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诬告现象”损害了党外监督的有效性，因此，杜绝和清除“诬告现象”是党外监督对党内监督发挥“正效应”的关键。与此同时，还应当意识到合理运用权利的必要性，并建立防止权利滥用的体制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关键词】党外监督 权利滥用 “诬告现象”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执政党，在注重党内监督的同时，也应当接受来自于民主党派、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党外监督。党外监督涉及到知情权、参与权、批评权、建议权、举报权等监督权利的行使与运用，也涉及到线索举报激励、案件信息收集、办理结果反馈等具体的运行机制问题。如何有效引导监督权利的合理运用，既保障权利运行又防止权利滥用，杜绝和清除“诬告现象”，发挥党外监督对党内监督的“正效应”，成为党外监督与党内监督有效结合的关键。
合理运用权利是党外监督发挥“正效应”的关键
权利的本质是利益关系。在处理利益关系时，必然发生利益的聚合与分化、得益与受损等现象。利益受益者自然满意，利益受损者或未获取预期利益者，自然产生不满情绪，这本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少数群体和个人开始滥用监督权利，特别是批评权、举报权，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进行诬告，以期达到泄愤、报复、谋私的目的。本应发挥监督作用的党外监督渠道因“诬告现象”发生变异和扭曲，严重影响党外监督效果，使得党外监督的“正效应”难以发挥。因此，必须摒弃“权利万能论”“权利至上论”等对权利的美好想象，廓清权利合理运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有效引导和规范权利运用，成为党外监督能否对党内监督发挥“正效应”的关键。
合理运用权利，是避免党内监督庸俗化的关键。党内监督的本质，是对权力的监督。而权力具有公共属性和工具属性，这就决定了党内监督应当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以规范权力有效运行为目的。权力姓“公”，党内监督也应当姓“公”。滥用监督权利，以不真实的信息进行举报，是利用党内监督谋求私利的表现，使党内监督沦为泄私愤、谋私利、弄私权的工具，从而使党内监督庸俗化，也破坏了政治生态。避免权力庸俗化，关键是守住监督权利运用的底线，坚持合理运用权利，为党内监督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党外监督作为监督体系的重要环节，应当以维护党内监督的公共属性为目的，合理运用权利有助于发挥党外监督的“正效应”，从而避免党内监督成为“纸牌屋”式的政治争斗。
合理运用权利，是树立党内监督体系权威性的关键。党内监督的权威性来自于监督过程的有效性和监督结果的公正性，诬告是以不真实的信息干扰党内监督体系的运行，导致党内监督出现信息输入输出紊乱、运行机制受阻等现象，轻则影响党内监督的运行，阻碍或放缓党内监督发挥实效，重则误导案件的查办方向，导致监督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危及监督结果的公正性。由此可见，诬告的“负效应”之一，就是使党内监督难以发挥其本应具备的监督功能，而让党内监督的权威受损。因此，合理运用权利，突出监督权利运用的公正、中立、客观立场，让监督权利按照制度设计的目的运行，立基于党外监督的方位，为党内监督提供有效、真实的信息，避免误导党内监督的运行，从而为树立党内监督的权威提供支撑。
合理运用权利，是实现监督资源最优化的关键。当前，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极其繁重，监督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滥用监督权利、以诬告方式谋取私利的行为，必然加大信息甄别、案件查处和信息反馈的压力与负担。因此，合理运用权利，为党内监督提供有效、真实的信息，避免虚耗监督资源，把有限的监督力量用在刀刃上，有助于党外监督更好地与党内监督相结合，推动党内监督资源的优化与监督效率的提升。
合理运用权利，是党外监督更好地与党内监督相结合的关键。推动党外监督更好地与党内监督相结合，各党外监督的主体，都应当按照监督权利设置的目的去运用权利，以谨慎、严肃、认真的态度运用权利，让党外监督更好地对党内监督发挥“正效应”。
推动党外监督与党内监督有效结合需防止权利滥用
“诬告现象”的存在，以及由此给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造成的“负效应”，表明不仅权力有被滥用的可能，权利亦有被滥用的可能。“诬告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对于权利的滥用，是以一己之私利滥用监督权利。要使党外监督对党内监督形成“正效应”，必须根绝“诬告现象”，引导权利的合理运用，防止权利滥用。
防止权利滥用，必须要讲公心公道，避免以权利谋私利。权利滥用的思想根源，仍是私利作祟。而行使权利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人，人心的“公”与“私”，是权利行使“公”与“私”的核心。公心公道，是保证监督权利始终姓“公”的心理基础。以公心看待党内监督，秉持中立公正的标准，而非以自我利益是否满足为标准，做到评价干部实事求是、线索举报真实客观、案件查办积极配合、信息反馈客观对待，一切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公道看待党内监督，不仅认清党内监督的公共本性，而且认清知情权、参与权、批评权、建议权、举报权等监督权利的公共属性，以监督权利为公器，不借权利行使而偏私，不因权利运行而谋私。秉持公心公道，能够有效地消解权利滥用的心理基础，从而消除党外监督与党内监督有效结合的心理梗阻。
防止权利滥用，还必须建立权利运行的相关机制，推动权利良性行使。防止权利滥用，人心是关键，制度是保障。权利滥用的一大原因是缺乏对于权利运行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从而导致权利运行亦出现失序现象。根据当前党外监督的短板，以及党内监督对于防范诬告的实际需求，亟需建立对于权利运行的规范机制、引导机制和保障机制，维护权利运行的秩序，防范权利滥用现象蔓延。权利规范机制，是明确知情权、参与权、批评权、建议权、举报权等各项监督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在明确具体含义的同时，廓清各自的边界，防止权利运行的越界现象。权利引导机制，是确定权利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权利行使的程序，保证权利运行不出现偏差。权利保障机制，是明确对权利行使的各项保障措施，特别是对举报人的信息保密机制、奖励激励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让权利行使更具有科学性。权利运行的规范机制、引导机制和保障机制，推动监督权利在制度轨道上更加有序的运行，让诬告行为在制度框架内无存在空间。
必须认识到，防止权利滥用，也是监督权利存在和存续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党外监督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党内监督。“诬告现象”的存在，影响了党内监督的效果，可能产生党内监督资源虚耗、运行受阻、效果削弱和权威受损等“负效应”，从而降低了各项监督权利的存在价值和必要性。因此，避免权利滥用，也是各项监督权利自身存在和存续所需。进一步发挥各项监督权利的作用，推动党外监督对党内监督“正效应”的发挥，需要进一步认清诬告的本质，以及“负效应”给党内监督制度带来的危害，明确各项监督权利的定位与功能，行使权利和行使权力一样，做到不越界、不越轨。
党外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补充，构成完整的权力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诬告是干扰和妨碍党外监督有效性的阻滞性因素，推动党外监督与党内监督有效结合，必须清除和杜绝“诬告现象”，营造有利于党外监督的政治生态，进而为党外监督对党内监督发挥“正效应”助力！
（作者为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周叶中：《打造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利器》，《湖北日报》，2016年10月29日。
责编/肖晗题 美编/李祥峰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