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如何提升当代中国公民的文化素养，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当代中国公民文化素养的缺失，与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的历史有关。在农业社会里，只有“公”与“私”概念的分界，没有建立在全民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德”，这里包括契约精神、信用体系、法律约束、个体自律等观念。
鸦片战争至今的一百多年，中国长期陷入西方列强欺辱、战争和内战的漩涡，国计民生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当时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遑论什么公民文化素养？怎么指望公民素养在国家积弱的环境中提高起来？而最近40年，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岁月。我国不仅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的自信心大幅提升，而且全国上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因此，当代中国公民的文化素养如何提升的问题，势必会被提出来讨论。
提升公民文化素养，是关乎到中国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也关乎中国的未来，并非可有可无的小事。毫无疑问，没有当代中国公民文化素养的提升，中国仅仅靠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无法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理想，也不可能真正进入世界强国之林的。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一般都是经济上先富起来，然后精神文明的步伐就会跟上去。例如，20世纪初乃至中叶前后的美国，在纽约、芝加哥等特大城市，也经常有行人乱闯红绿灯、随地吐痰、出语粗俗等问题。美国反映这一时期的电影和书籍，对这种历史状况都有形象的记载。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历史变革，在各种变化中，文化素养的逐渐提高也正处在缓慢但坚韧的变化中，对此笔者充满信心。
在此前提下，主流媒体应该加大这一问题的宣传、讨论。应允许老百姓公开讨论中国人的文化素养，批评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同时大力宣扬各种文明事迹。在下一代人当中培养自觉的公民意识、公民道德、公民文化素养，并健康、有序、积极倡导提升公民文化素养，包括公民公德意识的宣传、讨论。
提升当代中国公民的文化素养，有“软”和“硬”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做。“软”的方面，有中央电视台的朗读节目、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长期坚持的“公益讲座”活动，等等。在深圳，由市图书馆和图书城进行的“市民读书月”，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在长长的历史隧道里，这种活动还是微弱的灯光，但笔者相信，如果长期坚持，并积极向其他领域主动推广和延伸，若干年后，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硬”的方面，应该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开展政府主导、群众主动参与的像地铁排队这样的“强制性行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长期在地铁、公交车站等地派人驻守，强制性动员、说服所有人遵守公共秩序，养成自觉排队的习惯。如果遇到违反排队公德的现象，先是劝阻，然后可以适当罚款。2014年、2016年笔者两次在澳门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澳门各条街道上，惩罚违规行车和吸烟的广告牌比比皆是。例如，超速行车罚款2万澳门元（合人民币1万多元），在公共场所吸烟罚款600澳门元（合400多元人民币）。由于有这种严刑厉法，一般人都不敢违反。
提升当代中国公民的文化素养，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程。例如，对进城务工的农民，不能只看到他们勤劳、刻苦、奉献的一面，同时，还要看到他们把农村个别的陋习带到大城市来，可能会干扰、破坏城市公共秩序的一面。对于北京这座特大型城市、中国的首善之区来说，最关键的是，首先要抓好地铁和公共汽车站的有序排队问题。政府有关部门，不要“一阵风”式地抓文明建设问题，不能只做一阵，下一阶段就停滞不前、无人问津，这样下去，提升当代中国公民文化素养的问题，就只会停留在就事论事的阶段。
北京奥运会期间，曾经动员了几万大学生和社会青年担任志愿者，这种成功例子也可以引入城市管理的机制之中。未来我国可以动员社会大众广泛参与，在每个社区、每条街道、每个社会角落，都常年派人管理监督，形成人人遵守社会公德的习惯和良好健康的人文环境。新加坡社会的文化素养，都是从幼儿园时期就开始抓，严格要求和软性宣传同时进行，值得我们大力学习和仿效。笔者建议，可以“从北京做起”，大力宣传北京在这方面的经验，然后逐步向全国推广。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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