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闻鼓、肺石：昭雪冤案、清理滞案，保证下情上达
早在上古时期，我国就设置了下情上达的相关制度，主要指“谏鼓”“谤木”“肺石”之置。传说“谏鼓”始置于尧舜时期，用以接受投诉和进谏，历代沿袭。大约到魏、晋时期，改称登闻鼓。“肺石”据说是一块长约八九尺的石头，始见于《周礼》等书，立于宫门之外，主要是为贫民上诉所设。
在这些古代氏族社会的原始民主制度中，流传到唐代的只有登闻鼓与肺石，唐时长安与洛阳的宫殿朝堂前均有设置。其中登闻鼓置于西朝堂，肺石置于东朝堂。唐朝规定，民间有冤情需要上达皇帝时，可击登闻鼓；如是老幼孤苦不能自诉者，则立于肺石之上，表示有冤情上达，由监门卫或者御史台人员奏闻皇帝。如果是在押犯人提出申诉，可以由其亲友或知情者代为申诉。当时规定，登闻鼓、肺石无须派人把守，也不允许阻止官民向皇帝申诉，违者治罪，以保证下情上达。
这一制度的设计主要是解决冤案不能昭雪、滞案无法清理等问题。唐朝的诉讼制度规定，凡案件均由户籍所在地官府审理，如果路远或申诉者身体有残疾，可以由距离最近的官府审理。如不服，由审案官府出具理状，然后到尚书省投诉，由左丞审理。如仍然不服，由三司审理。所谓三司，指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三个司法部门，由其联合组成审理机构进行再审理。如果仍然不服，则允许上奏皇帝，有时皇帝也会亲自问案，称之为“亲录制度”。在武则天、唐代宗、唐德宗时期，皇帝亲自过问案件的情况较多，导致击登闻鼓者甚众。一些官员认为，皇帝直接问案，干预了司法部门的工作，所以后来此类案件大都由相关部门审理。由于是皇帝亲自交办的，所以冤案往往能够及时得到昭雪。
如唐德宗时，陕州观察使卢岳之妾裴氏生有一子，卢岳死后，其妻分财产时却不分给裴氏之子。裴氏遂向时任东都留台侍御史的穆赞提出申诉，穆赞的上司御史中丞卢佋与宰相窦参勾结，反倒主张治裴氏之罪，被穆赞拒绝。于是他们诬陷穆赞接受贿赂，将其下狱治罪。穆赞之弟穆赏赴长安，击登闻鼓向皇帝申诉，最终使穆赞之案得以昭雪。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后来出现了投匦制度，登闻鼓与肺石仍然保留，这是因为由于种种原因，所投之状并不一定能够呈送到皇帝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登闻鼓与肺石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因此，有唐一代，登闻鼓、肺石、铜匦，三者相辅相成，始终存在。
光顺门和右银台门：唐朝重要的上疏进状渠道
除登闻鼓、肺石外，唐时的光顺门与右银台门也是当时上疏进状的两条重要渠道。大明宫南面有三座门，中为丹凤门，东有望仙门、西为建福门。从建福门入宫，向北直线入光范门、昭庆门，就可抵达光顺门，以此门为界，分为内廷、外朝。光顺门在唐朝政治与宫廷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一大功能就是上疏进状。通过光顺门上疏进状，由閤门使负责接收和进呈。此外，这里还是向皇帝进献书籍、诗文的场所。
光顺门接收的都是重要的上书或表章，通常多是官员的上书，普通民众的进状则不能通过这一渠道进呈。在这里上疏必须要有印引，所谓印是指上疏官员的职印，所谓引是指宫中的一种公文。若无印引，閤门使不得接受上疏。正因为通过这一渠道上书有诸多限制，所以人们往往愿意投匦进状。如唐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讨伐叛乱藩镇，劳师无功，在朝臣们的压力下，宪宗被迫贬其为淮南监军使。另一宦官刘希光受将军孙璹贿赂20万贯，为其谋求节度使之职，事泄后被治罪。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道宪宗对吐突承璀恩宠未衰，于是投匦上疏，认为二人无罪而有功。当时的知匦使是谏议大夫孔戣，看到李涉上疏的副本后，大怒，当面斥责李涉，并扣押了其上疏。李涉又通过閤门使将自己的上疏呈送皇帝。孔戣遂向皇帝上表，极论李涉勾结宦官之罪，导致其被赶出朝廷，贬为陕州司仓参军。李涉本来可以通过光顺门上疏，图省事而投匦，受阻后才通过閤门使进呈上疏。
右银台门是大明宫的西门，是百官、使者和宫中其他人员经常出入之门，也是官员上表、进奉贡物、奉诏入对、臣民诉冤、问起居的必经之地。百官上朝需要从建福门入宫，平时晋见皇帝则往往自右银台门出入。给皇帝的表章和文状有时也通过右银台门传送，故在这里置有门司，专管负责接待臣下、使者以及受理各种表章和诉状。右银台门内所建的客省，就是专门用来接待四方奏计及上书言事者，所有费用皆由政府承担。右银台门本来是百官、使者的通行之门，不具备接收上书的职能。出于方便，不少人入宫时顺便把表状交给门司，久而久之，反倒形成了银台门接收表章上书的制度。唐后期曾有皇帝力图纠正这种做法，但时间不久便又恢复故态了。
“投匦”制度：便于民众献言、申诉
投匦制度形成于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原先是在朝堂内放置了四个铜匦，由于形制过大，后来改为一匦。铜匦四面开门，中有隔档，东面叫“延恩”，涂成青色，凡向皇帝进献颂赋、上养民、劝农之表，请求获得官爵的则投之；南面叫“招谏”，涂成红色，凡向皇帝上书论朝政得失的则投之；西面称“伸冤”，涂成白色，凡有冤屈向皇帝申诉的可投之；北面称“通玄”，涂成黑色，凡有关天象灾变、军谋秘划之策以及告密者投之。
在设置铜匦之初，就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此事。建中二年（781），确定以御史中丞一人为理匦使，谏议大夫一人为知匦使。之所以设置两人分管此事，是为了便于互相制约、互相监督，防止扣押投状、隐瞒案情的事发生。开元时期，为了加强对此项事务的管理，还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匦使院，隶属于中书省。其官员设置除知匦使、理匦使之外，还置有判官一员、典二员，后来又增置驱使官二员，以协助长官处理各类表状。天宝九载（750），唐玄宗以“匦”字声近“鬼”，遂改理匦使为献纳使，至德元载（756），又恢复旧称。
知匦官员的职能主要是收纳投状，分档归类，进行初步处理。知匦使与理匦使的分工是：前者负责受理投状，后者负责处理投状，大事呈奏皇帝，其次呈送中书门下（宰相商议军国大事的场所），小事则直接交给相关部门处理。唐朝规定，凡投匦文状必须要有副本，知匦官员可以拆阅副本，进行初步处理，决定是否呈报皇帝。可见其权利还是很大的，其态度直接决定了投状的成功与否，这种情况引起了皇帝的高度重视。至德元载（756），右补阙阎式提出应先检查投状内容，然后再确定是否可以投匦。唐肃宗认为这样会造成“壅塞”，下情不能及时上达，于是便将阎式撤职贬官。
为了防止知匦官员随意扣押投状，保证上访渠道的畅通，唐代宗在宝应元年（762）索性下诏规定，不许知匦官员拆阅所投文状，并不许盘问投状人。这样便造成了知匦官员无法对所投表状进行分类处理，加大了内廷的工作量。于是又在大历十二年（777）规定，六品以上官员投匦上书言事者，不必再准备副本。因为在唐朝，六品以上官员的地位就比较高了，其上书内容一般比较重要，是一定要保证进呈皇帝的。换句话说，其他人员的投状还是需要副本的。至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索性又全部恢复了副本之制。
为了规范表状的进呈，防止利用个人关系，唐后期还规定：进呈表状必须投入匦内，由相关官员登记归类。由于唐朝的表状均为卷轴装潢，卷轴过大，则无法投入匦内，对于此类表状，可由专使呈送宫内。
为了防止事无大小，动辄投匦进状，理匦使李渤在长庆三年（823）上疏说：大事必须向皇帝奏请才可投匦进呈，一般事务呈送中书门下，小事直接呈交相关部门处理，如果相关部门处理不当，才可投匦进呈。如果无理妄诉，在本罪的基础上加一等处罚，这得到了唐穆宗的支持。此后，唐朝政府还多次强调这一点，可见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不过如此一来，又担心影响朝野之人向朝廷进言的积极性，导致有些冤案不能及时昭雪。唐文宗时，在理匦使李中敏的建议下，取消了知匦官员对表状的审查筛选，全部进呈内廷，“取舍可否，断自中旨”。
总之，唐朝的投匦制度在具体做法上时有变化，投状人多，则加以限制，人少又加以鼓励，一切都以当时的具体情况为准。
在唐朝下情上达的渠道中，“投匦”制度与下层民众的关系最为密切
唐朝下情上达的三个渠道——投匦、登闻鼓与肺石、光顺门与右银台门，将朝野的上访、投诉、献言、举报等都囊括进去了，其中与下层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投匦制度。普通民众上诉的主要是刑事案件以及婚姻、土地、财产等民事纠纷。为了适应民众上诉的不同情况，投匦制形成后，侍御史、给事中、中书舍人轮换在朝堂值班，接受投状，还未形成三司在朝堂直接推决刑狱的制度。大历十四年（779）六月，唐代宗命以御史中丞、中书舍人、给事中各一人组成三司，每日在朝堂接受诉状，推勘处分，三司朝堂推按制度正式形成。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又改为由刑部、御史台、大理寺等三个部门官员组成三司。如果对三司推决不服，则击登闻鼓，向皇帝投匦进状。通过这种方式的确昭雪了不少冤案，如京兆人张忠遭人诬陷，张忠的母亲、妻子投匦诉冤，诏御史台推问，终于洗刷了冤情。
唐朝投匦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冤案申诉、献言招谏、举报与告密、国计与民生等四个方面。除了冤案申诉外，若在其他方面有所建树，则可以获得官职或者得到提拔，这在武则天时代尤为明显。当时告密者蜂起，获官者无数，虽然网罗了一些人才，但也导致酷吏政治的产生。为了鼓励告密，武则天规定，凡投匦上书者，都由地方官府提供食宿及交通工具。武则天以后，诸帝虽然不再对上书人提供这些待遇，但对投匦上书还是持鼓励态度的。即使在唐后期，皇帝仍然对投匦告密很重视，如唐代宗在宝应元年（762）规定：如有告密之状，要及时进呈，将告密者暂时羁留在右金吾仗院，再把相关公文（牒）送到御史台和京兆府，以查明实际情况。对于其他类别的投匦上书者，规定由知匦使问清其住址，并以公文的形式通报给京兆府。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如果皇帝对上书的内容感兴趣，欲召见上书人时，不致使其无从找寻，因此规定必须查清其住址。如十日内皇帝没有动静，则任其自由行动。
总体来看，唐朝的这一套制度在下情上达、招纳贤才、征求谏言、广开言路、昭雪冤狱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这一制度曾被用作告密的工具，但并非其主流。正因为如此，这一制度也一直被后世沿袭了下来。不仅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朝有所沿袭，十国中的有些政权也有设置。宋初完全沿袭唐制，后来又先后改为登闻院、理检院、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等，直到明清时期仍然置有登闻鼓，可见其影响之大。有人把唐代匦使院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访机构，虽然不十分准确，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唐]李林甫：《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②[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③[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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