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全面深化改革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历史时期，亟需在关键领域取得改革突破。但是，改革的实际进展并不理想，原因除了表层的体制机制弊端和深层次的利益格局限制外，思想不够解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推动改革再深入和工作再抓实，首先需要开启思想再解放这个“总开关”，而哲学社会科学在此过程中不仅不能缺席，而且应当发挥引领作用，以推动新一轮思想大解放。
中国正处于一个需要思想理论也应该产生思想理论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当提高自身的学术研究质量
打铁还需自身硬。哲学社会科学要引领新时代的思想再解放，前提是自身必须强大，方可令人信服。众所周知，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有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就此指出，“从长远来看影响人类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同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也认为是观念和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或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发展之前，都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思想和知识为之做准备。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一样，每一次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源于思想上的大解放，所以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指出：“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我国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此过程中，深入研究和回答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厉以宁的学术研究成果，就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股份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仍需通过理论创新，为解决我国现代化发展中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提供智力支持，进而实现改革的突破和发展的跨越。不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现状，还难以完全胜任引领思想再解放的艰巨任务，因为虽然从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指标来看，我国或许已是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大国，但是从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等的能力和水平来看，却又并非哲学社会科学强国，学术质量还不高，学术大师还稀少。可以说，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与自身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极不相称，也辜负了新时代的希望，毕竟我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难得的黄金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理论也应该产生思想理论的时代。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怀有历史使命感和危机感，做站立在新时代潮头的弄潮儿，致力于理论创新并引领思想再解放过程。
为此，我们首先要通过纠正愈演愈烈的官本位、行政化现象，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现在无论是高校，还是专职的学术研究机构，官本位和行政化都较为明显，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宽松学术环境、自由学术风气渐行渐远，其结果是抑制了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官本位思想的泛滥还使得“学而优则仕”和“官大学问大”现象愈发突出，学术资源越来越向学术官员集中，收入分配也严重地向学术官员倾斜，这既浪费了宝贵的人才资源，也加剧了社会不公正现象，挫伤了广大学术工作者进行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其次是要加强学风建设，提高学术水平。学术行政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学术成果考核方面，过度重视数量管理和虚假的社会影响力，忽视学术质量，其结果是学者们为了生存需要，急功近利，追求短平快，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现象，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论文比比皆是，不少的所谓学术成果，根本上就是学术价值不高甚至根本没有价值的文字垃圾。这些现象败坏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声誉，阻碍了理论创新。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改变这种现象，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质量，以恢复其在人们心中的信誉，并发挥其对思想再解放的引领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当加强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导向，提出破解改革深层次问题的新理论和新方案
一般而言，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之源，因为理论创新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所以哲学社会科学要引领思想再解放，就必须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历史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伟大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亦即是在认真聆听和回应时代的问题中，发现了社会的发展规律，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当然，这里所说的问题必须是直面现实的真问题，而不是逃避现实、闭门造车、凭空臆想、坐而论道的假问题，也不是只看领导眼色并一味投领导所好的貌似问题的伪问题。对假问题和伪问题的研究只会浪费珍贵的学术资源，只会误导党和国家的决策方向，只会加重人民思想的混乱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一言以蔽之就是给社会添乱。只有认真研究真问题，才不会有悖于思想再解放和改革创新，才能解决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难题，促进人民的思想大解放。
回顾我国的改革开放史可以发现，改革开放能够不断向前推进就与哲学社会科学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分不开。40年前，广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巨大的理论勇气，积极投入关系到中国将向何处去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他们旗帜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实践标准，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了人民的思想，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从而启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其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推出新的理论，在诸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生态文明等具体问题上，都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思想理论。
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在历次思想解放基础上加以深化和拓展，关注如何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决定的落实，关注怎样解决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转换政府职能、激发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活力等问题，关注如何在国企国资、产权保护、财税金融、乡村振兴、社会保障、对外开放、生态文明等关键领域取得改革突破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决定表明了中央坚强的壮士断腕改革决心，也触及到了一些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如“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承认“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提出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指出我们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在权利保障和依法治国建设上存在着缺陷，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完善社会治理”等，其后又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思想和一千多项改革决定。由于古今中外都没有为我们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现成答案，以及一部分官员的思想封闭和理念落后导致的不作为，许多改革的新理念和决定都没有化为改革的实践。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应该继续争当思想再解放的先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实践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认真研究新时代面临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提出解决以上问题的新理论和新方案。这既能够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解决发展问题中的指导作用，又能够以发展中的问题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创新，以引领全社会的思想大解放。
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当立足于中国实际，发扬批判精神，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思想再解放的实质和目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一样，必须在立足中国社会实际的基础上融汇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资源。这首先要求我们在思想再解放过程中，不能生吞活剥地背诵和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创新的开放理论体系，它不但没有终结真理的探索，而且开辟了通向真理探索的发展道路，或者如恩格斯所言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某个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当成教条，那么毫无疑义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出现严重失误。例如，如果我们还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观念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用阶级斗争的观念来讨论中国的社会分化，用计划经济的观念来讨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套用到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照搬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等，那么将极不合时宜并干扰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谨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本本主义的危害的批判，即带来“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要在新的中国实践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身也要解放思想，摒弃明哲保身、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等违逆时代潮流的落后观念，走出狭窄的书斋，走向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实践，在研究中国现代化新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此，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又好又快发展的期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心人民群众的具体生活要求和各种社会诉求，积极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著书立说、建言献策，在治国理政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全力破除制约创新发展的思想障碍，努力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大胆探索，加快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以便为推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倘能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能永葆生机活力。
要发扬批判的精神。理论创新来源于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批判精神。改革开放的启动就与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性反思密切相关。在1978年5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学者们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彻底批判了“两个凡是”纲领，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该文所具有的批判性精神冲破了当时的思想禁区，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具有的批判性精神带来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破除了意识形态的禁锢，树立了改革开放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可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为这些东西只是现代化的手段而已，没有传统观念所说的阶级属性，从而破除了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十八大以来，我们通过批判过去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做法，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开启了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今天，在如何处理深化改革核心问题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我们既要批判自由主义者忽视社会公平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也要批判新老左派主张与全球化脱钩并回到经济高度同质化的平等主义社会的反市场原教旨主义，特别是后者屡屡兴风作浪，严重干扰了深化改革的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吸取“左”倾路线在历史上对党、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严重灾难的深刻教训，牢记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 ‘左’”的谆谆教诲，在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中勠力同心地将深化改革事业进行到底，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新“三步走”战略。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马骁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责编/孙娜 美编/李祥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