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居正改革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改革事件。张居正改革时期通过调整海外政策舒缓海上压力，维护海上安定，并采取措施加强同西方的关系，对晚明时期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张居正 改革 对外政策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以隆庆改元为契机，明朝的海外政策出现了较大调整
要讨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对外政策，首先要弄清张居正改革前的东亚国际形势。如果以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张居正步入权力中枢——内阁为界，此前影响明朝海外政策的外部力量主要是葡萄牙人和日本人。葡萄牙人在明武宗正德年间已经来到广东沿海，其外交使团还曾深入首都北京，嗣因葡人拒不退出其所占领的朝贡藩属满剌加，加之他们在广东沿海的海盗行径，从而引发中葡两国的海上冲突。葡人战败，被逐出广东，明朝方面则在广东厉行海禁，禁止朝贡贸易之外的民间贸易。葡人无奈，只好北上闽、浙，与当地商人进行走私贸易。
日本方面，因为倭寇不断骚扰，明朝初年的中日关系并不顺利。永乐以后，中日之间发展出一种勘合贸易，断续存在百余年。但受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争贡事件的影响，以及倭寇问题的再度出现，勘合贸易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被叫停。此后明朝遭受空前严重的倭寇侵扰，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倭患才渐次平息。需要指出的是，倭寇虽以日本人为主体，但其中也不乏中国沿海的走私商人以及来自西方的葡萄牙人。在明朝的军事打击下，葡萄牙人逐渐退出浙江、福建沿海，并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与广东方面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以后，葡萄牙人陆续入驻澳门。广东的对外政策松动了。而在闽、浙地区，因为明朝海禁甚严，起而抗争的沿海私商甚至成为倭寇群体的核心。在与倭寇的长期斗争中，许多有识之士已深深认识到，严重的倭患与严厉的海禁密不可分，“寇”与“商”同样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盗”，“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因此，要想结束私商勾倭的被动局面，恢复东南海疆的海上安定，开放通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以隆庆改元为契机，明朝的海外政策出现了较大调整。
隆庆元年，在张居正的参与下，以徐阶为首的明朝内阁批准了福建巡抚涂泽民开放海禁的请求，允许福建商民从海澄月港出海，在除日本之外的东、西二洋进行通商活动。从参与人数之多、贸易规模之巨来看，东洋吕宋是月港对外贸易的重点所在，而这时的吕宋岛已沦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所以，月港—吕宋贸易的实质乃是中西贸易。明神宗即位后，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在推行内政改革的同时，继续稳定对外开放，逐步完善海外政策，使隆庆以来的开放格局得以延续。
张居正改革时期的开放政策主要集中在经贸层面
在对葡政策方面，从万历元年（1573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明朝对澳门葡萄牙人的大政方针逐渐确定下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承认葡人居澳地位，发展严格管制的中葡贸易。通过与澳门葡人的长期接触，广东方面已逐渐感受到其以贸易求利为主要目的，不会轻易给中国制造麻烦。于是他们绕开朝贡体制，打着“资贸易以饷兵”的旗号，不断发展与葡萄牙之间的务实商贸关系。从万历二年起，明朝向居澳葡人征收地租银，每年五百两，明末一度增至一万两，葡人在澳租住地位得以确定。其次，在澳门北面莲花茎上修建关闸，设兵驻守。每月逢一、逢六开关，以此限制葡人任意进出内地。而在此前的万历元年（1573年），明朝已设广州海防同知于雍陌，以便就近弹压。此外，香山方面还在澳门设立保甲，加强对居澳葡人的管控约束。三是制定税则，照章抽税。大约从隆庆五年（1571年）开始，明朝对澳门葡船采用“丈抽之例”，按照船舶大小征税，西洋船定为九等，东洋船定为四等，由广州海防同知、广东市舶提举和香山知县一同前往，丈量征收。四是定期开办广州集市，方便葡商购销货物。从万历六年（1578年）起，明朝允许葡萄牙商人每年进入广州一次，在官方组织的定期集市上推销进口货物，采购中国商品。这被称为最早的“广州商品交易会”。万历八年（1580年）后则可一年两次进入广州。此后的广州集市逐渐发展成一种常设性、制度化的外贸商品交易会，一直延续到崇祯年间。五是“联夷制盗”，即借助葡萄牙人剿灭东南海盗。早在嘉靖年间，福建方面已用葡萄牙人剿灭海盗林剪，张居正当政后延续了这一策略。隆庆二年（1568年），粤海巨盗曾一本围攻广州，俞大猷邀请葡人助剿，获得成功。万历八年（1580年），澳门葡萄牙人又向两广总督请缨，希望与官军一道征讨远在柬埔寨的海盗林道乾。
在对西班牙方面，张居正改革时期发展对西关系的目的有二：一是“联夷制盗”，借西班牙力量打击、消灭沿海海盗，维护明朝专制统治；一是藉通商增加税收，解决东南财政危机。而通过开放海禁，允许漳泉商民出海贸易，与西班牙人建立相对牢固的政治经济联系，又可将上述目标整合起来。万历三年（1575年），福建把总王望高等在追踪海盗林凤时到了菲律宾，意外得到西班牙殖民当局助剿林凤的口头承诺。菲律宾总督则适时组织使团出使中国，希望藉此加强与中国的通商贸易关系。此后被西班牙人包围的林凤机智逃脱，中西之间的军事合作未能实现，但西班牙人的“慕义”之举还是获得明朝方面的高度赞赏。针对月港开放后对西贸易快速增长的实际状况，福建方面将原设于嘉靖后期的海防馆加以调整。海防馆的前身为靖海馆，专以缉捕海上走私为主。职能调整后，海防馆演变成管理商民出海的机构，再后则更名为督饷馆，成为名符其实的外贸管理机构。隆庆六年（1572年），漳州地方颁布《税银则例》，确定了外贸征税的基本原则。万历三年（1575年），更为详细的“海禁便宜十七事”正式出台，外贸税收的税种、税率大致固定下来。计有引税即外贸许可证税，和水饷、陆饷、加增饷等。水饷即船舶税，按商舶大小征收；陆饷为商品进口税，按货物多少计值征税；加增饷之征税对象为从吕宋返航的“空载”商船，它们不载番货，只有番银，所以每船征收一百五十两的加增饷。据此可见，准贩东西二洋以后的议征商税，引额、商税的调整变动，海防馆职能的根本转变，皆在张居正当政时期大体完成。
从总体上看，张居正改革时期的开放政策主要集中在经贸层面。囿于华夷观念的限制或束缚，张居正等人不仅把葡、西二国理所当然地归类于夷狄之列，而且用朝贡模式规范引导欧洲使者的来华活动。西班牙使团出使福建，葡澳代表拜谒两广总督，中国方面无不按外藩陪臣的行为规范严格要求。一些人甚至以接受吕宋西班牙人的所谓“朝贡”为耻辱。由于中西之间外交理念的较大差异，所以在中欧经贸关系获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中欧政治关系并无多大进展。在对外文化关系方面，明朝对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要求一概回绝。前述菲律宾总督派往福建的外交使团即以奥古斯丁会士拉达、马任为主，他们肩负通商、传教的双重使命，但传教愿望未能实现。万历六年（1578年），圣方济各会士彼得·德·奥法罗率团前往广州，请求在广东传播福音，学习中国语言。广州当局把他们送到梧州，听由两广总督安排。两广总督刘尧诲拒绝其传教要求，禁止其在中国居留。这批来自西班牙的传教士一些获准进入澳门，一些取道漳州返回吕宋。而对于可以为我所用的海外军事技术，如来自西方的佛郎机炮、火绳枪，及其火药配方等，则来者不拒，仿制推广，所以在京东蓟镇、昌平等地，戚继光仿制装备了数以万计的佛郎机、鸟铳等欧式火器，成为吸收西方军事长技的先行者。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这些做法，大体为后来者所效法。
自主调整内外方略，坚持弛禁开放是张居正改革时期对外政策的亮点所在
张居正改革时期对外政策的调整探索，既坚守传统，又讲求变通，为后人应对国际形势新变化、发展务实开放的对外关系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首先，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避免被欧洲海上强国殖民侵占的前提下，自主调整内外方略，坚持弛禁开放，将对外关系逐渐落实到经贸层面，体现了以张居正为首的明朝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务实精神，是张居正当政时期对外政策的亮点所在。其次，在守护传统的同时，探索模式与制度创新，给后人留下对外贸易的宝贵遗产。隆庆以后，明朝在与葡萄牙、西班牙的经贸交往中，在广东、福建两地率先开始制度调整，并以澳门模式、广州体制和月港体制的形式，逐步实现了外贸领域模式与制度的局部创新。
澳门模式是在中国保有领土主权的前提下，以收取租金的方式，为东来欧洲人提供栖身与贸易场所，从而为中欧关系的正常发展开启一扇窗口。广州体制在于为中外商人提供购销商品的场所和渠道，从而搭建起中外商务交流的实体平台，这是明朝在澳门之外开辟的又一外贸功能区。月港体制是明朝在福建地区尝试体制创新的一大成果。与前者不同，月港体制只为漳、泉商民出海贸易提供合法渠道，有往而无来，并不允许西班牙人来华贸易，但它在关税征收方面的制度调整，标志着明代外贸税收已由实物抽分制向货币税饷制转化。第三，张居正改革时期的开放举措实现了财富创收，初步达到了“足国裕民”的目的，近海小民的生存状况因此大为改善。更应当看到的是，张居正的这些举措使风雨飘摇的东南海疆逐渐稳定下来，海盗活动大为减少，对外贸易逐年增加，沿海经济快速复苏，商品经济大为发展，闽粤社会经济由此步入较快发展的黄金时期。第四，张居正的开放举措增进了中外之间的接触与了解，累积起明人处理全新国际事务的识见与能力，从而使中国明朝迈出了前近代早期（全球化起步阶段）参与建构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一步。中欧之间由互不谋面，到斗争合作，在磨合中寻找默契，在斗争中扩大共识，明代中国的近代意识从无到有，与西方世界的经常性联系日渐增多，古老中国开始朝着世界新秩序缓慢迈进。
毋庸讳言，张居正改革时期的开放举措大都是在传统政治架构未作任何改变，而内外海洋贸易势力的“联合打压”，让东南地方难于承受的特殊背景下，由闽粤地方当局率先在局部地区进行的小范围调整。从措施的制定看，主要着眼于当前紧迫现实问题，缺乏系统而长远的规划。从调整内容看，大多集中于经贸层面，政治、文化方面的考虑和安排不多，带有较大片面性。从地域分布看，这些举措生发于闽粤两省的漳州、澳门、广州三地，不惟其他各省难援成案，闽粤其他地区亦罕有其匹，可谓局于一隅。从实际效果看，其对中国社会之转型推动作用有限，一些开放举措虽能取效一时，但又埋藏不少隐患。
凡此表明，张居正改革时期的对外开放是局部地区的有限开放，其对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感知与把握尚处于初级阶段，这是张居正等人的时代局限。
（作者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
【参考文献】
①[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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