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的青春精神，或许是巴金的《家》打动一代青年读者的重要因素。它无异于几千年封建伦理天空中的一声惊雷，打开了一个透出缕缕光明的世界。对于“80后”作家张悦然而言，《家》中的悲剧感则源自青春或生命的困境，表现出一种对“物化”产生警惕后的幻灭感。
【关键词】巴金 张悦然 《家》 青春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巴金与张悦然小说青春主题的不同维度
“青春毕竟是美丽的东西”，1937年2月，巴金在《家》的后记中如是写道。“青春是美丽的东西”，1953年3月4日，巴金在《家》后记中重复道。“青春是美丽的东西”，1957年6月，巴金在《和读者谈<家>》一文中，仍然毫不避讳词穷之嫌，表达着他对青春的赞美。
“青春”是巴金前期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从早期的《灭亡》《新生》《我的太阳》，到《雾》《雨》《电》，再到“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主人公几乎都是青年。青年是青春的象征，他们指向的不仅仅是一种生理年龄结构，更是一种精神结构，正如塞谬尔·厄尔曼所言：“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懦，进取压倒苟安。”以此来审视巴金的《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青年话语与主人公觉慧的“成长”历程如此契合：“他进了中学，他的世界又改变了面目。书本和教员们的讲解逐渐地培养了他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和改良主义的信仰。他变成了梁任公的带煽动性的文章的读者。……可是五四运动突然地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梁任公的主张被打得粉碎之后，他连忙带着极大的热诚去接受新的、而且更激进的学说。”①由此可见，觉慧的青春展现不是指向身体，而是指向他作为启蒙客体，对新思潮不断地接受和更新。
如果说巴金的《家》呈现的是反抗封建专制主义，以此构造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现代个人主体，那么在“80后”作家张悦然的《家》中，同样书写的是“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的青春精神。很显然，鲁迅《伤逝》的困境——个性解放之后遭遇的物质危机和精神隔膜，在当下已经演变成更深层面的问题。而张悦然的《家》便是对这一青春困境的回应。张悦然的《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之“家”，有房有车，电动窗帘、咖啡、面包、红酒、宠物猫等充满小资气息的物质充斥着主人公的生活。然而，相恋并同居六年的恋人却在同一天不约而同地逃离了。这种逃离也让我们想到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的《逃离》：女主人公因为不堪忍受家庭生活的平庸而选择逃离，但最终半途而返，重回家庭。这种具有某种同构性的“反对一切规范性的东西”的“逃离”，其中隐含的是现实秩序与人性内在精神的紧张冲突。
“有形之物”和“无物之阵”
巴金笔下的“家”是封建专制礼教的代名词，是囚禁正常人性生长的牢笼。“房里永远是这样单调，窗外永远是这样阴暗。……我不能这样屈服，我一定要反抗，反抗祖父的命令，我一定要出去。”②在文本的创作中，巴金需要为反抗行为设置具体的标靶，“政府”和“国家”太过宏大，而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结构。与“国家”和“政府”相比，“家”显然更容易成为具体生动的文学形象。森严的等级结构、严密的伦理秩序，以及与个体之间紧张剧烈的矛盾冲突，还有什么比它更适合成为“反抗者”们批判的标靶呢？
家庭不再是传统伦理中的温情载体和安顿人心的场所，而是践行吃人礼教的场所，这是巴金小说《家》的悲剧意义所在。换言之，“家”里面悲剧性的人物所面对的阻碍是“有形之物”，也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纲常伦理等思想。如果说巴金《家》中的悲剧源自那些“有形之物”，那么在张悦然的《家》中，“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之后，不再像巴金的《家》中面对“有形之物”那么简单，而是陷入了一种虚无的“无物之阵”。张悦然《家》中的悲剧感源自一种对青春或生命的困境和幻灭感，这种幻灭感是五四作家们的时代诉求实现之后所产生的，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张悦然《家》对女主角裘洛的塑造，几乎完成了五四时期作家们的理想，女主角有独立的经济和时间支配权、独立的情感空间。这里的话语权既不像巴金的《家》那样由男人操控，也没有《伤逝》中子君的情感精神依附、停滞怠惰而造成的悲剧。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陷入青春精神的困境呢？这主要来自于“物化”世界的侵蚀。格奥尔格·卢卡奇曾说过：“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商品形式已经成了‘普遍的结构原则’，物化‘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甚至是渗透到人类主体性之中。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越来越高的经济层次上不断地生产，物化结构也就越来越深刻地渗入人的意识中。”③
张悦然在《家》中表现出的写作野心远超同时代的青春文学作家，因为对问题的追问还将继续深入。她意识到，自我的主体性已经濒临“物化”的边缘，若按照这个惯性生活下去，或许将沦为“单向度人”的境地。这时的她已经出现了警觉自省的迹象——憎恶过度“物化”的生活。张悦然塑造的主角，面临的是一种对“物化”产生警惕之后的幻灭感，这种幻灭感投射的是一种深重的悲哀，必然使得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的个人陷入虚无的“无物之阵”。
一种“救赎”的可能：重建“共同体”
两部《家》不仅书写了青春的表现姿态、精神困境，而且都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意识。他们不满足于书写一部“问题小说”，而是试图突围救赎，提出可能的精神向度。就情感层面而言，巴金《家》中的爱情描写是较为打动人心的。如觉新和梅那古典痴情又不无憾恨的爱、觉新和瑞珏琴瑟和谐之爱、觉民和琴充满五四青春气息而又热烈的爱、觉慧对鸣凤充满人道主义的含混之爱、觉慧对琴的朦胧之爱。但爱情在这里并非胜过一切，换言之，无法依靠爱情达到某种救赎。
“不管觉新跟梅见了面，不管梅经过了几年的风波以后又到这个公馆来，都不曾带来新的感觉。那个不断地在空中飞翔的死的恐怖把一切别的感觉都赶走了。”这一段叙述背景是战争炮火来袭之时，历经五年的光阴后，在“空中飞翔的死的恐怖”中，觉新和梅已无心互诉愁肠离情、悲叹物是人非。“他更明白人生的意义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个少女的一对眼睛跟广大的世界比起来，却是太渺小了，他不能够单单为着那一双眼睛就放弃一切。”从中可管窥觉慧对爱情的一些体认：比起广阔的世界，爱情何其渺小。如果人的精神成长仅仅仰赖爱情来承载，那么必定走向萎谢。而在张悦然的《家》中，女主角的生活不是靠情感在维系，而是靠一张刻板的时间表，与冰冷的“物”打交道。作者的叙述也是不动声色而又冷漠的。
这两部作品均选择了“逃离”作为一种解决困境的方式，或许可以把这种“逃离”看作是一种奔向“救赎”之路的表现。受到《新青年》思想的影响，觉慧决然出走，奔赴外面的世界，试图和那“几个通过信而未见面的热情的年轻人”重构“想象的共同体”：那是一个“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人道主义世界。而张悦然笔下的救赎，则是主人公走向汶川大地震志愿者行动队。这一看似“讨巧”而又“世故”的结尾，却隐藏着巨大的思考空间：如何逃脱作为“工业文明奴隶”的命运？如何在物质欲望充斥人心的灾难里实现“一个小小的跳跃”？回归“大我”的“共同体”，回归到朴素的“被需要”中，是不是一种救赎的可能和青春精神向度的体现？
（作者为南昌大学科技学院讲师、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注：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度项目“巴金与‘80后’作家关于青春书写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ZJW1413）的部分研究成果】
【注释】
①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②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70页。
③巴金：《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4—56页。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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