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领域，主动对华挑起贸易争端，实施科技出口“禁运”
经济实力既能够转化为巨大的军事优势，也能够使一个国家不断扩展政治资源，获得相应国际地位。然而，在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对华实施的出口管制和科技禁令也不在少数。
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家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建立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首要任务。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对华开启了严峻的经济封锁。1949年11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起“巴黎统筹委员会”（以下简称“巴统”），专门检查和管制西方国家对苏联及东欧集团的贸易，规定禁止“战略物资”输入这些国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将“巴统”的贸易管制范围扩大到中国和北朝鲜，以配合其在朝鲜战场上的军事进攻，以期引发中国的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11月，美国商务部又将“石油及石油产品”列入战略物资正表。至此，美国宣布管制的“战略物资”已由600多种增加到2100多种。
历史照进现实，当前，美国政府对华主动挑起贸易摩擦，不仅在贸易问题上步步紧逼，还利用自身科技霸权对华开启恶性“封锁”，不但本国限制高技术领域对华出口，还鼓动盟友渲染政治威胁，抛弃对华合作。
首先，以粗暴手段干预市场行为，对华实施科技禁售。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在未来七年里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零部件或提供软件支持；10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对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实施禁售。其次，歧视中国投资者，升级审核制度以阻碍两国科技合作。2018年，美国完成了《国防授权法案》（NDAA）、《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的立法建设，法案还规定美国商务部部长每两年向国会提交有关“中国企业实体对美直接投资”报告。最后，渲染“中国科技威胁论”，西方国家联合对华进行科技遏制。2019年5月，来自欧盟、北约的3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布拉格5G安全大会，而作为5G重要建设者的中国以及中国相关的华为、中兴等厂商并未受邀参加这次会议。布拉格大会的纲要很显然超出了正常的技术和商业范畴，上升到了狭隘的政治偏见和歧视层面，其对华针对意味明显。可见，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当今，西方国家对华遏制的惯用手段多从经济与科技领域直接入手，用政治手段粗暴干预正常的市场行为，实现维护自身科技霸权的目的。
在政治领域，在亚洲建立盟友体系,对华施行军事上的包围、制衡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国家就从未放弃以军事部署、联盟建设在西太平洋地区对华形成包围态势，遏制中国在东亚日益上升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在东亚地区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不仅部署诸多军事基地，也在西太平洋地区长期开展常规性质的军事演习等。美国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海外军事基地，规模达700—800个，遍布全球。在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美国海外基地的数量仅次于欧洲，约占美国海外基地总数的42.7%，共有7个基地群。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则有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军事基地。从地缘布局来看，形成了“环中国”的包围圈。不仅如此，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此起彼伏，其规模、科目、技术含量都呈上升趋势。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亚洲地区开展联合演习，一方面意在继续强化军事存在、巩固安全同盟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在向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借军事力量部署和军演活动提升合作层次，在地缘政治上遏制中国力量上升的意图昭然若揭。
虽然，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的盟友体系有所“松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会放弃动用其传统的盟友关系对华形成新的遏制体系，拉拢西方大国干预中国周边安全。在中美贸易谈判仍处僵局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军事领域再次对华进行威慑。2018年5月23日，美国海军舰艇与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军舰在西太平洋进行了首次联合演习。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指挥官索耶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演习汇集四个志同道合的沿海国家，这四个国家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为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提供安全保障。2019年1月11日，美英两国首次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以“应对共同的安全优先问题”，参与演习的分别是美军驱逐舰“麦克坎贝尔”号与英国护卫舰“阿盖尔”号。2月，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在回应保守党议员比尔·格兰特关于英国皇家海军是否“将继续在南海自由航行”的质询时给出了肯定回答。他还搬出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盟友，称英国像它们一样相信“法治及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可见，西方国家包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美国的传统盟友都有在南海地区挑起事端、进行军事干预的意图，其背后动机仍是遏制中国。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也正通过“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等倡议鼓动内部成员参与对华遏制。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其核心就是通过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及外交存在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印太战略”则是美国战略界企图实现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联结，从地缘政治上牵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构想。从历史案例和当前的局势来看，西方国家对华遏制的手段是联动的，强调建设盟友体系对华形成“孤立”，拉拢域内国家作为平衡和牵制中国的支点是其惯用手段。
在意识形态领域，挑起信息与舆论战，炮制“中国威胁论”
西方国家在对华开启意识形态攻势方面经验丰富、劣迹斑斑，其根本目的是扰乱中国国内政治秩序、削弱执政党执政地位，以此遏制中国的发展态势。1947年，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提出“最大限度地提高宣传和政治战的技巧”的政策建议后，又在美国陆军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必要的谎言是美国战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理念，最终经过国家决策程序的认可，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冷战期间，西方国家因为意识形态差异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一波长久的、强烈的舆论攻势，并意图通过信息战、心理战等方式渗透观念，实现“颜色革命”的目的。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曾出台一个相当机密的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条诫令”。时至今日，这种意识形态底色的信息战、舆论战仍未被西方国家放弃。譬如，2016年1月，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一起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成功打掉一个以“中国维权紧急援助组”为名、长期接受境外资金支持、在境内培训和资助多名“代理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非法组织。他们搜集中国的负面信息，抹黑中国国家形象。以帮助中国发展为名，在中国民间不断培植势力，挑起访民群体、敏感案事件当事人等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
不仅如此，与冷战期间在全球制造“红色恐慌”类似，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当前正重启对华意识形态竞争，炮制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2017年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的《锐实力：日盛的威权主义影响》着重分析了中俄两国在民主世界通过锐实力的方式推广意识形态，指出这种意识形态的特点是把国家权力置于个人权利之上，仇视自由表达、公开辩论和独立思想。以这一报告的发布为标志，美国正式对华布局全面性意识形态斗争。美国威尔逊中心的研究也指出：持续性意识形态运动要素现在已经到位，并且已经影响双边关系。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蒂莫西·希思也认为，美中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确实正在上升，斗争的一方是美国或西方代表的价值观、自由民主等，另一方是中国。美国政府已经对华重新开启意识形态斗争，这种对华意识形态竞争不仅在全球抹黑中国的国家形象，也给中国外交制造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遏制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对华遏制的根本原因及历史启示
实际上，西方国家在对华遏制上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策略与手段，无论是经济上的“封锁”，还是军事上的“威慑”，或重启对华意识形态竞争，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都有例可循。虽然，过去四十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并与西方国家逐步建立起公平、友好、互信的关系。但是，近几年国际形势的变化显示出这种信任关系的脆弱性。这一方面显示出西方国家在看待中国问题上的旧有思维，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西方国家在对华交往上的虚伪性。为何西方国家重启对华遏制？为何西方国家要选择延续这些对华遏制的手段？
首先，对华遏制的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稳定，提防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分割。无论是冷战期间在对苏冷战框架下对华施行的遏制，还是当前此起彼伏的对华遏制论调，其背后都反映出西方国家对自身在国际体系中主要地位的维护，对二战后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国际秩序的维护。中国的崛起不仅将带来国际力量的重组，也将给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带来新的变化因素，影响西方国家自二战以来占据的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国际制度的制定权、国际秩序的选择权。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归根结底都被西方国家视为利益的“分割者”而不是“共享者”，这是西方国家对华遏制的根本原因。
其次，对华占据经济、科技优势高地是西方国家惯于动用“禁令”手段对华遏制的原因。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当下，西方国家都占领着世界经济与科技高地，以美国为例，其不仅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上游位置，“美元”体系的优势也使其经济霸主地位难以动摇。相比之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与科技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对西方国家产生依附性，在融入其构建的经贸体系的同时也积极寻求技术转移。可是，面对中国在经济与科技实力上的追赶，西方国家感到焦虑后便开展“实力外交”，站在高地从上至下对华进行封锁和限制，这将产生较大的杀伤效果。可以说，西方国家对华遏制的惯用手段，是与双方的权力结构相关的。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虽然“遏制”在西方国家对华战略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世界是天然的“对手”。在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也曾作为中国的伙伴、朋友出现，并给予中国鼓励和帮助。20世纪50年代，冷战阴影笼罩国际社会，但我国在欧洲外交上却节节突破，如1950年与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与英国、挪威和荷兰建立外交和半外交关系，为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拓展与西欧国家的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60年代，随着中苏贸易急剧萎缩，中国的贸易重心开始转向日本和西欧国家，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占比快速攀升。因此，虽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和遏制仍在延续，使中国发展遭遇了颇多阻碍，但是我们不应将“西方国家”视为一个对华消极的整体，并直接将其放在中国的对立面上，而要看到具体国家对华心态的矛盾性变化，看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未来可能的光明。实际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合作的潜力巨大，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再崛起”都需要彼此，一味强调国际关系的零和性是不符合发展趋势的，以意识形态的对立划分阵营更是不合理的。因此，面对新时期西方对华遏制的系列动作，我们不仅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历史中借鉴应对西方遏制的经验，更要借鉴中国与西方关系正常化、友好化的经验。
（作者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1世纪丝绸之路研究院副院长，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