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发现】
● 2016年中国公众文化自信指数平均值为75.63，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以积极理性的态度热爱、认同自身文化。
● 传统文化精神、时代创新精神是支撑中国公众文化自信的两大支柱，公众对建党立国精神的认知与认同有待进一步加强。
● 受访者体现出较强的民族文化包容性，但国际文化发展意识仍有待提升。
● 对中国历史、综合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制度的认同，与文化自信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调查时间】
2016年9月—2016年11月
【问卷发放】
面向31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发放问卷9971份（包括人民论坛微信公众平台和其他网络推送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938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4.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的积淀与升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卓越的过去与璀璨的今天。在自豪的同时，更应该展望未来。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来源，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回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开辟了一条人类史无前例的高速和平发展之路。然而相对于物质财富的增长，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快速发展，与拥有5000年历史文化的泱泱大国显得并不相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其核心内涵之一。而文化复兴与文化自信可谓相辅相成，倘若对自身文化都产生了距离感、陌生感乃至排斥、厌恶，那么何谈文化复兴与民族崛起呢？因此，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意识到建立文化自信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为此，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围绕中国公众“文化自信”现状，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途径，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2016年度“中国公众文化自信指数”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中国文化认知、情感认同、行为倾向以及影响因素等。试图通过本次调查来呈现当前中国公众文化自信状况，摸清影响公众文化自信的可能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公众文化自信的政策建议。
公众关于文化与文化自信的认知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建党立国精神和时代创新精神是文化自信的三大精神内核，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密切相关。当问及如何描述中国文化时，超六成（6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战奋斗所孕育的革命精神”，“具有时代性，不断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在访谈中，有专家表示，文化不仅是精神、观念或思维，其常常孕育和发展在多个载体中。通过进一步调查，约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文化“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 。
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了解并充分肯定自身的文化价值，对文化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念，同时对待不同文化时具有兼容并蓄的包容态度，既不自卑，也不自大。在心理学中，“自信”是一个多维整合复杂的系统，包含自我认知与评价、情感体验等成分。因此，我们将文化自信划分为文化自知、文化自豪、坚定信念、文化传承、文化交流、文化发展、文化竞争等维度，并进行测量。调查结果显示（如图1），67.7%的受访者认为文化自信是“对自身优秀文化传统保持尊敬和自豪”；61.8%的受访者认为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的发展前景有坚定的信念”；61.2%的受访者表示会理性对待自身文化，指出文化自信就是“不自卑、不自负”；58.2%的受访者选择文化自信是“积极传承并发扬光大自己的文化特色”。相反，只有40.1%的受访者认为文化自信要“从现实需要出发，借鉴外来先进文化”，仅有27.1%的受访者认为文化自信是“放眼世界，在国际竞争中争取影响力”。说明“自尊”“信念”“理性”“传承”等关键词的认可度较高，“借鉴”“竞争”等关键词的认可度较低。
综上，为较为准确地掌握当前公众的文化自信状况，我们主要测量公众关于传统文化精神、建党立国精神以及时代创新精神的基本认知、情感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价值判断、行为倾向。
当前公众文化自信水平总体较高，积极理性热爱自身文化
传统文化精神、时代创新精神是当前中国公众文化自信的两大支柱。我们从认同、信念、参与意愿等维度测量了受访者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建党立国精神以及时代创新精神的情感认同度。情感认同是指能够正确的看待自身文化，理解并认同自身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并对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有信心。结果显示，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情感认同度最高，约七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热爱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更好发展抱有信心，并积极参与中国传统节日。本次调查发现，公众对于时代创新精神认知得分最高（77.99分）。体现时代创新精神的中国先进文化立足于中国现实，以科学为基础，不断地吸收人类科学技术的优秀成果。同时，时代创新精神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创造的，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所思考的问题，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也必然被公众熟知并认同。进一步分析显示，其中公众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时代创新精神的了解度最高。
公众对建党立国精神的认知与认同有待进一步加强。建党立国精神发源于中华近代文明的危难之际，诞生了“坚定信念，敢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紧密团结，逆境奋斗”的长征精神、“服务人民，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以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西柏坡精神。其根植于中华传统文明，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然而调查数据显示，建党立国精神认知与认同得分均低于平均分值，分别为77.26分和77.81分。访谈中我们发现，不少受访者表示观看影视剧成为了解建党立国精神的重要途径。但是近年来，大批戏说历史、消解红色经典的抗日剧和谍战剧大量占据荧幕，出现了“年轻人看噱头，老年人直摇头”的窘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历史是一部艰苦的奋斗史，当下许多过度娱乐化的抗战题材创作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公众民族文化包容性得分较高，但国际文化发展意识有待提升。行为倾向是指公众对待非主流文化以及国际文化交流竞争中的态度和角色定位。经过调查分析发现，首先，面对非主流文化，大部分公众能够保持理性态度，以兼收并蓄、促进自身文化发展的原则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当问及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态度时，72.5%的受访者选择“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尊重、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当问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时，65.4%的受访者选择“坚持自己的文化理念，从现实需要出发，借鉴有利于我国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但也有近20%的受访者表示“外来文化不适合我国国情，应全盘否定”。其次，公众的国际文化发展观念较为薄弱。调查结果显示，26.9%的受访者认为“我们离西方强国差距甚远，竞争只能备受欺凌”，28%的受访者认为“我们是天朝上国，地大物博，没必要进行国际交流”以及“世界文化那么多，我们是否参加并不重要”。可见，在国际文化竞争中，有近30%的受访公众表现出文化自卑、自负以及封闭等心理倾向。最后，超过六成的受访者有积极的角色定位，表示在文化自信的培育和推广中，更倾向于成为“积极推广者”。28.3%的受访者则选择了“被动参与者”，7.8%的受访者态度较为消极，选择了“坚决抵制者”。
多因素影响公众文化自信水平
公众心理的基本认知、情感认同和行为倾向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文化自信水平的高低往往也是多个因素、多个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受访者对中国历史、理论、领导以及国力的感知，政治面貌、职业、收入和居住地都有可能对自身文化自信水平造成影响。通过将公众文化自信指数与国家发展四维根基认同以及职业、收入等进行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变量间的相关性显著。为进一步探析何种因素在哪些环节与公众文化自信水平的关系更加紧密，哪些因素对文化自信指数的解释力度更大，我们联立相关因素和文化自信指数建立了分析模型，对更详细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观察和分析。
首先，四维根基认同与文化自信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公众的文化自信并非凭空产生，其背后是对民族发展根基的认知。调查数据显示，高度认同我国四维根基的受访者，相对的，其文化自信得分极高（如图2）。如40.82%的受访者完全赞同“中华民族铸造了五千年灿烂文明、积淀了优秀的文化资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精神”（历史根基），其传统文化精神自信得分为92.58；38.22%的受访者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理论根基），其时代创新精神自信得分为93.81；38.66%的受访者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探索，自觉承担文化责任”（领导根基），其建党立国精神自信得分为92.95。38.03%的受访者完全赞同“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项建设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力根基），数据显示，其具备积极的国际文化交流竞争意识。
其次，受访者的部分人口学变量对文化自信水平有着显著影响。一是中共党员有较强的文化自信水平。根据调查数据结果显示，中共党员的文化自信指数得分最高（80分）；群众次之，得分为76.42；再次是共青团员（74.04分）；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的得分为68.57。二是有稳定工作的受访者文化自信较高。其中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管理者及职员的文化自信水平得分最高（81.5分）；学生和私企职员的文化自信分别得分为76.5和77.6；相应的，长期失业者的文化自信得分最低，为65.25分。三是受访者的月收入与文化自信水平有着复杂的关系。根据数据显示，当月收入超过12000元时，文化自信水平随着收入的增高而递减。进一步分析发现，月收入在8001-12000元以及2001-5000元的受访者，文化自信水平最高，分别为75.75分和76.3分。这两类月收入分别为大、小城市的中等收入阶段，说明中等收入阶层的文化自信水平较高。另外，居住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或县级城市、乡镇村的受访者文化自信水平大致呈现递减趋势。可以认为居住地的文化建设越完善、综合经济水平越强，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信水平就越高。
提升文化自信的几点建议
弘扬中国文化，坚持不忘初心。从理论来看，文化自信是一种自尊、自豪与信念。从实践来看，文化自信是不忘初心的核心标识。当前形势下弘扬中国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尤其要做到不忘初心。具体来说，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为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奠定了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二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三要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将其作为中国公众终身奋斗的“初心”，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实质与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及文化自信的根本性和重要性。“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建党立国精神和时代创新精神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了深厚土壤。文化自信与三大自信相辅相成，一方面文化自信成为了三大自信的基石，另一方面，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更是文化自信的来源。具体来说，坚定道路自信，就是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与内涵；坚定理论自信，就是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与特点；坚定制度自信，就是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与优势。
解读红色文化，发扬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的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本次调查发现，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建党立国精神认知与认同得分均明显低于平均分值。在三大文化精神情感认同的量表中，“有机会，我愿意重走长征路”以及“未来十年，会有更多外国人学习中国革命文化的得分最低，说明公众的革命认同与信念感相对缺失。针对这些问题，一方面，鼓励阅读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先辈的经典著作，通过阅读深入了解革命思想，结合自身实际透视红色文化，思考革命精神。另一方面，注重红色经典的反思、传承与创新。红色经典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因此，如何丰富红色经典，阐释当代的红色精神是弘扬创新红色文化的关键。
加强文化建设，满足公众文化需求。首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经济成分更加复杂，人民的利益需求更加多元，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形势既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巨大活力，也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冲击，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更需要弘扬主旋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其次，深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一批高素质理论家，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使公众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本质，自觉认同时代创新精神。最后，确保高水平文化成果产出。访谈中有专家表示，当前我国的文化产品中存在“只有高原没有高峰”的现象，许多文化作品生命周期短，经不起市场考验。为此，需不断改革文化体制，摒弃文化产业的浮躁，仔细打磨出高质量作品，满足公众不断提高的文化需求。
丰富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际文化竞争力。本次调查发现，在文化自信含义的认同度量表中，相对于“自尊”“自豪”“理性”和“传承”等高认同度，40.1%的受访者认为文化自信要“从现实需要出发，借鉴外来先进文化”，只有27.1%的受访者认为文化自信是“放眼世界，在国际竞争中争取影响力”。数据进一步显示，在对外文化心态的量表中，有近30%的公众表现出文化自卑、自负以及封闭等心理倾向。说明中国公众的国际文化交流竞争意识有待提高。为此，首先准确定位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精神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建党立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奋斗所形成的独特文化；时代创新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内容。其次，丰富涵养中国文化。立足于现有的社会实践和高新技术推进文化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创新，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与融合，积极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文化发展中注入时代精神。最后，努力讲好中国故事，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一方面，通过生动的案例传播中国文化与精神，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明。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产业运作，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资源，建立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国文化品牌。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陈琳、贾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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