代颍州（今安徽阜阳）是京城开封和江淮地区之间的重要水陆交通枢纽，也是重要城市，颍州西湖更是和杭州西湖齐名的景区。欧阳修（1007—1072）因为喜欢颍州西湖，晚年便退居于此，其所作《采桑子十首》，用九首的篇幅从轻舟短棹、春深雨过、画船载酒、群芳过后、佳景无时、清明上巳、荷花开后、天容水色、残霞夕照等九个场景，描述西湖兼具乡村风情和都市繁华的宜居特征，最后一首则以近乎咏叹的抒情，来诉说西湖生活对于自己经历宦海浮沉身心的慰藉：“平生为爱西湖好，来拥朱轮。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以联章体立体展示城市的园林之美与财货之富，欧阳修并非首创，他的前辈词人潘阆（？—1009）就用《酒泉子十首》描写过钱塘（杭州）的西湖、孤山、西山、吴山、龙山、观潮等山水风物，也是城市生活的立体观照。
歌词歌咏城市的富足，其自身也成为城市富足生活的一部分。宋词歌舞表演成为可供购买的商品，既是城市高水准生活的表现，也为宋词本身的发展带来动力。刘斧《翰府名谈》载：寇准（961—1023）一次请善歌者至庭下，自己取金钟独酌，令歌数阕，以供消遣。寇准支付了一束彩绸（束彩）作为报酬，歌者嫌少，寇准侍儿倩桃写诗表不平：“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比起词人张孝祥给的“小费”，寇准的付费确实有差距。周密《癸辛杂识》载：京口（镇江）多景楼建成，张孝祥（1132—1170）书写匾额，获得百匹红罗的酬谢。落成宴会之上，酒酣耳热，张孝祥即席赋词，令歌妓合唱，最后将这百匹红罗犒赏了歌妓。一曲歌舞百匹罗，张孝祥的手笔可见歌舞消费很受欢迎的一面。
歌词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宋词对于城市生活的反映和需求也呈多维度、多层次态势。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物质富足的歌声传达的是相应精神层面贫乏的忧伤，这一点，即便是位高权重、似乎无所不能的作者也不例外。晏殊（991—1055）的《浣溪沙》描述了自己“一曲新词酒一杯”“小园香径独徘徊”已达巅峰的物质享受，但乐极悲生，同时抒发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与“夕阳西下几时回”的渴望，这种城市生活圆满中的缺憾，是宋词的重要魅力。
在以城市为基点的深广空间中舒展、交流情感，是宋词抒情的重要特征
诗言志，歌咏情。城市内部与城市之间便利的交通、城市及其周围密集的人口，为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交流提供了更多可能，也为宋词的创作与流播提供了更多机会。反过来说，城市这种空前深广的空间，为宋词歌咏、沟通不同个体的情感提供了无限可能。宋词便成为人们情感的浓缩与集中的表述。
王国维《人间词话》“词体与诗体不同”强调词的这一抒情功能时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聚散之际、酒楼歌筵是宋词的主要创作、传播场合，也是宋人舒展情感的重要场合。城市所提供的深广空间，为宋词情感的挥洒提供了条件。在以城市为基点的深广空间中舒展、交流情感，是宋词抒情的重要特征，宋词若干经典的产生都渊源于此。苏轼好友王巩世居京师，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而贬谪岭外三年，其侍儿宇文柔奴始终追随。哲宗元祐元年（1086）回到京师的王巩与时任翰林学士的苏轼聚饮，苏轼问柔奴岭南之行的感想，宇文氏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答之，苏轼为之赋《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词后来超越了特定的人事局限，成为开解人生情感困境的名篇。那些仕途不达或者仕途坎坷的词人，游走于都市之间，他们所写羁旅行役之作，也多有这类一夫倡而百夫和的心灵抒写之作。
于浅斟低唱中进行情感空间开拓和心灵沟通，是宋词的强项；唤起群体共鸣，引领群体狂欢，在共同的目标和希冀中宣泄情怀，也是城市中宋词的重要表现。这方面更突出的是寿词。在城市优裕的物质生活中，拉伸生命的长度、提高生命的质量，便是人们的重要追求。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生日宴会上笙箫大作，歌咏长寿、祝福人生便是流行的主旋律。占全部宋词将近十分之一的寿人之词，热闹喜庆，虽然艺术性高者不多，但为繁忙的城市生活带来了浓郁的人情味，具有不低的人文价值。在这方面，即便著名词人也乐于创作。豪放如辛弃疾者，就有不少热闹的寿词，寿上司、寿同事、寿朋友、寿家人，不一而足，其中寿岳母的就有两首，其一为《临江仙·为岳母寿》：“住世都无菩萨行，仙家风骨精神。寿如山岳福如云。金花汤沐诰，竹马绮罗群……更愿升平添喜事，大家祷祝殷勤。明年此地庆佳辰。一杯千岁酒，重拜太夫人。”这种太平欢乐、俏皮欢谑和金戈铁马声中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融为一体，才构成辛弃疾一代词豪的完整形象，两者参看，才是都市宋词歌唱的客观情感影像。
情感交流贯穿、凝定于每一首歌词文本空间之中，也贯穿于歌词的创作与演唱所经过的空间之间。国家节庆、皇帝生辰的大型宴会上，教坊等礼乐机构的歌舞表演自不必说，皇帝与臣下的个人交流，有时候都借助歌唱来融洽气氛，表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愫。南宋胡铨（1102—1180）在高宗绍兴八年（1138）因力主抗金、乞斩秦桧等人，被贬岭南十余年，秦桧死后才得以放还。孝宗隆兴元年五月初三晚，他作为侍读学士在临安皇宫被孝宗宴请，作陪者只有孝宗的潘贵妃，胡铨后来记录了宴饮过程，名之《经筵玉音问答》。张鸣《胡铨〈经筵玉音问答考释〉——以南宋宫廷唱词为中心》对之有详细解读：席间，第一盏酒孝宗令潘妃唱《贺新郎》，歌词为南宋词人甄龙友所作，围绕这首歌的对话，颇能见出花间尊前、佐酒侑觴的歌词，对于城市人际交流的促进作用：对于为何选择这首歌，孝宗解释说：“《贺新郎》者，朕自贺得卿也……”歌词唱到“相见了、又重五”，孝宗对胡铨说：“不数日矣。”唱到“荆江旧俗今如故”，孝宗拍着胡铨的背安慰他：“卿流落海岛二十余年，得不为屈原之葬鱼腹者，实祖宗天地留卿以辅朕也。”第二盏酒孝宗亲唱一曲《喜迁莺》劝胡铨，歌词为北宋词人黄裳为端午泛湖而作，首句有“梅霖初歇”，但此时无雨，于是孝宗说：“梅霖初歇，惜乎无雨。”这次宴会是在端午前两天，孝宗所选这两首词也是写端午的，从词调到歌词都尽量争取和宴会的主题吻合，显示出歌唱安排的细腻与贴心。
宋词也慨叹城市的盛衰，歌咏历史兴替的经验教训
宋词是应城市的娱乐需求而生的，但面对着空前繁荣的城市，宋词并没有单纯迷失于歌舞楼台的单纯享乐。纵情享乐的歌声，也不乏对现实的思考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探究，正由于有了这层内涵，歌儿舞女飘扬的旋律里才发散出历史的厚重和深沉。
流播于城市、歌咏城市的宋词，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一部歌唱的《资治通鉴》。宋词风格与内容的发展变迁，与宋朝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在重要的历史节点，多有经典的宋词篇章与之相应，仿佛以歌唱来同步描述、评点都市的盛衰。
北宋词人多歌颂城市为中心的太平盛世，城市的富足和民众安康是其聚焦所在。柳永等市井词人、宫廷词人、大晟府词人都是如此。同时，部分视野开阔的士大夫词人，则立足都市，享受歌儿舞女欢愉之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透过繁华盛世景象，以自身深厚的学养，揭示都市深沉的历史底蕴，为时人进行现场情景教学，指示历史教训，以歌唱揭示都市繁华的变动不居。
英宗治平四年（1067），王安石知江宁（南京）府，面对历经六朝繁华的都市，他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回顾了金陵繁盛、荒废兴替的历史，发出了“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的慨叹，这是一个改革家对于城市繁荣持续性的清醒认知，杨湜《古今词话》载，天才词人苏轼也为之叹息不已，说：“此老乃野狐精也。”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众多词人不仅自身投入救国战争中，其作品也往往书写、反映其战斗生活。高宗绍兴八年（1138），岳飞（1103—1142）收复襄阳后驻节鄂州（湖北武昌），登武昌黄鹤楼，眺望当日豪华的都市开封，而今已是满目残壁断垣，遂作《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这首词作者身在城市，写因为战争而导致的城市非正常衰落；词中追忆都市往昔繁荣，描述当下的破败，两相对比，令人触目惊心：“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这比任何例子都更能阐释繁华如梦、富贵无凭的内涵。随后“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的自问自答，更充满了一种悲悯情怀，“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的济世之声便呼之欲出了。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宋]胡仔编撰：《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②[宋]周密撰：《癸辛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③[元]脱脱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④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⑤朱德才：《增订注释全宋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版社，1997年。
⑥张鸣、黄君良、郭鹏：《宋代都市文化与文学风景》，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3年。
责编/潘丽莉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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