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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故纳新,建立开放包容的现代中华文化

【摘要】古老的中华文化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成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关系的现代文化,中国现代复兴之成功取决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通中学和西学,建设开放包容的现代中华文化。我们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吐故纳新、继往开来,推动社会结构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现代中华文化 西方文化 文化活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唯有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带来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文化是一个生命体,生命体是开放的系统。文化一方面要通过吸纳外部世界中的养料维系生存,另一方面也要为适应外部环境而进行内部调整。正如生命体是在应对外部世界的挑战和应战的过程中优胜劣汰一样,优秀的文化是在开放和包容中成长的。

如果打开一张世界地图,把各种文化以不同的颜色加以标注,我们就会发现:1500年以来,这些文化区域基本没有改变。欧洲是基督教的文化区域,中东是伊斯兰教的文化区域,南亚是印度教和佛教的文化区域,东亚是儒家的文化区域。尽管这些区域经历了历史更迭,但文化的色彩却没有改变,这足以说明文化的稳定性。

把世界文明的基本类型定格在公元前六百年至三百年的时代,在那时,中华大地上的儒家文化已经塑造成型,孔夫子编修的《书经》《诗经》《易经》等儒家经典开始流传;希腊文化圈也已经形成,希腊的哲学、神话、戏剧和历史的典籍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原典塑造了文明的基本类型。如果把文化版图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关联,我们还会发现,在文化稳定的地方,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往往相对稳定。在一些文化版图交界重叠的地区,如前南斯拉夫地区、阿富汗、黎巴嫩和叙利亚,往往是政局最动荡的地区。在一些原有的文化根基比较薄弱并受到其他文化入侵的地区,经济一般都比较滞后。

现在世界上有三大经济繁荣圈:欧洲、北美和东亚。在欧洲和北美,经济最繁荣的地方,有根基深厚的基督教文化传统;而在东亚,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是儒家文化传统的覆盖区域。唯有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带来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全盘西化的心态和死抱八股的守旧心态都是有害的。《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活力。我们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进行创造性转化,不断吐故纳新,才能使旧邦维新、保持活力,推动社会结构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文化作为一种生命体,在整个社会中起着底层奠基、上层调动、中间贯通的作用

文化已经深深融入到了国民思想和生活的各个层面。过去,我们过多地关注文化的上层建筑意义,但实际上,文化更加包括语言和日常生活。首先,语言好似精神生命中的血液,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早已融入到了国民的语言机制中,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其字形结构大都包含深刻的意义,文化经由语言塑造人的精神生命。其次,国民的基本共识是在日常的生活世界中形成的,在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传统文化已经与国民的日常生活相互交融、不可分割。在上层理论界的某些高谈阔论,虽然少不了文人墨客的追捧,但如果不能给人们带来高品质的生活,就不免被百姓疏远、被时代淘汰。

作为一种生命体,文化在整个社会中起着底层奠基、上层调动、中间贯通的作用。文化培养人的德性和才智,贯通社会各个层面人员的思想交流,起到调解异议和凝聚共识的作用。我们常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一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不能简单化地加以理解,只承认文化顺应经济基础的作用,否认文化在社会建构中的主动性和活力。文化活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贯穿了从日常生活到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传统文化以极其牢固的方式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正如科学技术要靠人来掌握,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的道理一样,人的精神生命也需要靠文化来维系。

人靠文化安身立命、修身养性。从家庭生活和孩童教育起,文化就在底层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底层奠基依靠千百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和自觉奉行的伦理规范,以致习性成自然,好似天经地义,永远如此。世界上各大传统文化的持久生命力,正是由于其千百年来的底层奠基。

文化也起着上层调动的作用。当社会出现问题了,也需要靠文化进行上层的调动,找到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进行社会的结构性改革。文化的上层调动作用并不局限于主流媒体的宣传鼓动,还要通过一种中间贯通的机制,把社会各个层面成员的利益和意见协调起来。这就如同血液循环一样,要通过心脏的调动把身体各个部分器官联结起来,传送营养和排泄废物。社会体制是否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这种善于发现问题的敏感性和解决问题的高效性。因此,我们有必要营造一种开通言路、集思广益、透明公开的文化机制,才能有效发挥文化的这种上层调动和中间贯通的功能。

社会中的人是通过话语来实现交往的。要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需要凝聚共识,而凝聚共识是通过话语交往实现的,仅仅依靠舆论鼓动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人民大众的积极参与和真心拥护。如果没有在文化中凝聚的共识,改革就难以取得成功;如果把文化当作工具性质的东西,认为外国的文化能像工具一样随意拿到本土来使用,其结果往往是问题得不到解决。若在普通民众中不能形成文化共识,就容易造成冲突不断、乱象丛生的局面。同样,那些把传统文化视为社会前进的阻力,认为只有大破才能大立,想方设法通过毁灭传统文化来树立外来意识形态的做法,其结果是割断本土精神生活的命脉,使得民众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之中。

古老的中华文化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成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关系的现代文化

回顾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我们不难发现,在文化的问题上,我们缺乏对文化的有机审视。这表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和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观点,这两种观点表面上相反,实质上都无视文化的有机联系。文化是一种经由语言融入到人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方式中去的东西,外来文化只能通过与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才能成活。“拿来”的东西水土不服,与现存的东西不相匹配,所以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但为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走不通?这是因为这种观点把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完全分割开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西方的科学理论是紧密结合的,西方的科学理论与西方的哲学等思想文化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西方的思想文化又与西方的社会体制相关联。因此,我们应该以整体的眼光看待西方文化,不仅要研究西方的科学技术,还要研究西方科学技术在西方的整体文化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厘清它们与社会中其他因素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应从整体上看待中国文化,在吸取西方社会发展问题整体经验的同时,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佳方案。

由于缺乏这种文化的整体观,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仓促而短命的,直到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才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救亡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程,使得中国人重新赢得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古老的中华文化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成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关系的现代文化。

就文化知识而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引进西方的科学知识入手。但是仅仅把科学知识理解为科学理论或科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培育科学知识需要建立从初等到高等的教育制度、要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要营造自由探讨的学术气氛和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制度,要使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得到有效应用,建立科研与生产有效联络和协同的机制。回顾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教育和人才选拔的特点可以发现,我们的创新精神依然不够。如果文化知识永远局限于某一特定范围,那么又何谈文化创新?

就伦理道德而言,中国古代有一整套从“孝道”到“仁爱”的伦理道德观念。毫无疑问,这是现代伦理价值观念的根基。但是如何把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与现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衔接起来,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中国古代以家族和乡村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形成了一套以自然血脉和宗族关系为纽带的生产、生活和道德教化的体系。这套体系在古代行之有效,在现代却难以为继。从古代的小社会到现代的大社会,从古代的家族成员到现代的社会公民,需要把传统文化中忠孝仁义的价值观念与现代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公民个人层面的道德准则衔接起来。

对此,我们应该思考:现代人的道德教化该由谁来负责?实际上,现代文化正在以很多新的方式传播价值观念。网络中的搜索引擎、电子文库、微信、微博等平台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纸质报刊,即便是流行歌曲和网络游戏,也夹带着价值观念。如何扩展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如何办好社区文化,如何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和培育高尚的价值观念,是一项落在现代中国人头上的崇高使命。

就法治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是“礼法”。从古代的礼法到现代的法治,需要从法律的思想理论,立法、执法和监察的机构和程序,以及法官和律师队伍的建设等许多方面展开工作。中国的法治建设起步较晚,为妥善处理现代社会的新问题,我们还需制定和完善反垄断法、证券交易法、社会保险法、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法治意识相对薄弱,法制建设相对滞后。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是特别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

中国现代复兴之成功取决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通中学和西学,建设开放包容的现代中华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俗来说,辩证唯物主义的要点是“实事求是”加“二分法”;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是“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加“革命理性主义”。中国现代复兴之成功取决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通中学和西学,建设开放包容的现代中华文化。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可以妥善处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现实问题。

近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表现为从国家指令式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现有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的思想觉悟程度,并且通过实践的效果来加以检验,我们无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符合当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现象: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意识形态专家公然宣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他们以乌托邦的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当前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归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我们也要坚持用“二分法”的辩证眼光看待市场经济:一方面,市场经济提高了经济效益,使得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总体上得到大幅度改善;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为了鼓励投资、吸引人才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会引起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扩大贫富差距。我们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应考虑到市场经济的这种两面性,为了提高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效率,我们不仅要培育诚信、敬业、公正、守法等价值观念,也要努力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培育友爱、慈善等价值观念。

现代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西方从“前工业化社会”走到现在的“后工业化社会”,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研究西学,了解西方,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融贯中西,能使我们少走弯路,增加后发优势。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孔学堂”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项目编号:kxtzd2015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②张庆熊:《探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理论视野》,2014年第4期。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李祥峰

[责任编辑: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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