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也就不会有诚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已经对外公布。这是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意见》对解决长期以来社会所关注的八大产权问题明确了方向。该文件出台后，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产权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诸多难题，皆与产权不明晰、产权受到侵害有关，至少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社会的诚信缺失，就是由于产权虚置所致。
我们可以把产权看作实指，也可看作虚指。经济领域的产权、企业产权、财产权等是实指，政治领域的产权则是虚指，是一种借喻。如现代政治强调主权在民，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于它治下的那个群体——人民的授权与同意。换言之，若把国家比作一个公司，人民是公司的股东，而治国者不过是受人民这个股东之托的公司经理。经理作为“打工者”——尽管是高级“打工者”——在公司业务经营中，可以有创新，有发挥，但不能违背股东的意志和利益。中国领导人说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表达的也是这层意思。从诚信来说，中国要最终化解社会诚信危机，要有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政府的执政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授权，而且只能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也就不会有诚信。企业不是我的，我凭什么对它负责？因此，只要能赚钱，经营者的利润能最大化，手段是可以不问的。大不了，打一枪，换个地方。也就是说，没有产权，企业经营者不会有动力和耐心去经营品牌，对消费者负责。因为品牌和信誉的积累说到底是为了长期利润，没有产权，辛苦积累的利润全部或大部最终归产权所有人，企业经营者哪有激励去培植信用？
有人也许会说，有产权也不见得会有诚信。民企有产权，可很多的假冒伪劣产品，有毒有害产品，大都出自小作坊、不规范的小企业之手，又作何解释？可以这么来看待。首先，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所谓无产权无诚信，只是就社会的多数现象而言，是对这种现象的一个概括和理论抽象，并不排除无产权有诚信和有产权无诚信这类现象。其次，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缺乏道德、正义和法律的约束，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当弄虚作假成风，而又受不到惩罚或惩罚代价不高，无论是作为经营者还是自然人的理性选择，当然会去同流合污，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利润最大化。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大家就不会去重视产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诚信的制约作用，因此，实质而言，它形同没有产权。第三，很多民企，尤其是小的民企，其产权是不稳固的，随时有可能受到公权力的侵害，换言之，它的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这也培养了民企所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即使如此，相较而言，大的民企在讲究诚信方面，比小的民企做得要好，道理很简单，因为大的民企能从产权中获得更多收益。
上述民企的后两种情况，其实也可把它称作产权虚置，也就是名义上或法律上有产权，但产权持有人实际分享不到产权收益，或只能得到很少的收益，这个时候，他自然没有积极性去保护产权，从而诚信经营。
产权虚置最严重的还不是民企，也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国企的产权虚置更普遍存在。因为国企名义上或理论上全民所有，但作为全民中的一分子的个人，是没有对国企财产和利润处置权的，不能占有国企经营中产生的利润。从而，使得全民变成了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空壳，而国企的经营者即经理们，却事实上成了国企的主人。但由于他们“名不正言不顺”，也不能把国企的产权变成法律意义上的个人资产，因此也没有恒心去经营国企，或者在经营国企过程中，用种种不合法、不诚实的手段将国有资产变成个人私产。此所谓代理人风险。这些年我们就看到，一些国企，包括行业领头国企，爆发出诚信危机。
所以，要维护社会的诚信，单靠严刑峻法不够，严刑峻法充其量只能促使企业和个人讲诚信，但无法做到约束政府及其官员。要使后者成为社会诚信的表率，必须做实产权，让人民在国家中，真正拥有对产权的处置和占有。
（作者系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