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军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博导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奋斗”写进党的决议和行动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组织品质。党的十九大号召全党同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这不仅是新时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齐心协力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的关键，也是党在过去九十六年中取得的历史经验。所以，奋斗的行动姿态是我们反思过去成功经验和展望未来的独到视角。
奋斗的行动姿态，使我国卓有成效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动员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把工作重心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奋勇前进；党的十三大明确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号召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取得更大的胜利而奋斗；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奋斗的行动姿态，是共产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这一先进性品质沁入党的组织肌体中，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人类最高理想的历史使命，九十六年来矢志不渝地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奋斗。最初浴血奋战二十八年，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继续艰苦奋斗三十多年，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卓有成效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中华民族坚定地站立在世界东方；其后勇于奋斗三十多年，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步。
远大理想和战略目标的引领和激励，有效避免了任何偏离倾向，坚决抵御了任何破坏和干扰企图
中国共产党一经宣告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确定为最高目标，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确定为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奋斗目标。远大的理想引导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振奋起积极推动社会革命进程的决心和勇气，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十九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把奋斗目标鲜明地写在行动纲领上，始终高扬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远大理想目标，并进一步明确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实现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以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
远大的理想目标与现阶段的战略目标有机结合，需要具体到每一个层级的党组织、每一个党员和干部的日常工作中，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任务目标和年度性或时段性的政绩考核指标上，以此激励全党同志努力奋斗、不断进取。改革开放以来，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良好风气，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具时代特征的品质。尽管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但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方向明确，有效避免了任何偏离倾向，坚决抵御了任何破坏和干扰企图，义无反顾地奋勇前行。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历史归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目标定位都内在地包含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价值内涵，使不同利益、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都能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中，找到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合点，进而积极加入这一伟大事业的建设队伍中，汇聚成加快发展的磅礴力量。
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和组织机制建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
20世纪20、30年代，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教训后，党的组织制度和组织机制在集中统一性方面日趋完善、成熟。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同志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组织原则应用到国家政权的制度建构中。改革开放以来，民主集中制成为党根本组织原则和制度体系的核心，并被写入宪法，作为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我们党和国家的这种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和组织机制建构，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推进和巨大成就发挥了积极作用。从理论上说，对于组织行动，集中统一的制度和机制是行动有效和有力的必要条件；从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九十六年的奋斗历程充分说明，只要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和机制得以维系，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会勇往直前、不可阻挡。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低迷、国内改革攻坚的困难局面，党中央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把政治建设作为首要任务，要求全党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全党的奋斗卓有成效。
关于集中统一的制度和机制推动的高效发展是否真实的疑问，主要源于理论上对“高效”的评价有三个不同的关注点和评价标准：一是从投入上看成本是否经济，二是从产出上看效益是否正面，三是从投入产出比例关系上看效率是否最大值。应该说，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的发展成就是巨大的，效益是正面的。这种评价依据的标准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发展规律和要求的。至于按成本和效率标准评价，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这是必然的、正常的，党和政府正在着手解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已经被纳入阶段性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中。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已经极大地缩小了这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个别人关于集中统一的制度和机制是否值得肯定和能否持久的言论，主要源于这些人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和价值标准。这种怀疑和忧虑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目前还是世界的主导力量，他们掌控着世界市场经济和世界舆论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还有一定的发展差距。随着中国发展的稳步提升，这些怀疑和忧虑会逐渐烟消云散。
纠错机制的辅正和助力，确保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取得胜利的社会基础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确保党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列的安全阀和保险门。如果不能掌握历史发展规律，不能及时发现和修正行动偏差，那么奋勇前进就是盲目的，也是十分危险的。这不仅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也会给人民群众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首先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这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题中之义。党所确定的奋斗目标、所选择的行动方法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是否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实现，只有人民才能作出回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遵循邓小平同志的谆谆告诫，始终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依据，对党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评判选择，确保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取得胜利的社会基础。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更要健全党的自省机制，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显著区别之一。在党组织内部，党员之间不应有勾心斗角的利益之争，而应有相互之间的坦诚相见、精诚合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这种有与没有的唯一路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率先垂范，在党内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的政治纪律，纯洁了党内关系，进而改变了党的面貌和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这种努力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推动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正确的决策设计和规划确保了各项决策更好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我国对决策问题的关注是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深化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课题提上日程，逐步明确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正确决策是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好履行职能的重要途径，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关键，在于通过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的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正确的决策取决于决策程序的合理设计。我们党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强调决策要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意志和要求，同时，要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行政机关的法规和决议保持一致性和连续性，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决策机制。要实现公众、专家和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的三位一体有机结合，就必须把决策过程的理性设计制度化、法律化，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地界定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权，完善决策规则；另一方面还要把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形式作为决策过程的基本环节固定下来，并且使其具有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强制性约束作用。
正确决策也取决于在决策过程中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决策者的判断能力不仅是决策者个人素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民主程序来集思广益，通过掌握和运用科学方法弥补个人智力和知识的不足，这也是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现代决策方法已从经验直觉、主观臆断以及个人拍板等发展为科学的决策方法，大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在涉及改革开放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中，我国普遍采取政治协商的决策方法，广泛听取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组织的意见，通过协商、对话，对决策方案进行讨论，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作出最后的决策，进而确保了各项决策更好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