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贫富差距拉大、人口城市化加速是造成社会空间解组的重要原因。城市亚文化圈的形成影响着生活圈内居民的文化认同，会逐渐形成偏异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圈，使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面临着由内而外的挑战。应采取建立以社区自治为主导的、社区警务战略为辅的犯罪管控体系等措施。
【关键词】社会解组 亚文化圈 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城市化发展不平衡性加剧，城市中原住居民、现住居民和流动人口在地理环境、基础资源占有和社区文化氛围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不同的生活决定了不同的意识，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认同。主流的文化与偏异的文化正在不同的城市里交锋，由此延伸出去的，使社会距离增大、思想隔离加深，多种文化构成的亚文化圈逐渐形成，给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隐患。
社会空间结构解组可以被狭义的理解为城市空间及城市功能的分解与重构，它指的是城市空间地理格局的变迁、社会基础资源占有的不平衡和不同社区文化氛围的差异。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城市空间结构的扩大使得各社区依地理位置、区位方向产生了分化：老旧社区的原籍居民依优先选择的优势搬迁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以及附近居住；外来新入籍人口因人才引进、工作调动等原因进入城市中间地带居住；流动人口因户籍政策、自身经济条件等因素，普遍居住在城市的周边地带或老旧社区——城市空间结构在多种因素的角力下，一分为三，甚至更多。在点状、片状、圆心状的城市空间地理格局下，社会空间结构的解组正在发生。
城市亚文化圈的形成动因
第一，社会空间结构解组，是城市亚文化圈形成的外在动因。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结构及功能变得更加开放和广泛。城市政治、经济核心区及附近地区，因政策导向、资源集中而发展较快，高楼、别墅林立。原住居民、收入较高的群体一般居住于此。收入略低的人群，往往采取月租、年租的方式居住于房屋价格较为低廉但生活设施相对齐全的城中村、厂中村、老旧居民区、规划待建区等地段。在多数大城市，我们可以看到老旧的城中村出租屋紧挨着富丽堂皇的高档小区，一条马路相隔，分离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差异在日积月累中已然将交际文化圈分离，使各自“圈”中的居民在文化认同中产生了偏差，为城市亚文化圈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第二，城市居民心理嬗变，是城市亚文化圈形成的内在动
因。心理嬗变主要体现在城市原住居民、外来新入籍人员、流动人口各自身份的认同之间。一方面，原住居民因城市化建设（诸如拆迁、老旧社区改造、旧房出租）而普遍在经济上获利，他们更习惯使用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更大的社会价值，其交际文化圈相对固定且难以扩大。另一方面，外来新入籍人员、流动人口则将进入城市、在城市扎根、获取经济利益作为改变其地位、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社会关系较为复杂，然而新的社会关系重新构建、工作生活的重新选择使他们矛盾，存在感和归属感被严重削弱，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生活较为困难，他们更容易产生深层次的共鸣和认同，从而形成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圈子。这两方面的隔离，正在逐步拉大两个文化圈的距离，易将原住居民本身的优越感演化为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和抵制，将外来人口的弱势感演化为对原住居民的敌视和不屑。两个文化圈的群体免疫力正在下降，亚文化圈的形成会使其偏离主流文化的轨道。
第三，文化监督、宣传教育、社区管理机制不健全是亚文化圈形成的又一动因。文化监督和引导更宏观、更加要求有一套科学的预警和防控体系。主流文化的引导和监督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观念上，还体现在实践中。文化层面的预警机制目前尚不能构成对各文化圈的干预，有一定的滞后性。宣传工作尚未真正深入文化圈和交际圈，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教育的功能；包括社区干预和基层执法在内的社区管理，是规范和监督社区与社区之间的硬性防线。对于那些正在出现的亚文化糟粕仅仅引导是不够的，尚缺乏更加严厉的制约和打击。公安、城管、工商、税务在执法过程中，还存在盲区；基层力量不足，管理存在盲区等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加速城市亚文化圈的形成。
城市亚文化圈可能带来的挑战
多元阶层意识下亚文化圈的形成，加大了政府对意识形态实施调控的难度。美国社会学家认为，城市社会问题频发与城市中复杂的个体构成环境密切相关。新入籍居民以工作为主线的生活，支撑着由同事关系为主要社会关系的交际圈；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流入城市而无法实现“城市化”，他们成为了城市的“边缘人”，交际圈仍无法打破同乡、同籍的状态，生活习惯也基本没有真正“城市化”——他们与原住居民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并有着自己相对固定的交际圈和阶层意识，一旦亚文化在各群体中传播，很容易改变各阶层的生活方式，继而改变各阶层的主流意识。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体是盲目的，群体的观念、理性与想象力一旦达成一致，便不受外界影响。阶层意识之间存在距离，各阶层间所形成的亚文化圈自然互不相通，更加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充斥其中，而价值观念又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那么一旦亚文化圈形成，政府对意识形态实施调控和干预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亚文化圈对个体意识和行为的认可，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文化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引与评价功能，亚文化也是如此。社会学家沃斯认为，城市心理与乡村心理截然不同，生活改造着人性。包含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拿来主义在内的城市亚文化，贴近生活实际、易被接受，可以被不同的人群模仿、遵从，更容易影响个体、群体、个体群体之间的相互行为。亚文化圈的每一个个体都会在亚文化的影响下，失去辨别自己行为的可适性。在日常生活中多被异化、排斥的群体，在接受亚文化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其所未有的鼓励和认同，从众心理使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是正确的，人的获知本性会使他们融入这一群体，从而排斥让他们感觉不适的文化，尽管那种文化再主流、再健康。
由亚文化圈形成导致的社会失范，对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在社会学中，社会失范主要是指人们由于对共同的社会规范采取了失信的理解、有悖于价值观念的不稳定状态，主要包括经济失范、政治失范、知识失范、秩序失范和道德风气性失范。社会学家默顿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是产生失范压力的主要群体。他认为，没有一种努力能达到处于社会顶层人士的成功，是造成社会底层人士失范的最大心理障碍。社会空间结构的解组，各阶层之间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不满情绪，是导致道德失范和秩序失范的重要原因。亚文化的传播给了失范以合理性和正当性：当一些人认为日常遵从的基本规范并不完美并有机可乘的时候，这种失范便会上升到对体制和政府的怀疑、甚至上升到犯罪。
在我国多数的大中城市中，亚文化圈已经逐渐形成，原住居民中的一部分人受“金钱至上”等亚文化的熏陶，认为金钱、关系可以摆平一切；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将收入不高归咎于自己不善于投机取巧，认为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才能真正的获利。这两种想法摒弃了传统的道德，一旦逾越底线，便是越轨的犯罪行为。道德、秩序、经济的失范，最终会导致政治的失范，直接危及到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和稳定。
不断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亚文化圈的形成是在社会空间结构解组这一特殊社会现象下，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的重要隐患。我们应看清威胁、正视漏洞，通过不断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第一，要巩固领导核心，打牢政治基础。群众对党的信任是主流意识形态被认同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管理都是为了确保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城市化进程中的各个阶层中均有党员，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能够很好地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可以更好地成为主流文化的载体和传播个体，为各阶层建立深入而广泛的社会关系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党的领导下，认清现实，认清自身肩负的历史重任，率先垂范地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摒弃亚文化，与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划清界限，拒腐防变，并主动对身边的人施加积极影响，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受众。这是进一步巩固和打牢意识形态安全根基的政治基础。
第二，要利用网络、自媒体的桥梁作用，重新建构阶层关系。网络和自媒体的发展，使大众真正进入了全民信息化社会。信息终端微型化在给民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我们重构阶层关系、打破传统的社会关系网带来了思考和借鉴。社会关系网存在隔离，可以利用普遍使用的网络和自媒体作为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从而打破城市地理空间的藩篱。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正能量，使正确的、无糟粕的文化与亚文化在互联网上针锋相对，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时期、新阶段的重要作用，明确态度，批判亚文化，以帮助各阶层网民摆脱迷茫，建立正确的认同。力推在线办公、在线回答网民日常生活问题，开发办理业务的同城APP，以手机为载体，及时发布与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有用信息，协助各阶层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政府对舆论加以必要的引导，将主流意识形态灌输于舆论的始终。在网络间进一步树立政府威信，拉近政府与网民的距离，进一步增加网民的信任，从而在深层次上加强意识形态的管理。
同时要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网络终端也是亚文化传播的重灾区，暴力、色情、非法交易、电信诈骗通常利用网络终端危害大众的利益。对这些违法行为的重拳打击，最能够体现依法治国的国策，最能够展现政府摒弃亚文化、宣扬主流文化的决心，同时，也对各阶层网民起到教育作用。
第三，要建立以社区自治为主导的、社区警务战略为辅的犯罪管控体系。首先，明确社区责任，完善社区管理，实现社区自治。制定本社区的行为规范，采取划片分治和跨社区联动的方式，将责任落实到每个社区、不留死角。建立并完善楼长负责制、出租房屋人负责制，监督社区行为规范的实施，明确谁负责谁治理，谁出租谁负责的相关制度，社区居委会定期召开会议了解社区情况；鼓励社区各阶层相互“走动”，重塑邻里守望，一家有难，多家帮护，使社区机构成为实现这一愿景的纽带和桥梁。
其次，丰富社区文化活动，加强社区文化教育。社区是城市的最基层，是城市的根基，加强社区文化教育，开展社区文化联谊活动，对于打破社会空间结构解组带来的负面效应具有重要地位，更容易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可以以社区为主导，采取成立公办和公益性质的夜校和开展宣传讲座，尤其是普法讲座，使全民养成在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的法制观念；可以定期在节假日、周末举办家庭联谊会、体育文娱大赛等活动，丰富业余文化，加强沟通。
最后，完善社区警务战略，积极引导失范行为，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应建立完善的巡查制度，由民警、协管员、志愿者定期上门访问，调查情况，及时掌握社区内部人员流动情况，发现困难及时解决；建立全民举报制度，发动志愿者组织，及时上报、及时处理违法行为；及时清理、筛查社区内出租屋的整体情况，落实身份联网登记核查制度和暂住备案制度等，防止亚文化的外来输入。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阎志刚：《城市化北京下民工行为失范原因浅析》，《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②宋广强，章凤红：《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理论探讨》，2015年第5期。
③金坤城：《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前沿》，2010年第15期。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
