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体系，与其说是为了与西方交流，不如说更多是出于对自身的考量。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界需要就中国一路走来的经验教训，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给中国的民众一个交待。
【关键词】政党体系 中国特色 价值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把其重要性提升到“引领社会变革的时代先声”高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要上一个台阶、要走出自己的道路——最高层对这一议题的强调，释放了什么讯号？ 笔者认为，讯号的核心可以总结为“以理服人”这四个字。这里的“理”，强调的是执政的“法理”，即西方政治学中强调的Legitimacy。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摸索着全新的发展模式。一个模式的建立，需要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成效；二是支撑该成效的概念构建。中国的发展模式，在第一个因素上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前领导人邓小平曾简明扼要地指出，发展就是硬道理。中国再不发展，就要被开除球籍。中国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完成了从开除球籍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蜕变；相对滞后的，是对自身发展道路的一套连贯的理论体系。然而，缺乏了这个因素的有力支持，中国的发展没有了自身有力的发言人。
中西方对政党体系的不同概念
笔者在美国的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对于中西方关于政党政治根本不同的理解有切身体会。美国本科政治学导论常用的一本教材名为《权力与选择》（Power and Choice）。该书在谈到政党时，特别强调指出，政党的存在，必须以通过选举获得执政权为目标。以美国为例：大家知道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但其实登记在册的政党林林总总，数目众多。美国是公认的两党政治，除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其他政党获得国家立法权、执政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这并不妨碍诸多政党把赢得选举，从而夺取行政和立法权作为其存在的根本使命。另外，有些政党虽然在国家级选举中没有取胜的机会，但在州、镇、市等地方级别选举中却有取胜可能。
总而言之，以美国为代表，西方的政党体系和其选举体系密不可分，两者共同构成了其根本的政治生态。而这样一个政治生态，在中国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在其序言里，已经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换句话说，中国的宪法确认了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为唯一执政党，其他政党为参政党，对执政党进行辅助协商。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下，不存在执政党的不确定性。 如此泾渭分明的区别，说明中西方不可能在政党的概念上取得根本共识。如果说西方的政党成立后需要首先解决的是参政权的话，那么中国的政党在被执政党批准成立后，就已经跨过了参政的门槛，直接进入议政的阶段。从这个角度讲，所谓“中国特色”在成为概念以前，早已成为实践。现在需要的，是概念构建的补课。
从价值和历史角度看西方对政治发展的话语权
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特色”这四个字就频频出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与其说是理论纲领，莫如说是对现实的描述。毕竟中国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没有先例。正因如此，“中国特色”往往蕴含着做起来再总结、摸着石头过河等实验意味。 三十余载春秋过后，彼“中国特色”已非此“中国特色”。今天，这个词汇固然包含了继续实验的意味，更包含了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需要从理论角度分析、总结和归纳中国道路。以政治学为例，如果中国的学者们拿不出清晰、逻辑畅通的关于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阐述，那么对中国政治体系解读的话语权，会继续掌握在西方手中。这种学界的发言不平等，是一种客观存在。
是什么造成了西方对中国政党政治解读的话语权？不可否认，这里面有价值观的根本冲突。西方的政界和思想界主流，从来没有掩饰过对自身制度的优越感和自信，并从根本上认为其制度具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性。其中，以“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理论为引导的西方决策者和学者，更认为自身的政党政治制度是走向世界持久和平的唯一通途。 以美国为例，应该讲这一套观念从孩童时期开始，就通过学校教育和诸多媒体影响，得以深深内化。这也造成了西方从政府到民间，对于与己不同的制度天然的怀疑和排斥。这种情绪不是单方向的——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和文化优势，西方对其制度的维护和推广，对未采纳其制度的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压力。 除了价值冲突外，也应看到西方对政党政治、政体性质的话语权也有历史的原因。当代的诸多政治概念，如主权国家、多头政体（polyarchy）、各种选举制度等，均起源于西方。作为先行者，西方政党政治在其模式下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而非西方国家，不少是被强纳入了这个体系。作为规则的最初制定者，要求西方政界和思想界跳出历史的框架，给这些成熟的概念一个全新的定义以便来解释中国的现象，这是不现实的。
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体系
过去三十多年间，西方试图把中国纳入其政治制度体系的努力没有成效。但反过来我们也要承认，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在蓬勃的自信心驱使下，中国官民也曾想通过发展的成绩单，并借力于丰富的文化遗产，打造出和西方平等交流，使其信服接受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但同样收效甚微。中西方在政治基本概念和相关价值取向上，愈发体现出“道不同不与谋”的倾向。 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体系，应该放在这个大环境下思考。此时高层对于学术建设走自己的路的呼吁，与其说是为了与西方交流，不如说更多是处于对自身的考量。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界需要就中国一路走来的经验教训，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给中国的民众一个交待。西方对政治体系的话语主导权，不仅对中国决策层造成压力，也对中国民众造成挫折感。这已经在前几年的“与西方争夺话语权”中颇有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