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西方舆论总是强调人口自由生育是人权问题，但闭口不谈人口爆炸带来的资源、环境危机会影响到中国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而这才是首要的人权。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归根结底关系着我国人民自身的根本利益，“不要听蝲蝲蛄叫就不种庄稼了”。
第三，持废除计划生育观点的学者提出来的诸多理由，都不宜简单地归结为人口问题，大多数都可以通过经济社会政策调整来缓解或解决。以乡村人口空心化为例，不能只看到农村劳动力人口大规模净流出，也必须同时注意到城市人口的净流入，特别是北上广深等特大型城市人口早已过载且引发了“城市病”。解决好空心化问题，需要依靠经济政策上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实行更加公平的分配政策以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单纯地靠鼓吹进一步增加人口数量来解决。一言以蔽之，政府在人口政策制定和调整上要始终铭记习近平总书记“三个不会根本改变”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应有的战略定力，统筹协调好人口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关系，不仅倡导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还要倡导人口规模与生态治理目标相适应。唯有此，我国的生态治理才能顺利推进，才不会掉入“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的深渊里。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杨 莘（见习）】
注释：
[1]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567页。
[2]曹荣湘主编：《生态治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3]张劲松：全球化体系下全球生态治理的非生态性[J].江汉论坛，2016年第2期。
[4]曹荣湘主编：《生态治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