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不仅由国家发展环境决定，同时又是一个随社会发展变化的动态环境。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人文价值都要求政府的规章和法律作出适应性调整。这种规章和法律的调整，不仅要照顾到当前利益，也必须照顾到社会的长远利益。在当前行政体制下，政府的责任首当其冲，廉洁的行政体系是一切的本源。
【关键词】政商关系 民营企业 依法治国 【中国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政府以较低的税收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商业环境，是良性政商关系的核心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存在的经济功能是消除市场在资源配置时的失灵。限制垄断、纠正外部效应、提供公共用品、保障公平交易、保障财产安全、培育新生产业等是最为常见的政府功能。为企业去除不必要的规章限制和尽可能减少企业的负担是保证企业活力的根本途径。然而，政府在为企业提供必要服务的同时，对企业实行合理的管制，是当代市场经济体正常运作的制度保障。故良好的政商关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高效廉洁的政府、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是全社会期盼的理想状态。
但是，政商关系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里？其实，这是一个随社会经济环境不同而不同的结果。背后的原理在于如何以较低的社会交易成本实现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同时满足基本的社会道德标准。对此，以社会平稳能够承受的力度严格执规、执法是不二选择。正常的商业秩序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严格执法带来的社会冲击只是短期利益的损失如就业的减少，保障的却是合理行为带来的长期良性发展。
如果把“亲”“清”政商关系作为一个良好商业环境的标准，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政府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公正、低成本的商业环境。这不仅要求公正、高效的执法，同时要求政府提供充分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包括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合理的政策环境。而不像目前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高房价、教育和医疗设施不足等，都是企业需要承担的沉重负担。然而，高质量的硬件和软件商业环境要求政府的高投入，高税收就成为必然结果。政府如何能够以较低的税收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商业环境，才是良性政商关系的核心。新加坡以世界最低的税率和最简单的税法，实现了世界最佳的商业环境，是值得借鉴的例子。新加坡唯一的公司税是利润的17%，最高个人收入边际税只有21%。在世界银行排名的全球最易经商城市中，新加坡连续多年排名第一。由全球经济论坛发表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新加坡也连续多年排在前三名。打造亲商环境一直是新加坡政府的基本国策。廉洁、公正、专业、高效是形成新加坡良好商业环境的基本逻辑。
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不仅由国家发展环境决定，同时又是一个随社会发展变化的动态标准。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人文价值都要求政府的规章和法律作出适应性调整。这种规章和法律的调整，不仅要照顾到当前利益，也必须照顾到社会的长远利益。合理的政商关系不仅要求公平、公正、高效的执法，也要求法律规章的专业和合理。这是在我国目前社会环境下最大的挑战。
产生不正常政商关系的三大根源
多年来，国企民企的差别待遇不仅导致民营企业行为的扭曲，也同样导致国企行为的扭曲。垄断性国企的浪费和低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即使是非垄断性国企，也在政府资金和政策的保护伞下不思进取，竞争力低下。对民企而言，在政府推动大规模反腐之前，很多民营企业的竞争以寻求当地官员的支持为目标，衍生官商勾结和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当前的重拳反腐环境下，官员与企业家的“蜜月期”结束。“不吃饭、不收礼、不办事”是目前政商关系一个新的常见现象。如果把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做一分类，其性质可以有如下三种：一是法规本身合理程度导致的问题；二是法规执行是否公正、高效的问题；三是企业是否遵纪守法的文化基础引起的问题。
法规的合理程度问题。由于中国经济体属于转型经济的历史原因，很多不合理的法规由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传承而来。这不仅包括法规本身脱离现实、老旧滞后，同时包括政府行政人员缺乏主动服务企业的意识。诸多部门相互限制导致办事效率低下，早已是体制的痼疾。法规合理程度的另一面是仍然存在的法规是否适合当前的社会环境。这要求法规制定和调整时，有足够的专业水准。政府决策人员本身的专业知识和是否能够尊重专业人员的建议是问题的关键。对民营企业而言，构建实质性和国企统一的规章则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
法规执行的公正和效率问题。有规不依、有法不依是权力寻租或不负责任的必然结果。环境污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环保法不能严格执行。污染的程度和腐败的程度直接关联。民营企业在利益驱使下行贿环保执法人员，并不是新鲜事。执法的效率同样也反映在执法的质量上。比如普遍发生的征地纠纷问题，结果往往是“钉子户”获得更多的赔偿。造成的后果是鼓励被拆迁人做“钉子户”。类似的问题数不胜数。另外，执规执法的成本太高，同样会使法规失去本来的意义。法规执行成本太高，会导致这项法规最终流于形式化的存在。例如，中国复杂的税收制度使众多的企业不能完全遵守税法，偷税漏税在众多中小企业中时有发生，真正的守法者则处在竞争劣势。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不亲商的环境。
企业是否遵纪守法的文化基础问题。当违法违规现象增多时，执法成本同样升高。但企业愿意守法，必须是因为守法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当法规执行不到位导致企业违法变得更加合算时，违法就会成为普遍现象。所以，违法者增多，往往是由法规的不合理或法规没有严格执行所造成的，二者互为因果。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路径和挑战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路径自然明确。
改善法规的合理程度，在于加速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高效合理的规章和政策来源于客观、公正、专业的设计。合格专业人员的任用必须有公正的执行机构。而公正的执行机构只能由廉洁的机构产生。廉洁、公正、专业、效率成为产生合理法规的基本逻辑链条。
改善法规执行的公正性和效率提升，要求清楚规范的法规与有监督责任意识的执行者。规范、透明、业绩、奖励或问责是改善法规执行公正性和提升效率的明确路径。
培养企业遵纪守法的文化基础，要求公正严格执法，为守法者提供公正环境激励。说一千遍不如惩罚一遍。在美国，人们对交通法律和其他法律的自觉遵守，背后的原因是违法的成本太高。美好道德环境的培养，必须建立在对良好道德行为给予奖励，对违法者给予惩处的基础上。
商业环境改善对挖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实现经济新常态下的可持续发展和文明社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建设意义。“亲”“清”政商关系是其中的最重要一环。在当前行政体制下，政府的责任首当其冲，廉洁的行政体系是一切的本源。真正能够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挑战，正是来源于廉洁行政体制能否建立。这不仅是民营企业的期待，其实也是全社会的期待。巨轮已经启航，彼岸可以期待。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吴元华：《新加坡良治之道》，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责编/谭峰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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