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类No.11- No.30
11.韩庆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是自然形成的，有其历史依据、实践根基和理论基础，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在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五个伟大”实践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核心作用，具有划时代的重大历史贡献。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具有敢于担当的气概与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再次，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显示出一种大国领袖的伟人风范和亲民情怀。最后，“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个核心领导层，要形成一个大家公认的、人民满意的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党中央核心、全党的核心，也有其政治基础。——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人民论坛》，2016年11月六中全会特刊）
12.王伟光：只要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我们要常存敬畏，常怀忧患，常保警醒。只要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到建党100周年时，我们一定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阔步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人民日报》，2016年6月28日）
13.李君如：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
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全与否，关系到党能不能够保持自己的性质，能不能够为人民长期执好政、掌好权，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而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导致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政治生态的恶化。把良好政治生态营造起来，把被恶化的生态净化。这个局面一旦形成，我们党历史上的那些受人民群众特别欢迎的形象就会重新展现在人民群众面前。——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北京日报》，2016年8月8日）
14.贝淡宁（Daniel A·Bell）：中国的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
提倡贤能政治并非反对民主制，完全可以借助民主制以完善贤能政治。应采取一种民主在基层，贤能选拔在高层的垂直模式。贤能政治应该兼含基层政府民主选举、非选举形式的政治参与协商等方式，创造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但并不包含高层领导人的竞争性选举。在具体的实践上，完全可以在不同地区展开实验。对实验结果的判断不应该过分政治化，需要由独立的学者决定。——清华大学哲学系与苏世民书院教授（凤凰网，2016年11月8日）
15.谢志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应进一步提升、拓展
在推进和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应当从五位一体进一步提升、拓展为六位一体，即在原来五大建设的基础上，增加国际环境建设，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际环境建设六大方面，它们是一个系统中的六大要素，缺一不可，彼此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具备六大建设或六大要素的总体布局才是完整、系统、现代和科学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理论动态》，2016年9月10日）
16.褚松燕：“走自己的路”是政治发展硬道理
当下，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共识点首先在于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其次在于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引导力量。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立足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并结合全球范围内政治发展的图景和新趋势，抓住权力和参与这两个核心要素，有步骤地形成以包容性价值体系为支撑的权力能力、权力制约与公众参与的制度体系，逐步实现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博导（人民网，2016年7月28日）
17.俞可平：政府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政府没有创新动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就没有活力。首先，要合理地划定上级政府的权力边界，增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为各级政府的治理创新提供一个基本的制度环境。其次，制定有效的考核奖励政策，积极鼓励创新行为，给创新者以人力、物力、财力、信息和政策的保证，形成足够强大的激励力量，激发人们的创新积极性。第三，是建立容错机制。改革和创新一定会有风险，要降低人们为创新所承担的风险，支持敢冒风险的创新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财新网，2016年6月26日）
18.杨宏山：支持学习能力强的地方政府进行实践创新，对于落实创制性政策具有重要作用
在中国政治制度下，创制性政策的决策权集中于中央党政机关，大多数领域的政策执行都由地方政府负责落实。如果决策者要加快实施创制性政策，一条可行的路径是提供选择性激励，支持学习能力强的地方政府开展政策试验。通过总结地方性试验的经验教训，创制性政策就会逐渐走向完善。可见，识别学习能力强的地方政府，给予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激励，支持其进行实践创新，对于落实创制性政策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地方政府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家治理》周刊，2016年第4期）
19.马怀德：突破法治政府建设“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困境，关键在党委政府领导
从我们的评估结果看，但凡领导重视、组织推进工作抓得紧的城市，法治政府各个指标都比较靠前。相反，组织领导不力的城市，其他指标也不理想。这说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仅靠“喊口号”“发文件”是建设不成法治政府的。有效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必须依靠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身体力行。——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学习时报》，2016年11月24日）
20.李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真正形成之日，就是我们的法律能够真正实现良法善治之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真正形成之日，就是我们的法律能够真正实现良法善治之时。那时，我们纸面上的法律规定能够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项事业、每一个行为上，并落实到每一个公民的身上，我们的权利和利益能够得到依法、有效地保障，整个社会会更加和谐有序，整个国家将从法律大国走向法治强国，从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光明网，2016年8月26日）
21.许耀桐：党规国法既非对立，也不可混淆
在当代中国，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需要依规治党；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依法治国。但是，“两依”并不是独行独处、彼此毫不交集，而是有着内在密切的、根本一致的关系。“两依”体现领导力量的一致，体现党规、国法的一致，体现治党、治国的一致。“两依”既有一致的关系，也有明显的区别。“两依”中党规、国法的制定主体、适用范围、功能作用、要求标准不同。对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进行协调，是基于“两依”的一致性和区别性。换言之，由于一致性和区别性的存在，需要进行疏通衔接，使“两依”之间保持张力和协调性。——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解放日报》，2016年10月25日）
22.阎学通：严防极左思潮，保证国内不出现颠覆性的危机
从1949年到现在，左倾、右倾对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强大、中国的进步都有影响，但极左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对中国发展、进步和强大产生的负面作用超过极左思潮。严防极左思潮，保证国内不出现颠覆性的危机，不使整个民族崛起、民族复兴出现颠覆性的后退。——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凤凰国际智库网，2016年4月26日）
23.金民卿：爱国主义决不能丢，也决不能被异化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爱国主义也具有特定的主题和内容，我们必须适应发展着的时代要求和爱国主义的主题转换，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理性地而不是盲目地弘扬和实践爱国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导（《人民论坛》，2016年8月上)
24.李永忠：监察体制改革不只是为反腐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绝不仅仅是为了整合办案的力量，整合监督的资源，或者说这只是表层的，深层的、最重要目的是把过去监督权隶属于行政权的权力结构分解，使监察成为独立于行政之外的一种权力。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变革，把同体监督变成异体监督，国家公职人员就能受到独立的监察机关的严格监督。——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凤凰网，2016年11月12日）
25.叶小文：大国自有大气象，要心系天下，要善解难题
大国，自有大气象。这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仍将快速发展、持续发展、和平发展的一个内生逻辑和重要理由。大气象，就要心系天下。大国的大气象，来自于对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大气象，就要善解难题。大国的大气象，来自对中美两个大国关系战略走向的准确把握，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坚定不移。大国自有大气象，用磅礴大气，应对小肚鸡肠；善登高望远，一览众山小；能放开眼界，尽收远方美景。大国自有大气象，大气象必有大作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太湖世界文化论坛顾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6月8日）
26.燕继荣：中国的政治学者正在经历“研究转型”，从简单的“概念套用”转向“理论再造”
学者的使命并不在于支持或者反对现实政治，而在于本着“问题意识”，说明“问题”的性质，揭示“问题”存在的真实原因。今天，中国政治学者面临诸多问题。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去阐发那些被现代国家的人们所认可的政治价值，并将之转化为可行的制度和政策改进方案。令人倍感欣慰的是，中国学者已经或者正在经历“研究转型”，即从理想目标的讨论转向现实路径的思考；从简单的“概念套用”转向“理论再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北京日报》，2016年3月14日）
27.高德步：当代资本主义正经历从合理性危机到合法性危机的转化
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上。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是有限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向相反方向转化，出现合理性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是这种转化的枢纽，导致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转变为合法性危机。而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交织并存，必然加速资本主义的衰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学术前沿》，2016年10月下）
28.苏浩：西方文明开始陷入了一种目标模糊混乱和行为无所适从的困境之中
西方文明的局限已普遍显现出来，并开始陷入了一种目标模糊混乱和行为无所适从的困境之中。西方以“民主自由”自居，在非西方世界推行“民主进程”，不仅造成了国家间的对立，也让西方文明体本身显现出民主政治的极端化倾向和福利社会导致的金融危机，使西方文明陷入一种困顿。人类社会需要从非西方文明中寻找发展演进的新路径，而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东方文明将发挥重要作用。具有东方色彩的“黄色文明”和具有西方色彩的“蓝色文明”将逐步消除相互竞争的关系，在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交流与融合，从而使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整体提升，生成一种新型的、为全球共享的“绿色文明”。——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博导（《人民论坛》，11月上）
29.庞中英：人们对待全球化的态度经历了从“趋之若鹜”到“烫手山芋”的转变
显然，全球化进程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阶段，全球化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人们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也经历了从“趋之若鹜”到“烫手山芋”的转变，起初认为全球化之势不可当，过分夸大了全球化的作用，到了今天反而认为全球化已经逆转，变得过分强调国家的作用。但是，尽管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确实正在出现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兴起的苗头，抗拒不受约束的全球化运动对民族国家主权和政策议程的主导，但截至目前为止，似乎还很难将之简单地说逆全球化已成单一趋势。即使是今日的困难局面，全球化仍然在继续，只不过是新的全球化取代了旧的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光明网，2016年12月23日）
30.王逸舟：特朗普上台不会撼动中美关系的根基
长期来看，中美关系不会因个人意志、党派执政的调整发生根本性变化。两国之间曾经有误解、有对抗，但是当双方“打开大门”开始交往之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势头良好。现在中美两国之间一年有五六千亿美元的贸易额，在各个领域如全球气候变化、地区海洋问题、反恐问题、朝核问题、知识产权、消除贸易壁垒等领域均有合作，中国离不开美国，美国也离不开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新华网，2016年12月20日）
经济类No.31- No.45
31.厉以宁：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
在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下，改革红利不断地涌现出来。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就是明显的例证。这场人力资本的革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广大农村正在掀起学习知识、学习技术和创新创业的浪潮。现在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城归。另一方面，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也无论是在校还是刚毕业的学生，不少人都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所吸引，走上创意、创新、创业之路。他们的成长是中国未来的希望。那些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枯竭了的人，他不了解中国，没有看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光明日报》，2016年12月21日）
32.吴敬琏：保护好产权才能让中等收入群体有恒心
目前我国经济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对自己的财产财富缺乏安全感，对企业前途没有稳定的预期，因而投资兴业的意愿低落。企业家存在这种担忧，原因是多重的，其中的关键是我国产权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财产权是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信心的主要来源，保护好产权，保障财富安全，才能让他们安心、有恒心，才能稳定他们的预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和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强产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9日）
33.刘伟：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依赖重大制度创新
从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入手，一个根本性、迫在眉睫的制度条件是，一定要有大的制度创新，要深入推动市场化进程，要明确企业和劳动者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在政治体制上，一定要加快民主法治建设，特别是法治化的进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推动市场化的进程，规范政府公权，尊重私权，维护市场主体正当的竞争权利，这是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改革要求的两个最基本的制度条件。一个是经济制度市场化，一个是政府制度法治化。如果这两方面滞后的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经济参考报》，2016年5月27日）
34.钱颖一：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而是深层次的改革
未来十年很关键，中国经济必然会转型，消费会提升，服务业比重将扩大，制造业要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种流行观点把结构性改革等同于结构调整，其实不然。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革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矫正市场扭曲，促进创新；结构变化只是结构性改革后市场发展的结果。所以，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而是深层次的改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网，2016年4月27日）
35.夏斌：中国经济调整转型的逻辑没有改变
对中国目前宏观经济的判断，最基本的就是中国经济调整转型的逻辑没有改变。之所以说当前最基本的判断是调整逻辑未变，首先是市场出清是一个耗时较长的艰难的过程，也就是说资产负债处理完，一些债权债务处理清楚，至少需要两三年，特别是目前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债务问题凸显。其次，PPI由负转正才刚刚开始，能否企稳还需要时间观察。另外，目前民间投资远远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对市场经济非常重要。最后，目前货币供应也没有回归到常态。——国务院参事（《证券时报》，2016年11月21日）
36.张卓元：实现经济转型，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而不是传统服务业
实现经济转型，追求质量和效率，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五大发展理念里的创新驱动发展。为此，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不要光发展传统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发展再多，也解决不了经济转型问题。很多拉美国家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60%，仍没有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创新驱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的服务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参考报》，2016年6月22日）
37.刘世锦：未来保持中速增长首先需要解决垄断问题
中国经济目前是接近底部，这和真正触底不是一回事，如果宏观政策比较得当，供给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那么在今后一两年的时间内经济触底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下一步经济触底以后，中国经济能够5-10年稳定在中速增长的平台上。要保持中速增长，新增长动能相当重要。这其中，首先应该解决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的低效率领域的开放和竞争，也就是行政性垄断问题比较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和竞争，同时应该注意解决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产业分化，现代服务业问题和新技术、前沿性创新等问题。特别是，对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应该有所突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央广网，2016年12月4日）
38.刘尚希：社会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现在影响经济增长的，或者说影响稳增长的恐怕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还有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在现阶段越来越大。我们说的户籍制度，背后就是一种社会身份，这种社会身份带来很多排斥性的问题，比如说就业、创业机会不同，同工不同酬，这是社会排斥。没有身份的社会化改革，劳动力自由的流动就很难实现，而且会导致整个经济运行成本上升。——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日报》，2016年11月7日）
39.左晓蕾：淡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关注
追求高增长速度不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根据经济规律，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潜在增长率即要素达到充分优化配置时的增长速度，会受资源约束而递减。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应该能达到11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6.5%的增长所产生的增长量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规模。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过高的增长会占用更多的资源，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失衡。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全球经济平衡发展了，我国经济也才能平稳发展。——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上海证券报》，2016年12月14日）
40.周天勇：国有经济要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动
国有企业的体制成本很高，适宜于大规模、大资本、大生产的工业化阶段生存和发展。传统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结束，使其失去了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整个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下一步一个重要任务，是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动，削减钢铁、有色冶金、煤炭、建材等各方面的产能，并且市场可能要清除现在和未来越来越多的僵尸企业，要消化它们形成的不良债务，还要分流和安置它们形成的结构性失业职工，并且其资产要进行破产清算、兼并重组等处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凤凰财经网，2016年8月9日）
41.许成钢：减税可以改善中国经济长期内需不足的问题
中国的增长速度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全体国民个人所得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过低。从基本面上看，决定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决定性原因是内需不足，这个问题不解决，增速是没有可能恢复起来的。怎么解决？减税是核心。中国之所以个人总收入占GDP比例这么低，因为各种名目的税收太多。——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长江商学院教授（《经济观察报》，2016年12月12日）
42.樊纲：债转股要有选择，不能行政分配
中国的债转股可以由经营较好、规模较大的企业牵头，根据未来的盈利预期选择兼并哪些产能和哪些企业，被兼并的企业可成为新公司的股东之一。而且，要有选择地将企业的部分债务纳入债转股的范畴，不能行政分配，更不能将所有的债务都纳入债转股。债转股后，金融机构在一定时间内持有这些股份，以后伺机出售，进一步实现产权多样化。——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2日）
43.赵昌文：要减少政府对资金价格的管制
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我国金融改革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于利率市场化，该放开的在形式上确实已经放开了。需要强调的是，利率市场化本质上是资金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核心是要减少政府对资金价格的管制。但是，放开价格并不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全部完成，还涉及到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就是金融资源配置问题。我们现在只是把二级市场价格放开了，还缺乏一个基于市场的、合理的、均衡的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金融时报》，2016年6月18日）
44.吴晓求：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规则不能通用
分享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人人参与，人人都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都可以分享资源、信息和财富；二是门槛低、起点快、周期短。普惠金融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所有的金融活动都要有监管，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监管、用怎样的规则监管。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者之间的规则不能通用。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不能惯性沿用以前的方式，否则只能既限制了新的发展，又没有监管到想监管的点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彭拜新闻网，2016年11月24日）
45.曹凤岐：我国股市对小额投资者的保护不够
股权收益实际上是由内外两种收益构成，欧洲(股民)主要靠内部收益(固定分红)，而国内在这方面没有明确规定，这就导致公司董事会可以随意决定分红，甚至不分红。现在有些企业长期不分红、很少分红或者象征性分红，造成小额投资者很难从企业内部获得收益。另外在当前股市的中签制下，普通股民买到新股比彩票中奖还难，一级市场股票买不到，二级市场购买的股票已经是相对高价，在此情况下去高抛低吸很容易被套住。在此影响下，小额投资者会受到极大伤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网，2016年9月26日）
社会类No.46- No.60
46.辜胜阻：中国城镇体系的最大短板是有关小城市的建设
在规模结构方面，小城市是中国城镇体系的最大短板。小城市严重不足，特大城市疯长，城市群中间也存在严重失衡。中国要从“以地为本”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要把城市群作为主平台，特别是在城市群中间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要以城市群为主平台，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城市群中间要以大带小，大力提升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积极培育新生中小城市，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大力发展五线城市，同时在中西部要做大县城，疏解特大城市人口，推进城乡一体化。——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10月17日）
47.李培林：逆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乡村生活的重新复兴，是今后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大趋势
从目前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来看，乡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集中的阶段已经过去。城镇化的速度今后可能会放缓，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已经大力减弱。逆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乡村生活的重新复兴，是今后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大趋势，新型城镇化并不意味着把农民都迁到城镇居住，也意味着把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让生活在乡村的人也能达到城镇的生活品质，同时还能体会到乡间的绿色、休闲和泥土的清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网，2016年12月21日）
48.李强：到2050年，中国将完成橄榄型社会的建设
到2040年，中国白领劳动者肯定将超过蓝领劳动者。到2050年，也就是大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白领劳动者比重将占到全体从业者的大约60%，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完成橄榄型社会的建设。——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
49.赵振华：我国收入差距是相对差距而非绝对差距，未出现两极分化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是绝对差距，即一部分人收入提高了、另一部分人收入降低了，而是相对差距，是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快有慢、有先有后的差别。近年来，不断有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作出两极分化的判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两极分化既有量的判断标准，也有质的判断标准。从量上来看，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要超过0.5，而我国2015年的基尼系数为0.46。从质上来判断，所谓两极分化，是指全社会形成了明显对立的两极，社会矛盾激化，显然我国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原院长（《光明日报》，2016年3月23日）
50.李春玲：中等收入标准需要精准界定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方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绝对标准模式，另一种是相对标准模式。绝对标准模式更适合成长型社会，相对标准模式更适合改进型社会。在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之下，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同一群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政策目标的重点，应该放在哪个群体，或者如何使两者达到平衡，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民日报》，2016年12月7日）
51.吴忠民：真正的社会公正不能仅强调改善弱势群体处境，而是对社会的各个群体都有利
一个社会固然要不断地扶贫济困，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处境，不断提升全体人民基本生存和尊严的底线，同时也要不断拓展社会各个群体自由发展的空间，激发社会各个群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如果只是强调改善弱势群体是社会公正的主要内容，那么，便是以偏概全。重要的是，这种片面导向的持续进行，便会不可避免地催生平均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现象的出现，损害其他群体的合理利益，造成不公现象，从而给社会带来始料不及的严重危害。——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光明日报》，2016年3月2日）
52.朱力：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需要容纳社会化解机制
法律规则无疑是化解矛盾的底线，但司法化解不能解决所有的矛盾，而且成本较高、效率较低。行政化解易产生强制性，不适宜复杂的矛盾。社会化解机制与社区化解机制有着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习惯和公众认同的强大的文化氛围，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化解机制。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形成，需要在司法机制与行政机制以外，能够接受、容纳社会化解机制与社区化解机制。——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学术前沿》，2016年6月下）
53.任剑涛：中国人需要化解仇富心理
中国古代真正看重的是物质财富所寄载的精神价值，“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中国古代真正的财富观。近30年来，中国人又创造了积累财富的现代奇迹，但仇富心理与日剧增。尽管富人远不是民族典范，但他们身上承载的一个民族的敛财能力是民族荣耀感的物质基础，是值得致敬的。然而，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分裂一旦无法有效弥合，引发社会中下层的普遍嫉妒心，积累财富的人被当作人民公敌而不是效仿对象，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富而返贫”抑或“社会动荡”。——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腾讯网，2016年11月20日）
54.李迎生：社会政策应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
社会政策的理念强调公平、发展、自助、责任，精准扶贫方案强调共享、效率、自我发展，它们可以很好地衔接，但怎么衔接需要考虑。在设计层面，我们提出要系统设计，偏重社会政策。在实施层面，我们强调需求导向，因户因人施策。这里涉及开发性扶贫与社会救助结合的机制、衔接的机制、生活扶助与文化扶贫结合的机制、物质扶贫与服务扶贫结合的机制、民主参与机制、多元合作机制。在评估环节，要实施第三方评估，同时注意动态调整。现有的精准扶贫方案、开发性扶贫不能解决问题的，可以社保兜底，通过社保兜底脱贫了，可以再进入开发扶贫，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不是单向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工作》，2016年5月18日）
55.李佐军：生态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路径
生态扶贫是生态与扶贫的有机结合，关键是将生态补偿作为扶贫的重要途径。只有承认并界定生态环境好的贫困地区的生态产品价值，由生态受益地区或中央政府进行生态价值补偿，最好是进行超值补偿，才是真正的生态扶贫。必须强调的是，生态扶贫并非施舍，而是合理补偿，是归还和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权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光明网，2016年10月10日）
56.江必新：对环境违法行为可要求赔偿精神损失
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环境资源法治建设中必须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发现环境污染问题以后要从严制裁，加大制裁力度。不仅要追究损害赔偿责任，而且要追究环境修复责任；不仅要追究财产赔偿责任，还要在符合条件时赔偿精神损失；不仅让他承担民事责任，而且让他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仅承担有形的责任，还承担无形的责任，如可以考虑建立黑名单制度。 ——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新闻网，2016年6月2日）
57.吕忠梅：我们要让生态理性催生环境法，构建“人—自然—人”的新型法律关系
现阶段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往往遵循着“企业排污，环境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这样一种规律。对此，我们要让生态理性催生环境法，将人类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纳入法律的考量并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构建“人—自然—人”的新型法律关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南方日报》，2016年5月21日）
58.钱念孙：应鼓励官员和知识分子“告老还乡”
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可以实现宝贵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对解决当下农村“空心化”积弊，对缓解大城市过于拥挤、不堪重负等“城市病”，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新安晚报》，2016年3月12日）
59.贺雪峰：让乡村为农民提供保底与退路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这是理想和未来的长远目标，显然还不是现实。现实则是，国家要对乡村进行建设，以让乡村可以获得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从而为农民提供保底与退路。正是农村的保底与退路，使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中国也才避免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几乎必然会出现的发展中的社会失序和政治不稳定。——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北京日报》，2016年10月31日）
60.席酉民：大学去行政化并非弱化管理
大学行政级别只是大学行政化的一个表象，真正的大学行政化是大学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挤压和对学术自由的干预。所以，“去行政化”绝非只是削弱大学运行中的行政管理、取消行政级别那么简单，而是要根据大学特征，改变行政权力跨界介入或干预学术活动，让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行互动，大学便会有高效的行政体系而无“行政化”。——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管理学教授（《光明日报》，2016年1月12日）
文化类No.61- No.70
61.范玉刚：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艺家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艺家，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有着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密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英雄辈出的大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出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这个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国家相匹配的文艺精品，就要不断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让自己的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并仰望星空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脚踏实地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讲好中国故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文汇报》，2016年12月2日）
62.郭齐勇：国学不等于背书，更不能脱离现代社会与现代教育
我们一直在推动儿童诵读经典，但是发现目前有的国学培训机构或书院只是让孩子们、青少年背诵经典，也大有问题。背诵不能无度。有人把背诵作为学习国学的唯一形式，让孩子乃至青年越学越蠢。只强调背经典，完全在误人子弟。背那多有什么用？没有必要。根本上我们要寓教于乐，要有一些办法让青少年去乐学。同时学国学不是背书就够了，是要让青少年通过接触经典，学会分析与思考问题，提升理解能力与理性能力，特别是要做一个好人，做有良知有道德的人。而且一定要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西方文明，不能脱离现代社会与现代教育，要全面打好数理化的基础，不能偏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原载台湾《国文天地》，2016年2月第31卷第9期，澎湃新闻网获作者授权刊发）
63.成中英：中国文化中的刚健进取之德与包含融合之道是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
中西对照下，中国文化并不排除自由与人权，只是要求两者体现在和谐与正义之中或两者的基础之上。而西方文化则往往为了自由与人权，侵犯更多人的自由与人权，形成了霸权与自私的贪婪。在当代世界，中国发展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西方却是强调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或个人主义。在中西交往中，中国文化更显示深沉广博的厚德载物精神，也更能体现刚健自强的创造精神，而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此种刚健进取之德与包含融合之道，既是人类原有的共同价值，也是人类可以发挥的共通价值，更是人类必须追求的理想价值。——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大公网，2016年11月14日）
64.余世存：重塑知行合一的文化范式
传统的读书人把知识当作能够滋养人生的东西，这既包括生命，也包括身体。过去人讲富润屋、德润身，知识就是德，所以我们要靠这些价值来建立起我们和周围世界的关系。读书不是工具，而是一种存在方式。比如王阳明的修身工夫，再到苏东坡、白居易，这种文化人的修身，包括后来的顾炎武、钱穆，他们都是知行合一的。首先自己要知行合一，才能在社会上知行合一，要建立起跟自己、跟周围的关联，这才是知识本身承载的伟大价值。——当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学者、自由作家（凤凰网，2016年5月30日）
65.楼宇烈：网络时代应强调人的主体性
我们今天要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文化这样一些最根本的精神特征。我们今天不能做网络的奴隶，我们要主动地运用这个网络，不是让网络牵着我们走，失去我们人的主体性。用网络来传播中国文化，在今天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真的来尊重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有一种自信心，自尊心。——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光明日报》，2016年6月2日）
66.董学文：警惕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目前我国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以集中否定、消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革命的、进步的、面向人民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为其特征的。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什么能够盛行？原因固然很多，有客观环境方面的，有主观认识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创作主体在理想信念方面出现了问题，以致其转变了立足点或创作立场。文艺家失去了理想信念，灵魂就会沦陷，创作的作品就会“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这五个“去”，实际上，就是对一些文艺作品通过臆想和独断对“五四”以来的进步历史、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和社会主义的辉煌进程加以回避、稀释，加以扭曲、否定和妖魔化现象的凝练概括与表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红旗文稿》，2016年03期）
67.杜维明：现代年轻人正在体现儒家最基本的价值
年轻人掌握的技术越多，他们掌握的资源就越丰富、动力就越大。年轻人的视野比较宽广，和全世界连在一起，他们自己之间也发展成为一种非常强烈的认同感。越年轻越对于全世界的一些事情感觉到兴趣，比如对于环保比较敏感、对国际秩序以及将来如何发展越关怀。因为有互联网的关系，年轻人之间的沟通也非常多。儒家的基本精神叫做沟通与理性，通过沟通来建立社会的和谐和创造它的价值，所以儒家最基本的一些价值其实都是现代年轻人能够体现、应该体现的，而且正在体现的。——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凤凰网，2016年5月19日）
68.张颐武：西方文化优势已成社会拖累
文艺青年在中国语境中的话语权和自信都很强，否定中产普通生活，追求诗意浪漫，这些都超越了原来中国语境中对左右的传统定位。传统左右在这些话语面前都显得相对老派，往往难以回应这些新话语的冲击，于是新话语几乎无往而不利。在这套话语中，这些西方传统中产没得到好处，反而经济地位下降，生活受到冲击。而西方在中东等地做大事，反而遭遇大的难民潮，这就是“反噬”。西方那一套文化优势变成经济社会的拖累，内部的社会基础不答应了，就用选票说话。原来视为西方“软实力”最强大的多种族、少数话语、高调环保、流动自由、财富的浪漫化等60年代以来自由派的所谓“白左”、“圣母”等观念被逐步逆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环球时报》，2016年11月17日）
69.金元浦：文化与科技的交融，是“文化+”最重要的内容
文化+科技，或科技+文化，二者的高度融合，将成为文化科技整个产业链未来发展持久的动力源。这个产业链为：原创为王（创意创新）——内容为王（科技文化一体创作的新内容）——传播与渠道为王（新渠道、新方式、新形态）——营销交易为王（电商、无线、移动营销、物联、车联）——体验消费为王（新感觉、新体验、新消费方式、新消费群体、新消费习惯）。——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光明日报》，2016年3月24日）
70.乐黛云：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急功近利
中国文化“走出去”，千万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觉得外国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比如他们喜欢昆曲，我们就拼命地把昆曲弄出去，其实昆曲弄出去并不一定都有好评的，因为很多人没有基本的欣赏能力，所以不能这样做，要从根本上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底细是什么。接受一种文化，当然首先是从感性着手。一开始就对高深的东西感兴趣，这不太可能，都是从比较感性、细微的方面入手去了解、接触。可是现在从国际形势来看，外国人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国文化是怎样崛起的，能对世界下一步的发展起到怎样一种作用。——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导（凤凰网，2016年3月26日）
（人民论坛编辑部杨鹏峰、谭峰、贾娜、王妍卓、宋睿宸、孙娜、肖晗题搜集整理）
责编/温祖俊 张寒 美编/于珊
参与评审的专家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严书翰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
范玉刚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邹东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李希光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赵 丰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
龚 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宇文利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熊光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春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赵朝锋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丁元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李良栋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李怡宗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导
韩振峰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程惠哲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桑玉成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张成福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刘 强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执行所长
孔祥宇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苏加毅 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教授
颜晓峰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导
封丽霞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法理学室主任、教授、博导
谢志强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林建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杨 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
主要参考媒体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国家治理》周刊、人民网、《北京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南风窗》、《新京报》、《学术前沿》、《学习时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瞭望》、《凤凰周刊》、新华网、中国新闻网、央视网、中国改革论坛网、凤凰网、观察者网、爱思想网、光明网、财新网、搜狐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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