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中产阶层这一群体浮现并日益壮大。对于中产阶层的称谓，存在不同的表述，如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等。《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家庭财富总额全球排名第三，中国家庭资产为1万至10万美元的中产阶层比2000年翻了一番，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综合收入水平、职业身份认同、教育背景、社会声望、消费水准等维度，考察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他们正在形成“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心理特征”①，表现出一些独特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其消费能力和文化资本、价值观导向，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作用。
媒体历来是社会群体和个人生活方式、品味与文化形态表现的重要场域。网络传播的兴起、个性化社交化媒体的普及使用，为中产阶层构建自我、推广文化品味和价值观念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新空间。网络所具有的即时、共享等特点，提升了中产阶层话语主导地位，使其意识形态获得了新的存在方式。网络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力，可以容纳中产阶层多种文化形态、文化要素，增强其“宏大叙事”中所隐含旳“元话语”价值能量，并通过网络互动进一步促进其嵌入更多人的意识之中，影响大众感知、情感、认知和价值取向，塑造大众社会理解。
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特点
在公众的印象中，中产阶层具有一些代表性身份标志：他们的职业高端、收入稳定；文化水平较高，城市人群一般都接受过大学教育；他们享有舒适安逸的生活条件，追求有品质的生活。媒体是中产阶层形象的主要塑造者。一个典型中产阶层的媒体视觉形象大概是：居住中高档社区、装修精致的房子，开着中高档私人轿车、身着名牌服饰，形象光鲜亮丽、携带现代移动办公设施，衣食无忧、拥有存款股票、定期度假休闲。比之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当今中国中产阶层规模还较小，且由于存在城乡、贫富的差距，这一阶层生活水平也有较大不同。但尽管如此，从消费意识、政治参与以及文化追求等方面考察，还是可以触摸到这一阶层具有的一致性意识形态特征。
一是生活方式前卫，具有独特的消费意识，购买力活跃，是消费主力军，也是社会时尚的引导者。他们的行为举动、生活品味对于大众的消费观念起着示范、暗示的作用，能够拉动消费市场，同时塑造着新的消费风尚。
二是求安求稳、行为务实。中产阶层生活领域集中于城市，既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又是发展成果的分享者，与传统工人和农民的思想意识相比，具有较强的现代性公民意识。他们多以冷静、积极的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自诩科学、理性，敢于对话权威，标榜捍卫现代民主和法治。
三是职业意识较强，有敬业精神，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素质，崇尚个性化，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显示出强烈的竞争精神、进取意识，看重成就、动机、职业、社会伦理。他们希求通过勤奋工作追求自我实现，寻求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满足于传统的文化定位和固定观念，批判意识更明显。这一特点，在很多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励志语录中可见一斑；在一些人不计主客观条件，极端化强调“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观念，以及魔鬼式的训练行为中，也得到了近乎疯狂的反面呈现。
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的网络聚像
数字化传播的出现，使网络成为中产阶层表达诉求、传达价值观念、引领社会生活的新工具。网络平台所承载的信息观念，可以更快速更便捷地被复制、浏览、存储、传播和更新，维持和巩固其原生态，并转而延伸至线下，通过社区、朋友圈等方式深入熟人、共鸣群体，影响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认知、判断甚或行为。网络中，中产阶层意识形态传播表现出几种特征：
第一，从话语表达上看，争取利益、维护权益、设置公共议题引领舆论的意识强烈。以理性、客观、中立为精神聚像的当下中产阶层，更关注民生、法治、民主等公共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批判气质。中产阶层中的不少人，有过较长的奋斗过程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其中一些人，也是传统媒体“传播者主导”和新媒体“网络互动”二元传播格局的经历者，两种传播模式的冲突和矛盾，塑造了他们“反抗/接受”的行为模式。②他们所重视的话题，不同于网络青年群体信息消费中的娱乐化、庸俗化以及恶搞内容，较少言语时尚感，却能够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中产阶层往往直陈社会问题，更尖锐、更激烈，但言语或行文更重理性与逻辑。例如“华南虎事件”中，“挺虎派”和“打虎派”的冲突，双方领军的官员、知识分子均属中产阶层群体，他们的博弈从开始就避开了非理性的吵闹喧嚣，呈现出尊重科学、尊重证据的理性特征。
第二，从权力把控上看，中产阶层凭借对信息观念的敏感、技术工具的精通和利益走向的精判，乐于扮演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发挥群体动员的能力。在今年“雷洋事件”的曝光过程中，网络舆论从对视频缺失的质疑到对当事者行为的追问，再到对执法行为的问责，进而到有法律界人士力挺、力援当事人家属发声，提出“呼吁事件解决”的诸种要求。回顾事件的表达过程，论坛里、“朋友圈”中、“两微一端”上，每每可以发现那些所谓中产阶层“大V”的主导性言论。在“中菲南海事件”中，左、右派思潮呈现于网络，其背后，个别“意见精英”通过制造网络舆论，引发骂战、围攻、拦阻等非理性行为动员，也暴露出部分中产阶层舆论主体对于话语权的激烈争夺和把控。
第三，从心态建构上看，群体内部的异质导致中产阶层社会心理和行为选择具有差异性，其对大众社会行为的干预也令人喜忧参半。从职业属性的角度，有研究将中产阶层分为“公共中产”和“市场中产”两类，认为前者由于受到组织机构的约束，更易“采取理性和客观取向”，而后者属“自由市场”中打拼出来的中产阶层成员，则更可能“采取感性和动员取向”。处于“夹心层”的中产阶层，上升路径比较狭窄，在现实中面临着与低收入人群同争住宅、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的焦虑，这埋下了他们在网络公共空间“情绪化”爆发的隐患。因而，在网络传播中，中产阶层的两面性共存：一面是优雅温和的文化精英；一面是焦虑感爆棚“愤怒的小鸟”，并以其自身的影响力造成对大众观念行为的干预。如2016年某中央级媒体著名主持人混淆经济、文化、传播功能差异，对互联网发展提出的三条质疑，在网民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其浓烈感情色彩话语背后暴露出的非理性，遭到了知识界的理性反驳与斥责。
第四，从风尚引领上看，网络中，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符号存在清晰的物化倾向，他们是大众消费“神话”制造者，虚拟地满足着大众对财富和文化身份的向往。网络视频、图像等信息像一部包含各色生活图景的百科全书，美女美文、心灵鸡汤，小资情调、中产口味，增加了“新富人生活”绚丽而又缥缈的神话色彩。那种衣冠楚楚、珠光宝气、青春亮丽的形象裹挟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生活图景，构建了人们脑海中的盛况幻影，调整着大众的生活状态和消费心态，令人在炫目之下忘却现实差别，或长久沉迷其中流连忘返，在物质世界的光彩夺目中取得消费文化认同的一致性。中产阶层的消费符号，表达了其高雅、琐碎而奢侈的时尚气质，也反映出他们自我欣赏的自恋心态。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说，这是一种“两面招数”，一方面它“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一方面，努力使其向大众“融解并庸俗化”。③“新网红”王思聪就这样被青年网民称为“国民老公”，视作追捧的偶像。在对中产阶层消费文化时尚目标的追捧中，人们获得了浅层面的情感消费乐趣，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实社会的焦虑，但同时，也容易使人在麻醉、新奇、刺激中对物质欲望的泛滥无所察觉。
网络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的价值辨析及调整
有社会学研究表明，在发育较充分的“橄榄型”社会里，一定规模的中产阶层能够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但现实中，这一作用的发挥是与这一阶层思想意识的成熟和价值体系的完善相联系的。当代中国的网络传播中，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的表征有其积极的价值，也有着消极的一面，正确引导中产阶层网络表达，提升其观念思想中合理性因素，消解不良影响，需要从更为宏观和系统的层面做出现实思考。
首先，要重视中产阶层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表达，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与这一意识形态的对话互动，从而把握其走向，实现正向引导。网络传播中，中产阶层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存在着三种互动关系：其一是对应重合关系，其二是交叉重合关系，其三是拒斥对立关系。因中产阶层的利益表达往往宣称以大众的价值诉求和利益需要为出发点，其说辞、其传播手段容易得到大众的理解和关注，因而，当存在思想观点上的冲突时，应力戒生硬对立所导致的冲突深化。要善于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以真实、公正、理性的论辩，澄清真相，引导公众深化认识，彰显主流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的优越性，促进多元思想观念的良性转化和发展进步。
其次，要善于倾听中产阶层话语的网络表达，重视“公共话题”的用户参与，善用“网络互动”，把脉中产阶层“大V”群体思想状态，听取合理化建议，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高引导实效。网络媒体也是新的民主实践运作形式，要充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尊重网络民意，要倾听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和信息诉求。建设和完善网络问政平台，探索顺应新媒体传播规律，创新内容形式的新方法，借力于社交网站、共享视频、互动弹幕、“两微一端”等新传播形态，及时向公众发布政府权威信息，介绍相关政策执行情况，以及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置进展。贴近用户需要，深化公众信任，充分体现出以民为本、公平执政的价值理念，凝心聚力实现价值观引领、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加大监管力度，构建信息综合安全管理体系。网络传播中，多元意识形态表达的复杂性、消极影响，会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安全挑战，依靠网络自生机制来加以纠正，很难做到准确、及时、有力。为此，要加强“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四种方式相结合的监督管理，跟进创新技术手段，防范可能出现的危机苗头。要建立完善的应急反应机制，及时有效地防止危机产生，阻止危机蔓延。中产阶层的大多数人具有温和、保守、理性的特征，监管实效的发挥也要注重其积极影响的延续。要探索将严格监管和积极疏导融为一体的监管方式，建立多层级、富有弹性的监管体系。
第四，提升网络用户的文明意识和媒介素养，强化中产阶层的网络社会责任感。要加强包括网民主体意识、国家意识、权利义务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和发展意识等内涵的网民文明建设。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教育方式、传播方式，让网民了解网络世界的行为规范要求，明确现实主流意识形态规范在网络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使他们在包括中产阶层意识形态在内的多元思想面前，更具辨识力和行为把控力。同时，调动网民主体性，通过自我教育和互动教育，促进问题解决，增强社会信任。提升网民整体的责任意识，使主流意识形态取得最大程度的集体认同，优化网络生态，建设具有自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网上精神家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网络新媒体研究室主任）
【注释】
①傅宏波：《正在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观察与思考》，2004年第7期。
②孟威：《网络互动：意义诠释与规则探讨》，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33页。
③[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1页。
责编/周素丽 美编/王梦雅（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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