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践行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并为此在全党全社会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和实践。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结合新问题、新情况，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思想、新观点，探索出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的中国特色的理论教育之路。
【关键词】邓小平 理论教育 功能 途径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摘要】邓小平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践行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并为此在全党全社会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和实践。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结合新问题、新情况，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思想、新观点，探索出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的中国特色的理论教育之路。
【关键词】邓小平 理论教育 功能 途径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强对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一方面可以帮助大众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教育思想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致思之路。邓小平在认清客观形势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到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摆正自身的地位，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处于从属地位。虽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也不能放松对全党全体人民的思想教育，因为这是保证社会事业进步的政治保证。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功能和地位的阐释做了应然性思考，也对如何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战略谋划。他认真总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些问题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也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会影响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邓小平这一富有远见的卓识，之后在苏东剧变中得到了印证。因此，在抓经济发展的同时，邓小平时刻强调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功能：第一，全党全社会都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特别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全体社会成员，为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政
治保证。第三，统一全党思想，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坚强的思想保证。第四，强调理想信念教育，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要发挥这种精神动力，关键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第五，坚持实事求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既反对左，也要防右，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②
立基于实事求是的致用思维，提出了“精”、“用”的教育原则
学风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党历来就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要达致邓小平实事求是的致用思维向度，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认知教育升华到知行结合的良好学风养成。为此，邓小平结合现实的形势，做出了深刻的论述。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这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根本的要求。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并不是要掌握什么高深的理论，普通群众不需要掌握大篇大论，只需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朴实的道理就行。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精”、“用”原则不仅高度概括了理论学习的方法，更是从致用的实践高度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用性，否定了理论学习忽视客观现实的误区，是框正不当学风的重要论述。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这句话思想深刻，有着丰富的内涵。“要精”是从质的层面上提出要精通马克思主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邓小平要求我们在学习马列的过程中，要牢牢把握这一精髓和实质，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用马列著作的个别词句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学会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要管用”是从实际运用层面上提出学习马列主义要用来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要围绕着现实的需要，不断加强理论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学马列“要精”和“要管用”是紧密相联的，“要精”是基础，是前提；“要管用”是目的。二者之间是学习和实践，是掌握原理和解决问题的关系。所以这就要求在学习马列过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态度，做到学以致用。
邓小平“要精”、“要管用”原则，浓缩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国化的独特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重大贡献，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是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的，能够正确地解决实际问题。
立基于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突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内容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西方价值观念开始渗入我国，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这给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必然对我国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提出严重挑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思潮的侵入，坚持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广大人民群众。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认知、了解和认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内涵，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反对搞精神污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教育，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传统极左思潮顽固坚持的意识形态，忽视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导致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严重问题。因此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不仅是理论教育的问题，更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问题。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教育，不仅强调专政，还要强调民主，教育人民“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人们分清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坚持党的领导教育，让人们明确党的领导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坚持党的指导思想教育，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继承性和一贯性。文革以后，在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③这是在指导思想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上的与时俱进。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内容，而且以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立基于理论教育实效性，强调了教育方式的多样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承载和传导着主流价值观信息。要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选择好多元教育方式。不仅利用当时时代条件下提供的教育方法，还要根据社会和人的思想发展，不断地创新挖掘新的教育方法。
发挥党报党刊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主渠道作用。邓小平重视通过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任《红星》报主编时，他强调通过报刊指导红军的理论学习和武装工作，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提出办好党的报纸，发挥党报党刊在理论宣传中的作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强调党报党刊做好正面宣传，传播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
开展报告会、座谈会等，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形式。要在现实条件下，创造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方法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邓小平非常重视利用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形成对社会主义的共识。1941年4月，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中，提出政府机关支部的第一任务是：有组织地在本部门工作人员中开展诸如读书会等活动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后，各地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阵地不断地涌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运用提供了众多的场所，也使人们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来系统学习，从而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支持。
运用广播、电视等新媒介引导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为方便灵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也应改变传统报刊严肃的教育模式，强调从事文艺、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能以大局为重，做好利用广播电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工作。
发挥模范人物的示范作用。邓小平鼓励创建群众性的精神文明活动，提出了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将在活动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事迹加以整理、宣传，发挥典型人物的示范效应，在全社会形成“讲文明树新风”的社会风气，推动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的建设。通过这些教育活动，不仅实现了理论教育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把深刻的思想理论融入到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中，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而且用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来感染群众，提高了教育的有效性。通过多种方式手段，让人民群众在享受文化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教育，提高了自身的素养，对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邓小平把马克思理论教育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不仅在内容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活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
【注：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互联网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4ZDAXM005】
【注释】
①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第4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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