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C的挑战和黑暗面
使CMC发生神奇传播效果的东西也正是导致CMC危险的因素，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会产生一些独特的挑战和黑暗面——比如，互动伙伴易于消失，说消失就消失了；互动者穿“马甲”与人互动，甚至盗用别人身份以他人名义说话，而他人并不知道；也可以更为方便地发布亲密信息，侵犯隐私，散布诽谤性信息，进行性骚扰，甚至虚拟强奸。
电子围捕。人们在追逐人际关系的过程中，也可能有许多黑暗面，比如，欺骗、强制侵入、围捕、嫉妒、关系暴力，等等。围捕是一种人际关系发展中得到重点关注的黑暗面，它是一种拼死地努力对他人施加一种强制的关系，而不管他人要不要这种关系（William R. Cupach, Brian H. Spitzberg, 2004）。由于社交媒介的可视性，尤其是Facebook的跨语境信息流动（由此使私人信息公开化），使用者的社交媒介被他人监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赛博围捕者通过持续的信息骚扰以控制被围捕者。比如，人们可能在分手后收到前任不请自来的电话、邮件和即时讯息――提出和解要求或者实施关系暴力（威胁、毁坏荣誉等）。被围捕者既可以收到来自陌生人的，也可能收到熟人的信息。
而且，由于我们在CMC各种平台上的用户名也是有历史的，即便我们小心翼翼管理个人信息，仍然会留下蛛丝马迹，围捕者总能找到我们。在遭到我们的前互动伙伴的围捕后，彻底注销用户名（比如，注销微博账号，关闭邮箱账户，换个手机号等）也许是一种办法，但这相当困难。因为我们的CMC互动会形成一些线上、线下社交网络，注销意味着我们将和社交圈子失去联系。即便我们可以成功地注销某些平台上的账户信息，也无法在电子世界彻底消失，因为我们在电子世界里有很多账号都为前伙伴所熟知，注销一个或几个，一定还会有别的账号在运作。
电子诽谤和欺凌。互联网让人们以难以设想的方式联系起来，但与此同时，我们所经历的阴暗面、网络欺凌和肆意辱骂如雨后春笋般丛生。人们会在CMC中出于各种目的去散布他人的亲密、隐私或者错误信息，这就是电子诽谤（包括散布他人真实的或者伪造的形象）。当事人在信息狂热中感到被威胁、侮辱和痛苦，要说出真实情况感到非常困难。这会影响一个人的“真实生活”“有的年轻人以至于无法活到第二天，并确实悲剧性地死去。这一点也不虚拟。”（莱温斯基2015年在Ted的演讲《羞辱的代价》）
人们形象地用“烈焰”（“flame”）来指称“电子诽谤”（Lea, O'Shea, Fung and Spears，1992, 1995）。烈焰战争是“刻薄的在线交流……时常……公然地行动”，是“突如其来的信息，经常贬损人格，是从个人偏好出发针对他人的贬损”（Edward Mabry, 1997）。在怒火中烧时，加速了不怀好意的扩散，“肉身变成字词 ……当字母流过一个终点荧屏时，道成了肉身；无肉身的、有时匿名的争斗者容易感到他们能够不受惩罚地用力投掷侮辱”。
克林顿绯闻案主角莱温斯基在Ted发表《羞辱的代价》的演讲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欺凌带给自己以及人们的羞辱及其后果。她称自己多年前是网络欺凌的首位受害者（patient zero）——在全球范围内，一夜之间，从籍籍无名变成一个被全世界公开羞辱的对象。而且在电子空间里的一切相关她的新闻报道以及诽谤信息和图片都将在多年以后反复被人搜寻、引用。她呼吁改变电子诽谤文化，“公开羞辱，这充满血腥的运动，是该停止的时候了”。
因此，“任何想在线上花时间的人不得不生长一些灵魂的厚茧”以便抵制狂热、侮辱和不必要的性接近，等等（Edward Mabry, 1997）。
易于欺骗。CMC易于欺骗，撒谎成性。一项针对191名大学生的研究表明，40％的大学生在互联网上有撒谎行为：15%是对年龄说谎，8％的谎言有关体重，6％关于外貌，6％关于婚姻状况，3％关于性别。（D.Knox, etc., 2001）
我们知道，在面对面互动中人们是通过大量非语言讯息来识别欺骗的，而CMC只有靠我们的输录，书写的内容很容易造假。媒介丰富度理论（Daft, etc., 1986）认为，在讯息情境的多义性与发送该讯息的媒介的丰富度之间存在匹配关系：讯息多义性越高（谎言可被视作多义讯息），越要使用丰富度高的媒介（比如，面对面传播是丰富度最高的，因为支持多种语言线索和非语言线索系统的媒介），讯息多义性低（比如，任务）则只需要使用简单的媒介，这样的传播最有效。但人们识别欺骗和谎言的原则也会随着因特网关系的亲密而变化。随着在线友谊的发展，人们识别欺骗最终依赖的是个人知识和通过彼此回应过程而获得的印象（K.M.Cornetto，转引Beebe， 2008）。
CMC容易欺骗，而我们又都容易犯轻信的错误，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特别警惕和英特网上的陌生人形成关系。
通过CMC发动和保持人际关系
从CMC诞生起，对CMC是否有益于人际传播和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一些观念认为，CMC不会发展出有意义的、持久的关系。媒介丰富理论认为CMC为穷媒介模型，对人际传播不是好渠道，而更适合任务导向的行动（Nardi, 2000）；CMC是肤浅的、无人情味的甚至是敌意的，它比面对面交流更容易产生曲解、混乱和辱骂，会强化社会隔离和原子化，使人际接触减少，导致功利的而不是关系的意义（Stoll, 1996）。
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尽管在CMC互动中，关系线索和非语言讯息不是很丰富，但对于发展或者保持独一无二的关系方面投射出面对面人际传播的特征，CMC能够让人们建立和保持有意义的人际关系。随着CMC技术更新展示出的沟通潜力，以及人们创造性地使用CMC以弥补非语言线索的缺失（Walther et al., 2010），CMC互动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和人际效果——除了非人的、人际的，还有超人际效果（Walther, 1996）。
于是，研究者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对CMC研究不应再纠结于“是否能够”，而应聚焦于“如何能够”。在线关系有如下三种：一是远距离关系——人们面对面相遇，通过CMC继续保持关系；二是纯粹虚拟关系——人们在线相识，仅仅通过CMC保持联系；三是混合模式——关系开始于在线，而后延伸到面对面互动。
发动和建立人际关系。CMC为人们建立联系打开了大道，比如聊天室、约会网站，以及手机的摇一摇等功能被人们用来寻找附近的情愫。美国一项研究表明，关系是可以生长于CMC互动中的。55％的CMC使用者认为电子邮件可以提高与家庭的传播，66％认为电子邮件增加了与朋友的传播沟通。在女性使用者中，对CMC的满意率更高：其中有60％报告说与家人联系更紧密，71％报告说与朋友的联系更为紧密（Horrigan, et al., 2001）。
人们不仅在线交朋友，还依赖以下站点match.com、OkCupid、Chemistry.com、eHarmony、世纪佳缘、百合网在线等寻找潜在浪漫伴侣。据相亲交友网站——世纪佳缘的数据显示，大学生通过社交网站交友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恋爱对象（占35.44%），而精神空虚、需找寄托、找到一起学习的小伙伴也是大学生交友的两个目的，以结婚为目的注册的大学生仅占到3.50%（大学生网络恋爱交友调查：四成愿靠网络搭讪避免尴尬，来自http://sh.eastday.com/m/20131119/u1a7783039.html）。研究发现，在进行在线自我刻画时，追求浪漫伴侣的人趋向于把自己理想化，扭曲事实，展现最光鲜的一面。
而且，有意思的是，利用CMC发展关系时出现了性别差异，并且复制了真实世界的原则。男性对女性的身体轻盈感兴趣，女性对男性稍微超重有偏好，但经济上要富裕。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形成在线个人关系——在线友谊和浪漫关系，并更有可能把这些关系延续到真实的生活空间中。女性在Facebook上更新状态的频率高于男性，平均每周21次，而男性平均6次。女性评价他人的更新也更为殷勤。也就是说，在在线世界里，女性依然负责社会关系（Keith N.Hampton, et al. 2012）。
在CMC中我们也可以如面对面传播一样，传播关系和情感信息。因特网不是技术，也无关于信息，而是传播——人们相互谈论，相互交换情感。人们每日通过CMC相遇，交换信息、争论、同意、求爱、同情和支持。他们通过邮件列表或新闻组相遇，并通过邮件互动。他们的关系从冷漠，职业相遇，到热烈、亲密的聚集。虚拟社区的人们通过他们敲在屏幕上的词汇交换喜悦和愤怒，进行知识讨论和交换，产品交换，分享情感支持，制定计划，头脑风暴，闲聊，争斗，恋爱，寻找或失去朋友，玩游戏，等等。CMC参与者会把真实生活的问题和人格带入虚拟社区里，于是，CMC必定包括所有类型的情感内容（Rheingold, 1994）。而且，在CMC的情感传播中情感所扮演的角色和面对面传播是“惊人地相似”，如果说有差异，那就是CMC中的情感传播比面对面更为直白和频繁（Derks, et al., 2008）；进一步说，CMC是人们发现彼此的新方式，是人际关系建立的新方式——把关系从地域限制中解放出来并创造一种新的真实的人际关系和社区，理论上人们能够和全世界的人互动并有机会遇到和自己有共同情趣爱好的人。这在真实生活中不太可能。
社会信息处理理论（Walther et al.,1992）解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CMC使用者在线上如何形成对他人的印象，建立与他人的关系，并使这些关系达到通过线下交流建立的关系所能达到的状态。不过，比起面对面形成的印象可能较为具体和全面，CMC中形成的印象更为强烈和极端（Walther, 1993）。
信息处理理论假设，传播者有形成人际印象和亲密关系的积极性，与媒介无关。当无法获取非语言线索时，传播者会通过他们正在使用的渠道调整人际传播，以适应仅存的可以获取的线索。即便缺少非语言讯息帮助我们，我们仍然有独特的方式来形成对他人的印象。比如，互动伙伴使用的用户名、图片、回应速度、时间和顺序、年龄、性别、来自区域等。如果你想和电子传播伴侣发展关系，有可能更多注意关系线索――对方直接传播的感觉，比如，“今天太累了”；以及非直接的感觉，比如，对方回复你的邮件内容非常少，或者没有即时回复（意味着对方不想花时间对话）。随着社交化媒介的兴起，可感知的视觉化扮演了参与社交媒体互动的中介因素。那么，人们又是如何管理作为一种自我揭示方式的视觉化的呢？不同的性别在该领域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差别。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站点让使用者上传自我创制的数字形象，这些形象和传统的性别刻板化非常吻合，突出表现为出现在男性照片中的特征包括积极的、支配性的、独立的，而女性是吸引人的和依赖的。由此，社交媒介中印象管理也具有性别差异，并复制了传统的人际互动印象管理的模式（Shyles, et al., 2012）。
尽管要达到与面对面互动同等的印象或关系定义，CMC需要的时间比面对面传播更长，但这只是时间和方法的问题，而不是可不可能发展人际关系的问题。
超人际模式。社会在场理论（Rice and Case, 1983）强调，在提供更多的温暖感和参与感以及传递社交情感内容等方面，CMC天生就不如面对面传播、传统的传播媒介。社会语境线索缺失理论（Siegel et al., 1986）认为，CMC阻碍了面对面互动中通过非语言行为所能传达出的个性和规范行为等线索的传递，导致了其传播使用者变得去个体化、以自我为中心、抵制影响、难以劝服、不受约束、好战、情绪消极，这也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发展。
那么，人们的在线社交为何依然会进行？为何人们认为CMC是人际传播的替代模式？CMC互动中，人们建立亲密是通过相互揭示，而不是外表吸引力（后者是面对面关系发展的基本模式）。也就是说，在线环境鼓励了互动，可能导致超人际的（Wather, 1996），有时甚至比面对面传播更为友好和更多的社会性，有些需要媒介参与的信息形式反而比面对面互动更有效。正是并只有传播技术才为我们提供了在场与不在场之间做灵活选择的可能性，使我们在适应复杂的互动情境和关系方面更有选择的灵活性。
从受者来看，当缺乏面对面所能提供的肢体和其他线索时，印象形成并不会受阻，受者会填补缺失信息的空白。如果一开始，对方表现得很讨人喜欢（与之前认识的人有某些模糊的相似点），那么受者就会将缺失的信息理想化。
而且，以照片、虚拟化身和视频为特征的第二代CMC比第一代提供的在场感更强。人们使用图片呈现他们愿意呈现的形象，通过数字表征在Facebook等社交媒介上交朋友。社交网站提供了大量有关他人的异步的、非侵入式的人物生平、多模式（形象化）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信息。因此，降低对他人的不确定性主要依靠这些形式的社会信息，无需依靠通过文本进行的互动传播。
从传送者来看，基于文本的CMC有助于选择性地自我呈现，那些在面对面传播中会给传播者印象减分的因素就被规避了，还减轻了人们的传播焦虑。那些在面对面互动中不会典型分享的信息在线条件下就成为可能了，人们感到较少害羞、禁忌，把伴侣看得更为积极，这就促进了亲近感。陌生人揭示的自我信息比在面对面讨论中多（Tidwell et al., 2002），这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是对非语言表达行为缺失的一种简单的适应性补偿；而且，这类信息比面对面传播的更为私密，这也是一种策略性适应。
从渠道角度来看，CMC使用者利用媒介独特的机械特征来提高讯息的关系质量。使用者可以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构建讯息上，有充足的时间编写最合意的讯息，而又不会破坏会话的进程。比如，互动对象吸引力越强，受试者编写讯息时编辑（删除、退格、插入）次数越多。书写文本可以减少面对面的恐惧感、罪恶感、愤怒和自我意识及其摩擦，从而使人们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得以宣泄，更有助于人们之间产生亲近感。
从反馈角度来看，理想化、选择性自我表达和渠道效果强化和放大了超人际模型的每个要素。接受者会根据对在线伙伴已形成的理想化的印象进行交流，根据对方的应答来传递讯息，将对方的个性定位在传受双方彼此构建和呈现的印象的基础上。CMC中的揭示对亲密度具有超人际效果（Jiang, et al., 2011），因为信息接收者更多地认为对方进行信息揭示是他们的关系发展的结果，而非媒介自身或揭示者的性情所致。
保持关系。除了人本身的技能外，传播技术也被广泛用来保持、管理人际关系。而且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还不得不利用传播技术来保持关系。
由于现代性的来临，人们离开家乡、家庭和邻居到新的地方去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通勤时间和工作压力的增长也使人们无法保持经常性的面对面互动。其后果一是日益增长的“联结在场”（connected presence），人们是有距离的在一起；二是家庭和友谊网络化，网络成员至关紧要。这种人际交往的后果是弱纽带的大量存在，弱纽带使人们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而不必有强烈和频繁的互动（Urry, 2002）。也就是说，弱纽带方式为浓的、强的关系提供适时联系。
远距离和忙碌使人们面对面互动比较困难或不可能的情况下，CMC使有关系专注时间得到保障。由于人们不想失去联系，人们通过在社交网站上不断更新文本，以便朋友和重要他人知道我们的近况，我们也由此知道朋友近况。Facebook在保持人际关系中广受欢迎。一些研究认为在线传播频率和离线传播频率具有正相关，但媒介多元性理论认为，联系的强度是其中一个协调因素，也就是说，强关系纽带通过很多传播媒介进行传播，而弱关系纽带使用较少媒介。
在运用媒介保持关系方面，不同的生命阶段的使用状况可能会不同。社交媒介在中年和年长的成人中突出地具有潜在联系、重新联系的现象，潜在联系不同于那些只是非活跃的联系，也不同于那些曾经进行过的联系，而是那些迫于时间、距离、环境的压力而消退的关系，比如前大学朋友、邻居或者工作同事。重新联系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通过该过程，这些潜在联系又变得活跃。这是基于因特网技术支持的独一无二的方式。
由于时空阻隔，保持远距离的亲密实在是一个挑战。社交媒介似乎在维护人们的亲密方面大有作为。一项研究认为，比起地理接近的对方，远距离的浪漫关系甚至更亲密，更令人满意。这项研究是通过对当事人的日记研究，测试了亲密加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人际媒介，远距离配偶比起地理上靠近的配偶来说，进行更具有适应力的自我揭示，形成更理想的关系感知。行为适应以及理想化对亲密的效果得到研究，两个效果随着线索多元化、同步化以及传播媒介使用的移动性而变化（Conference Papers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12）。但有人认为，人们在发送邮件、短信时同时在看电视、读书、听音乐，所以人们会从有质量的关系中分神。其实，如果把它看作人们通常并没有放弃关系时间去进行CMC传播，而是放弃独自的时间时，就意味着人们和他人传播量的增加。如果CMC增加了关系中的传播时，其本身强化了关系。
我们是“网络化”的个人。在微信、手机、Email等联系人列表中，我们有大量不同的社交网络。我们属于多重次群体，这些次群体构成一个个社交圈。于是，我们同时分属于许多网络，有些是当地关系，有些是远程关系。有一些有助于保持强纽带（安排亲密者面对面互动，提供适时情感支持），有些有利于弱关系（偶尔联系，可以选择回复还是不回复邮件）。日本的一项研究表明，电子邮件较多运用于保持远距离关系，而短讯更多用于支持与使用者距离较近的社会网络并且有着频繁的面对面互动（K.Ishii, 2006）。
人际关系作为我们的社会支持系统，使关系双方在危机中、做决定时、痛苦，失意、压力等情况下获得支持性信息，获得鼓励、认同和关爱。CMC构成的网络化关系提供的支持与传统意义上的关系所提供的支持之不同在于，传统的支持系统在我们最艰难最需要支持时可能无法获得，而CMC可以提供适时的社会支持，为人们提供一个移动但是“安稳如家”的社会支持系统，即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处境都“共在”――共在于手机上、社交网络上，分享人生的喜怒哀乐，实时灵活地协调互动的人们的微观行为。请回忆一下这样的时刻——面对艰难决策、危机时，人生失意时，你是如何使用邮件、即时讯息把自己遭遇的事情和感受敲进社会网络的？又是如何从这些网络里获得支持性信息，获得鼓励和认同的？
有人类活动以来，社交资本和资源已是人际互动、交往的重要动力和目标之一，社交资源也是社会支持的一类。在ＣＭＣ条件下，学者们提出了诸如“数字资本”（digital capital）（Berit Skog, in James E. Katz, 2002）、网络资本（network capital）（urry, 2002）都指向这样的事实：那些拥有社交网络化资本的人在塑造、重新塑造自己的社会联系、情感和得到的人际支持等方面享有极大优越性（胡春阳，2012、2015）。这些资本本身是一种能力――导致和保持与那些不必接近的人的关系的能力，而这些关系可以发动情感、经济和实际利益。社交媒体在初次联系和暂时联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补充了个体原本在地的社会资本，强化了已有的社会资本网络，并发展出新的社会资本（Joy Chi, 2014）。但是，在Facebook上，夸张的帖子和示好行为可能破坏了社会资本，而指名道姓的帖子比“广播”的帖子对社会资本更可靠（Bohn, Angela.etc., 2014）。
（本文系复旦大学2017年上海市高峰学科新媒体研究课题“人际传播对新闻分享的影响”的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