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美国处于一种政治与社会分裂的状态，其根源在于美国存在着两种经济成分：面向世界的国际经济和面向国内的民族经济。这两种经济造就了目前美国国内政治争执的不同社会基础。如同美国内战前两种经济成分（工业经济与种植园经济）一样，国际经济代表着先进的文明，民族经济代表着落伍的文明，两者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体现的是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冲突。当下，如果美国不通过调整社会制度，而只想通过向外转嫁危机或找“替罪羊”的方式来解决这两种经济内在的矛盾，只会进一步积累矛盾，最终导致内战，因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要求。美国内战前数十年两种经济的政治斗争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目前坚持经济全球化，顶住美国的逆全球化的压力，不仅对中国的发展、世界的进步，而且对美国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美国政治 经济全球化 逆全球化 美国内战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2.004
当今美国处于一种政治与社会分裂的状态，这种分裂源自于美国社会目前存在着两种经济成分：面向世界的国际经济，面向国内的民族经济。前者利用全球的资源配置进行生产，与全球生产链存在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对外来的移民具有相对的宽容态度。而后者更多地依赖于国内的市场和资源，承受着外来的竞争。代表前者的政治势力要求政府延续自由开放的政策，延续全球化的路线；代表后者的政治势力要求政府实施民族主义的政策，通过政府的政策扭转全球化对其负面影响。夹在这两种经济之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传统的白人工人的就业与地位问题。这一问题是两派进行社会政治动员的重要砝码。
熟知美国历史的人都会感到，美国当下的两种经济的争斗与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政治分裂有着惊人的相似。美国内战前也存在着两种经济成分：工业经济与种植园经济。前者希望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工业经济的发展，充分利用开拓的边疆来发展工业经济；而后者维持种植园经济的地位，在开拓的边疆拓展种植园经济。因此，双方存在着经济资源的政治竞争。这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奴隶劳动的废存问题。这两种经济产生的政治纷争自美国独立之后延续了数十年，直到内战才确定了工业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因为它代表着“先进的文明”。
然而，当今美国也面临着“先进的文明”与“传统的文明”之争，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两种文明的冲突加剧了，由此产生的党争与社会内斗正在分裂美国政坛、撕裂美国社会，所以，美国媒体曾封特朗普是“美利坚分裂国”（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总统。[1]美国政治的这种状况，如同美国独立后由于两种经济存在而产生的政治纷争一样，恐怕要持续多年，而且期间要经历不断的反复，最终在不可调和的条件下以一种政治决战（新型内战）的形式一决高下。特朗普执政，如同美国内战前夕支持蓄奴的政治势力在政治上获得暂时胜利一样，只不过是两种政治势力在政治争斗中力量彼此消长的一个片段，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先进的文明”战胜“落伍的文明”。
内战前的美国政治
当今的美国与内战前的美国有一定的相似性。正是这种相似性，使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正在走向新型的内战边缘。[2]因此，有必要回顾美国内战前的政治及其经济基础。
内战前美国存在两种经济：南方的种植园经济与北方的工业经济。这两种经济的劳动力使用方式是：前者，奴隶劳动；后者，市场化的雇佣劳动。两种经济存在着经济资源的竞争。围绕着这两种经济，独立后的美国社会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利益诉求，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说教。由此派生的政治纷争在美国社会中展开，而且不断发酵，持续数十年，直到最后以内战的形式加以解决。直到今天，这两种经济留存的社会矛盾在美国社会仍可觅其痕迹。
独立后新兴美国存在的两种经济大体都是英属殖民地的遗留物。种植园经济是英帝国在北美造就的国际分工的产物，是英国贵族地主和富商组成的公司经过英国国王特许得到大量土地而形成的经济，为宗主国供应工业经济原料。虽然由于英国的农业保护（这种保护大体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谷物法确立之后才解除），种植园经济有过发展波折，但随着欧洲与北美工业化的发展，其所供应的工业经济原料被广泛需要。为了保证美国种植园经济的竞争力，种植园主希望维持奴隶劳动，在扩大的边疆拓展种植园经济，同时希望国家“尊重”南方蓄奴州的利益与选择。特别是在欧洲、北美工业的高潮期，这种希望非常强烈。代表种植园经济的政治势力——民主党内的一部分势力，竭力维持种植园经济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避免受不发展的北方工业经济的排斥。
独立前稚嫩的工业经济来自英国技术移民、商人和金融家，他们承继新兴的现代工业文明。独立后，这一经济获得了发展新动力，它既是发展工业文明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须。这在独立后积极鼓吹发展工业文明的联邦党人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这份报告里，他力主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和强调“制造业优先”，系统阐述了保护和发展制造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自己的工业基础才能维护国家的独立、保持国家的强大，认为制造业的发展，有利于生产更多的机器供各行业使用，提高整个国家的机械化水平，从而促进社会分工；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更多的移民加入美国，加速美国国土开发；有利于提供更多的开创各种事业的机会，使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有利于自我消化大批农业原料和生活必需品，保证农产品销路和价格稳定，刺激农业发展；等等。由于当时美国的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生产成本高，其商品根本无法同英国、法国等国的廉价商品进行自由竞争，所以他主张实行高额保护关税制度，以使新建立起来的工业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
为了在一个相对落后的美国扶持新兴的工业经济，代表美国北方工业经济的联邦党人积极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联邦党人要求国家通过财政扶持和关税壁垒促进工业经济的发展，甚至开拓海外市场。所以，美国独立不久后，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围绕政府的形式与政策发生激烈的党争。汉密尔顿代表的联邦党人要求政府发行国债，解决革命时代留下的债务问题；同时建立国家银行，设立奖励和关税以鼓励国内制造业。而民主共和党人认为，这会导致联邦权力的集中，担心这种政府未来的发展会威胁他们最初建立政府所要保护的“独特的自由”。[3]虽然，后来民主共和党人也一定程度支持一个强政府，但他们的初衷是利用强政府来开拓边疆和海外市场，而不是利用国家资源与权力来扶持工业经济的发展。
尽管后来美国的主要政党内部出现分化，但围绕着两种经济的政治斗争从未平息。1825年，民主共和党分裂，一派形成民主党。支持种植园经济的民主党人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强烈反对“贵族的”精英统治和银行，并且将他们的民意基础诉诸“人民”；至30年代他们反对国家和中央银行，反对那些以牺牲纳税人来促进工业发展的现代化政策，主张在新土地上扩张种植园经济。因此，每次这些民主党势力执政（或在政坛上占主导地位）时，都会通过政治权力维护或发展种植园经济的利益。美国内战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这些民主党人借助政治优势，破坏过去达成的“密苏里妥协”，扩大种植园经济。1854年参议院里的民主党领导人——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强行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Kansas-Nebraska Act），造成南北矛盾激化。
民主共和党分裂形成的另一派别组成国家共和党（后在1834年改称辉格党），它和一些北方民主党人则是工业经济的支持者。正是在通过扩大种植园经济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的1854年，为了对抗民主党势力，辉格党与北部民主党以及其他反对奴隶制的小政党联合组建共和党。共和党成立短短6年就获得了执政机会。这种政治上的成功正是美国工业革命成功与发展的体现。1860年，北方工业生产居世界第4位，总产值达18.8亿美元。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共和党人林肯在这一年当选总统，导致南方势力极大不满，南方7个蓄奴州纷纷独立，退出联邦，并于1861年2月组成“美利坚诸州联盟”，分裂国家。同年，南方邦联军先发制人，攻占萨姆特要塞，挑起内战。
美国内战前的蓄奴制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种道德问题，背后其实是两种经济体制的问题。由于蓄奴州的存在，独立后的美国实际并不是所宣称的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是一种“种族专制共和国”，“美国一诞生就具有一种性格的分裂症：一方面是对《独立宣言》中体现的人类平等和自然权利的原则承诺；另一方面是对体现在《美国宪法》中的蓄奴制度予以保卫的现实承诺”。[4]然而，没有强大的现代工业文明冲击，“种族专制”和“性格分裂”是无法在道德的批判下自行消灭的。美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使这种人类的恶劣制度走向毁灭的物质基础。美国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影响着新兴工业文明的发展，形成了与它的资源竞争。随着美国向西扩充边疆，美国两种经济的斗争不断扩大。北方要求在西部地区发展资本主义，限制甚至禁止奴隶制度的扩大；南方则力图在西部甚至全国扩展奴隶制度。由于奴隶劳动合法，投资进入新扩展边疆的蓄奴州能获得较高的利润回报。由此，种植园经济与北方经济聚焦于争夺劳动力。据统计，蓄奴州在1860年已有黑人奴隶400万人。这对北方经济是一种劳动力和资本的竞争，严重窒息了北方工商业的发展。到19世纪50年代双方矛盾在局部地区已酿成武装冲突。在奴隶主的进逼面前，北方人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废奴运动”，南方黑奴也不断展开暴动。最终以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传统的文明而告终。
回顾美国内战前这段历史，可以使人联想美国当下的政治经济：两种经济成分、政党内部出现分裂、白人蓝领工人的权利。两者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可以让人以史为鉴，思考美国当下的政治。
当下美国分裂的政治
由于经济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当下的美国同样存在两种经济的竞争：面对世界的国际经济和面向国内的民族经济。前者更多地利用非美国的生产要素，与全球生产链存在密切的依存关系，因而具有更高的效率；而后者主要利用美国国内的生产要素，与海外进口的产品存在较大的竞争性。与美国内战前类似，这两种经济之间也存在着市场与资源的竞争。
虽然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但美国经济并没有完全实现全球化。从全球化指数来看，美国的全球化指数在世界上并不是最高的，2015年的全球化指数只排名第90位。[5]这样看来，其实美国内部仍存在着大量的民族经济成分。处在全球化大潮下，这种经济成分必然面临来自海外生产的竞争。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制造业生产，由于海外生产要素的价格低廉或其他优势被转移出去，这些海外生产的产品相当一部分回流到美国，成为美国本地生产强有力的竞争者；而且由于海外生产的较高效率，得到金融资本的积极支持。因此，目前，美国民族经济与国际经济实质是在利用国内生产（要素）与国际生产（要素）进行竞争。民族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处境艰难。
经济全球化还给美国带来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传统的工人就业问题。面向世界的国际经济成分，由于充分利用海外生产要素，其相当的生产过程在美国境外进行，这对传统的美国工人的就业形成了巨大威胁；民族经济成分受海外进口冲击，导致其生产工人就业也不稳定。另外，由于美国过去的移民政策，大量的外来（合法与不合法的）移民涌入美国，对低技能的传统产业工人，甚至是低技能的服务业产业工人就业也产生了冲击。
从2016年的大选结果来看，这两种经济的分布区域为：面向全球的经济成分主要集中在沿太平洋的西海岸诸州如加州和具有国际主义传统的东北部州如纽约州；中部的各州主要是面向国内的经济成分，被称为“铁锈州”。
有鉴于此，目前美国社会形成了两种主要且对立的社会势力：一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资本及其相应的高技术工人（包括知识阶层）；二是传统的立足于国内生产与服务的资本及其相应的工人。与美国内战前的两种经济一样，这两种经济也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说教。面向世界的经济成分要求国家进一步开放，消除壁垒，放松对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的限制，这实质是在要求降低国家的作用，要求一个小政府的管理。而面向国内的经济成分则要求加强国家的作用，通过国家堡垒作用，扭转经济全球化对经济的冲击，切割国际经济的要素流动对美国的不利影响，保护美国的生产与就业。这实质是美国内战前从联邦党/辉格党到共和党的传统。前者的意识形态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复活，因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而后者的意识形态往往被称为民粹主义。前者的政治代表是美国长期执政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主流，统称为建制派。建制派内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虽然在一些不太重要的社会政策上（如医保政策、枪支管理、税收、移民政策的宽松等）有所差别，但大体都认同新自由主义，倾向于国家放松管制，适应经济全球化。后者的政治代表是一些民粹主义的政客与政党。
民粹主义代表的政客，以20世纪90年代的罗斯·佩罗（Ross Perot）和现在的特朗普为代表。佩罗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IT业的成功企业家，由于他的民粹主义竞选口号，被标榜为爱国主义者。1992年，佩罗以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如同一匹黑马，其民意调查的支持率一度达到19%，几乎与老布什、克林顿并驾齐驱……这是美国历史上作为无党派人士参选总统所没有的现象。但由于当时的美国经济相对较好，以及美国长期以来的两党政治的特点，佩罗没有竞选成功。特朗普可能吸取了佩罗的教训，在2016年选举中作为共和党人参选，主要是借助美国党派政治的力量，其实他的政纲与共和党主流没有相通之处。加之奥巴马2008年执政之后在改善美国经济上乏善可陈，“再工业战略”没有多大成效，特朗普充分利用这一局面，通过利用受经济全球化冲击的民族经济成分及其相应群体的不满，赢得了竞选。特朗普不属于目前美国政治的建制派，上台之后，不断与其（包括共和党的主流）发生龉龃，甚至其内阁中也不乏制约者；建制派也在通过司法程序“倒普”。这背后实质上是两种经济在竞争。
在美国社会，一定程度上代表民族经济的政治力量还有茶党（Tea Party）和其他一些极右翼的社会团体。茶党是一支目前在美国最有影响的极右翼势力。茶党运动是草根运动、一个右派民粹主义运动，已经成为保守派民粹主义者发泄不满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它所反对的对象，既包括民主党也包括共和党，因此，与共和党并非一家。其实，茶党运动早就存在，其影响一直伴随着美国的现代历史进程。从本质上看，这一运动表达的是一部分受现代进程冲击的民众的焦虑感。他们所担心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经济和政治机会不断消失。因此，在当今美国，无论是茶党，还是其他一些民粹主义团体、福音派基督徒，它们的一个基本诉求就是要保持其基本成员的政治机会和经济机会。在过去几十年，美国传统的白人工人阶层深受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而茶党运动最能表达他们的诉求，因此，近年来茶党在美国政坛上的势力复兴，代表白人极右势力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影响。
美国当今两种经济的碰撞与冲突于2016年大选表现得尤为激烈，2016年大选被称为美国近几十年历史上“最分裂的大选”。大选之后，这种分裂并没有弥合，反而由于特朗普的一些政策，美国社会的裂痕更加扩大。2017年的一系列事件是典型代表，其中最典型的是8月弗吉尼亚州大学城夏洛茨维尔发生的极右翼“白人至上”骚乱事件。这一事件表面上由移走美国内战中的南方叛将李将军塑像引发，但内在根源是两种经济的对撞、全球化给传统白人工人带来巨大失落，造成一些美国白人的“白人至上主义”抬头。近些年，由于经济全球化，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蓝领工作不断流失，传统白人劳工逐渐成为边缘人群。同时，科技与金融创新的红利也没能惠及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大量的外来移民与这些工人竞争就业机会，这也让当地的白人更加不满。特别是“铁锈州”蓝领工人，是最为不满的阶层。在2016年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成功的第二天，一本名为《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的书突然冲上美国亚马逊图书销售总榜第一名。这本书连续34周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销售量在全美达到百万级，比尔·盖茨在2017年书单中也推荐了它。31岁的作者万斯（J.D.Vance）虽然在书中描写了自己从美国“铁锈地带”底层人民中逆袭的奋斗史，但也让人看到了处于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美国传统工业州的底层工人家庭辛酸的挣扎史：药物滥用、酗酒、贫穷和精神创伤，懒惰的鲍勃、暴躁的舅爷、沉迷毒品的母亲，他们在日复一日的浑浑噩噩中无法自拔，维持生计是他们生活唯一的主题，他们自尊且可怜。[6]这本书使人想起了美国内战前的一本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卑贱者的生活》（Uncle Tom's Cabin: Or Life Among the Lowly, 1852）。这本小说的作者哈里特·斯托（即斯托夫人）对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奴隶制度下悲惨境遇的描写，曾对美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激化并导致了美国内战的地区局部冲突。
鉴于目前美国两种经济的冲突所造成的政治分裂、社会撕裂，已经有人开始担忧美国未来是否会进入一场新内战。《外交政策》杂志2017年曾作了一项调查，向安全专家和普通民众提问内战的可能性。受访的专家认为有30%或60%，甚至95%的可能性爆发内战，但是大众要乐观许多，他们认为只有18%的可能爆发战争。美国一些媒体甚至想象：未来的新内战将会非常碎片化，它会发生在各州的内部，而不是州与州之间；在一些贫富差距很大的州，穷人也许会和富人开战，因为教育水平降低了某些群体的竞争力，因为一部分人无法享受医疗保险、未来生活前景堪忧，因为人工智能已经取代人类智慧，造成了老工业的垮台。他们指出沃尔玛和亚马逊这两个美国最大的雇主正在用新技术和新专利，似乎都希望尽快替换掉人工劳动力。这一切所导致的后果超过政治问题。“政治正确”的“失宠”、对传统政党失望和大规模的失业可能会产生新一轮对国家的不满浪潮。这虽然有一点耸人听闻，但是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在美国内战前的十多年，谁能想象美国会发生内战？
美国当今的一切政治乱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归结到这两种经济的对立上，美国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两种经济产生的社会问题，那么，极有可能发生内战。有人可能认为美国是政治制度成熟的国家，具有政治妥协的传统，但是对美国政治的“美化”既不能解释美国的内战，更无法确定美国政治的当下和未来。
“找替罪羊”能弥合美国社会撕裂吗？
美国内战前用对外扩张来缓解两种经济带来的社会冲突，希望通过不断扩展美国的边疆，为两种经济寻找各自发展的空间。但这种从外部寻找解决内部危机的方案并不能解决两种经济的冲突，甚至会带来更大的冲突。美国内战前虽然不断西扩，但西扩过程反而进一步积累了两种经济争夺资源的矛盾，最终导致内战。当今美国一部分人也希望从外部寻找解决两种经济矛盾的“药方”，但这同样不会解决问题。
现在美国一些人为美国的社会问题找到最大的“替罪羊”——中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是美国社会问题的最大根源，认为如果控制了中国的对美出口、把中国从全球生产链中“剔除”就可以解决美国的问题。这种观点在目前美国内部颇有一定的市场。美国的国内经济派，甚至是一部分国际经济派人士，似乎都有把中国从全球生产链中分割出去以缓解危机的想法。国内经济派不难理解。由于其遭受来自海外的竞争，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中国，自然成为他们发泄不满的对象，在一些政客和民族主义学者的引导下，中国成为他们挫折感的源头。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中国不在全球生产链中，他们就会有巨大的发展机会，就会减少一个最大的竞争者。而国际经济派在经济全球化中“去中国化”的想法，相当程度来自对中国发展的怨恨，来自对中国发展的恐惧。过去美国的国际化产业通过金融操控和技术垄断控制着全球生产链，主导着经济全球化，从而获得了巨额的利润。现在中国的技术发展以及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崛起，影响着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绝对主宰地位，这引起了美国面向全球经济的一些企业的不满。他们也希望在经济全球化中“去中国化”，这既可以减少竞争压力，又可以缓解国内的内部矛盾。
这种共识大概是目前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最重要的基础。特朗普一方面希望通过降税以及其他一些降低成本的措施吸引资本（对内），为美国制造创造国内优惠条件，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关税和其他非关税措施来保护美国的制造业生产，减少外来商品的进口数量，以此，达到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强行改变全球生产链，重塑美国制造业，为解决美国社会矛盾塑造经济基础。如此一来，政府的措施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它同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本质是相同的：通过讨好资本扩大生产从而赢得工人与资本对政府的共同认同，解决社会矛盾与危机。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已经有了深厚基础的条件下，这种逆全球化的经济主义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且与美国经济广泛存在的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与中国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产生冲突。
现在美国经济的主体和先进成分都是国际化的，不仅是大型跨国企业融入全球化，而且许多中小企业也深度地融入全球化。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特别是生产全球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与传统的民族化生产组织相比，具有更高的效率，代表着更先进的生产力。这如同美国内战前工业的先进文明优于种植园传统文明一样。因此，想通过一定的措施来开历史的倒车是不现实的。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这是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而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无法回避中国的存在。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客观存在的重大因素，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生产链中一种不可或缺的成分，是任何国家都难以剜去的重要力量，尤其与美国的国际经济成分有着难以切割的联系。今年8月，在美国政府拟对中国2000亿商品进行征税的听证会上，绝大多数企业表示它们暂时无法割舍与中国生产的联系，就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加州议会最近要求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也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美国一部分人希望通过在经济全球化中“去中国化”来解决国内的社会政治矛盾是行不通的，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也行不通。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全球生产链的重塑需要成本与时间，而且重塑的最终结果还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使美国全球经济成分不愿意为之付出与尝试。其次，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做法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报复，影响美国经济的利益。作为一个选票民主的国家，是否能经受这种冲击还是一个未知数。虽然这一冲击现在还没有显现，但是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和失业上升，政策转换是必然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成分已经无法也不愿回到民族生产的老路上，毕竟这是一种在效率上低于全球经济的组织方式。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所以，在美国中期选举中，代表国际经济的政治势力大举反扑，利用特朗普的种族言论、反复无常的言论、行政中的乱象、外交中的全面树敌……力争赢得国会中多数（至少是众议院的多数）的支持。而美国的舆论也曾普遍认为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的可能性极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特朗普开历史倒车已经有损于美国国际经济成分的得益。虽然，可能赢得胜利的民主党在其所掌控的国会不一定会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但一定会对特朗普阻碍国际交流的政策有所制衡。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目前在美国巨大的压力下决不屈服，不仅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全球经济未来走向、促进世界生产力发展，甚至美国国内的经济走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国内任何“投降主义”的意愿对中国、世界、美国的未来都没有积极意义，既不可能给中国带来发展机会，也不可能换来美国对中国的“回心转意”，只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负面作用，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最后也无助于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全面转型，无助于促进先进文明克服传统文明，只会导致极右经济民族主义势力“得寸进尺”，助力其发展。
美国目前的政治分裂，其经济基础是两种经济的矛盾与冲突，是由美国经济从民族化向全球化转型中出现的阵痛带来的。这种社会阵痛导致美国政治暂时会出现一些反复，出现极右或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府，但无法导致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逆转。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都要求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如同当年美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落后的农业文明一样，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美国要解决这一过程中带来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只有从社会制度中寻找解决之道，不能从开历史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走反全球化之路来寻找方案，更不能以找“替罪羊”的方式转嫁危机。历史证明，以找“替罪羊”的方式转嫁危机这条路走不通，而只会进一步积累社会矛盾，最终使社会走向全面冲突，导致内战。
注释
[1]Time, December 8, 2016，封面人物。
[2]"Coul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nother Civil War?", New Yorker, August 14, 2017.
[3]［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袁胜育、郭学堂、葛腾飞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10～111页。
[4]［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袁胜育、郭学堂、葛腾飞译，第194页。
[5]在2015年瑞士经济学会编制的全球化指数中，美国得分为58.7，在世界184个国家与地区中只排名第90位；见KOF Global Index，http://globalization.kof.ethz.ch/。
[6]该书由江苏人民凤凰文艺出版社于2017年翻译出版。
责 编／刁 娜
An Analysis of the Root Cause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Spl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Li Bin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in a stat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division. The root cause is that there are two economic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outbound economy and the inbound economy. These two kinds of economies have created the social foundations for the current domestic political disp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the two economic systems prior to the US Civil War (the industrial economy and plantation economy), the outbound industrial economy represents advanced civilization, while the other one represents the outdated civilization. Their conflict reflects a conflict between advanced and backward civilization. At the moment, if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djust its social system and only wants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inherent in these two economies by shifting the problems overseas or finding a "scapegoat", it will never solve them at all, and furthermore, contradictions will mount and eventually lead to a civil war. This is becaus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historical progress. This has been evidenced by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struggles between the two economies in the decades before the US Civil War. For that, as China is currently adhering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sisting the pressure of de-globalization, it will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own development, world progress and the American society.
Keywords: American politic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American civil war
李滨，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国际政治经济学）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主要著作有《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